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精髓”和“法宝”
陈希同
江泽民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深刻理解、把握这一精髓和法宝，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它是贯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精髓，是法宝，首先，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改造世界，就必须坚持物质第一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做到认识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邓小平同志指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这一理论的一把钥匙。邓小平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坚持运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重新认识和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探索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结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也只能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毛泽东同志强调，实事求是，“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可见，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和法宝。如果离开了这个精髓和法宝，搞思想僵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何从发展？如果离开了这个精髓和法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岂不是取消和背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那就等于宣告共产党的灭亡。
第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保证。我们党７３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路线正确，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一旦偏离或背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甚至招致失败。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如果离开了这一思想路线，“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发展，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是用新思想、新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发展，都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思想理论上受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严重束缚，同时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又向人们提出了冲破唯心论、形而上学束缚的历史任务。他们敢于离经叛道，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加以改造，吸收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吸收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列宁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而是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阐明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突破了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才能成功这一结论的思想束缚，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中，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推翻了沙俄帝国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突破了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依靠工人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的“框框”的束缚，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继列宁之后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一代领导人，对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同志之后，总结了中国２８年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就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突破框框，大胆探索，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没有这一次思想大解放，也就没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深刻地阐明了以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解除了姓“社”姓“资”问题的思想困扰。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一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设想，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怎样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以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要与之相适应，从而找到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途径。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使人们的认识出现一次新的飞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向前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路线，才能排除“左”或右的干扰，正确把握、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把首都的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内涵以及它同实事求是的关系。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被某种东西捆住了、绑住了、束缚住了、禁锢住了。这种被捆绑住、禁锢住的思想是不可能正确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它必然会使主观背离客观、认识脱离实际，绝对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必须把捆绑思想的绳索解开，把禁锢思想的枷锁放开。那么，又是什么东西捆绑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呢？就是唯心论、形而上学。解放思想的本意就是指也只能是指把人们的思想从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辩证唯物主义上去。除此以外，别无他意。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都是没有意义的。
深刻理解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和法宝，还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正确的思想路线决定正确的政治路线。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正是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越端正，就越能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越能深刻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从而更加自觉地坚决地贯彻它，而不必担心解放思想会背离它。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而要正确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这些大政方针，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我们思想不解放，还受着“左”或右的影响和束缚，就不可能正确领会和准确把握中央大政方针的精神实质，坚定地自觉地贯彻执行。第二，有了中央的大政方针，我们还必须从自己地区和单位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自己的具体情况，具体地消除某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影响，把中央的精神同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措施，这样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能认为中央已经有了新的思路、方针和政策，就不需要我们付出辛劳，而是“简单地照抄照转”，仅仅起个传达室、收发室的作用就可以了。第三，中央的大政方针，都是来自于基层实践，它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才能对中央大政方针的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提供点滴的素材。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解放思想同尊重科学是一致的。尊重科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就是要求实事求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尊重科学同解放思想也是一致的。当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时候，主观不符合客观，因而需要解放思想，这是尊重科学。当思想认识超越于客观现实的时候（不是科学的预见），那就陷入了唯心的胡思乱想，也是主观不符合客观，因而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这也是尊重科学。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人，“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至于“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同样是思想“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可见，不论“思想落后于实际”，还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都是主观同客观相脱离的，都是不尊重科学的，因而也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既是反“左”的、又是反右的。“左”，主要表现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则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左”和右，是一对孪生姐妹。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从哲学上说，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受着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都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都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危害。所以，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只有正确把握、运用“精髓”和“法宝”，才可能不断排除“左”或右的干扰，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解放思想是长期的。“解放思想到头了”，“解放思想过头了”，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到头”，意味着人们对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物认识的终结，意味着人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或影响，能够百分之百地、一丝不差地、绝对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这就注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要达到完全正确、至善至美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列宁就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不仅常人做不到，即使“超人”恐怕也难以做到。因此，除了死人和未出生的婴儿以外，人都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只能力求减少或避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影响，力求主观同客观相符合，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认识也要不断深化，解放思想也将是长期的。解放思想永远不存在“过头”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最近几年，北京市连续开展了四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每次大讨论，都使我们对市情的认识有了一次新的飞跃，在工作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新的思路和大的举措，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深深感到正确把握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和法宝，对于做好首都的各项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继续认真地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力求多一点唯物主义，少一点唯心主义；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多一点调查研究，少一点道听途说，认真贯彻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首都的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解决了温饱的基础上，为提前实现小康的目标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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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让书香充满中华大地
——《中华大家读：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读后
赵世瑜
由陈丕显同志和已故张友渔先生任总主编的套书《中华大家读：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版），分为哲学、政治、文学、历史、科技５卷，共约４００万字，是一套分量很重的大书。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是与全民族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有关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与我们的先贤不断总结概括、留下丰富的文献，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文献的精华推向大众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的“入世”意识与经世致用传统，使每一位真正的大学者都不囿于书斋、满足于自己在科学上、学术上、创作上的成就，而且能够把自己抽象深奥的思想明白易懂地告诉大范围的读者，才是真正的大学者之所为；而只有大学者才能取裁精当、言简意赅、去粗存精。这也正是太史公撰《史记》时注重文采、刘知几倡导叙事“以简要为主”、司马光作《稽古录》，乃至章太炎重订《三字经》等等的缘由所在。本书以陈丕显、张友渔总裁全书，各卷分别以张岱年、张友渔、余冠英、何兹全、马大猷等学术界名家分任主编，正体现了上述优秀传统，也使这部面向大众的中华原典集粹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保证和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大学者们编纂“大家读”的读本，并不会湮没他们对问题的深刻思考与精辟见解而陷于从俗、媚俗。拿本书来说，张岱年、方立天主编的“哲学卷”，以“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动静观”、“矛盾观”、“形神论”、“心性论”、“人生理想论”、“名实说”和“知行说”的分类，概括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的和最有特色的内容。这个分类不仅考虑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是从今人的哲学思考对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认识论的反思。它体现了编者长期以来对本领域体系的思索和研究，从而为读者把握要领提供了清晰扼要的指南。由何兹全、瞿林东主编的“历史卷”则又有不同的特色，它以时代分期为纲，力图通过所选文献向读者昭示自传说时代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概貌。其精心设计的１４个标题，大致反映出中国历史的进程。更有“后序”一目，撷取了自司马迁、李世民以至毛泽东论学习历史的重要，使本卷文献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的主观历史认识。至于“文学卷”编选以体裁分类、“政治卷”、“科技卷”以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分类，均有独到之处，读来都使人兴味盎然。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古人对读书在著文方面价值的认识。但读书的价值远不止此。人类的知识除从现实实践中得来，还要从书籍中得来，因为书籍是对人类以往实践的总结。但是既要“大家读”，就必须考虑让大家读什么书的问题。我以为，要让大家多读《中华大家读》这样的好书，让书香充满中华大地，通过“多识前言往行”以磨砺意志，增益智慧，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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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我国烟草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出版
由缪克怡撰著的《我国烟草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根据云南省卷烟烤烟交易市场运转实践，对我国烟草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在我国建立卷烟期货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建立卷烟期货交易管理运行机制，规范卷烟现货交易和进行卷烟期货交易的理论、原则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对于我国烟草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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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李凡夫文集》出版
李凡夫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建国后长期在党的文教、理论战线担任领导职务，一九九○年逝世。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凡夫文集》。
这部文集收录了李凡夫同志从抗日战争前后到八十年代在各个不同时期写作的专著两部、文章十余篇。这些作品是从李凡夫同志数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由于这些作品服务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因而他们的论述重点和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论述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显示了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良好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