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统一战线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深切缅怀李维汉同志
王兆国
今年８月１１日，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逝世十周年。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卓越领导者和著名理论家。在几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李维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中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李维汉同志从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６４年底，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职务，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善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政策。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高度理论水平和远见卓识，以及对于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思熟虑，积极向中央提出重要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肯定和采纳。
１９５３年，我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同志率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调查结束后，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决定将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两次扩大会议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他当时也在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同志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样，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作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上被明确地肯定下来，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同志在制订这个方针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有计划地推进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加强统一领导，并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这项工作，李维汉同志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担负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李维汉同志认为，企业和人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两项财富，不仅要把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而且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被称之为“双重改造”的方针，在当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对变革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争取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祖国建设事业中贡献他们的才能、经验和智慧。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赞赏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
从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李维汉同志以敏锐政治感觉和眼光，觉察到要及时把统战工作的中心转到教育和学习工作上来，广泛组织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进行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来一个根本转变，与他们已经改变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大办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和工商讲习班，组织各方面党外人士入学。同时，注意改善同他们的合作共事关系，表彰他们中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历史证明，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巩固和统一战线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１９５７年以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李维汉同志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议民主党派、工商界采取开“神仙会”的方式，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以及“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让他们敞开思想，提出问题，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李维汉同志倡导的“神仙会”，是贯彻和风细雨、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性和进行自我教育的好方法。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层层召开“神仙会”，提高了党外人士的思想认识，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与我们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李维汉同志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总是顺应历史潮流，高瞻远瞩，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供重大决策依据，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略。建国后，我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就是党中央采纳李维汉同志的建议后作出的英明决策。１９４９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能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其理由在于：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民族是典型的压迫民族，而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人民在内都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都是受欺凌的被压迫民族。二是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０％，而我国少数民族当时人口只占５％左右。三是俄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联系密切，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同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四是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而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五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已经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很快同意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以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地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几十年来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国家制度。李维汉同志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１９５１年４月，党中央、毛主席委派李维汉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李维汉同志在谈判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庄严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历史已经证明，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决策，是完全符合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和祖国人民利益的。李维汉同志出色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任务，对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李维汉同志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十几年里，能够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并取得巨大的成绩，来源于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他在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问题的著作。如６０年代初撰写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等重要文章，科学地阐述了我党统一战线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著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我党统一战线和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新经验，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李维汉同志首次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党派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一门科学，有它的理论，有它的规律。”他号召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找出统战工作的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１９８３年４月，他得知中央统战部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非常高兴。那时他已经是８６岁高龄，身体很虚弱，仍然亲自撰写提纲，到会作了长达三小时的理论报告。他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
读过李维汉同志回忆录的人都知道，他的回忆录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当时党的集体活动，总结党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自己，不隐讳或推卸自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字里行间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发表的回忆录，受到党内和史学界的好评，被誉为典范。
李维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所倡导的许多优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至今仍在中央统战部产生着良好的影响。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思念。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顾全大局，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对待革命工作，他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调查研究，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德高望重，却从不居功自傲，严于律己，对家属子女要求极严。他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善于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交诤友，许多党外人士都十分怀念他、敬重他。
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李维汉同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是永远值得统一战线工作者学习的。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运用长期积累的统战工作经验，发挥统一战线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使我们的统战工作形成新的气势，开创新的局面，以告慰于敬爱的老部长李维汉同志。（附图片）
１９８３年春，李维汉同志带病撰写回忆录。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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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忘私鞠躬尽瘁
——沉痛悼念高天同志
费孝通
高天同志的逝世，无论是对民盟的工作，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是一位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又是一位共产党员，从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承担着民盟的主要工作，使民盟在我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能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付出了极大努力的。长期的繁重工作，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溘然而逝，我们感到十分的悲痛。
高天同志解放后一直在光明日报工作，先当编辑室主任，后当副总编辑。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他到民盟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正是十年浩劫刚刚结束，被迫停顿活动达十年之久的民盟工作亟待恢复起来。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面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恢复民盟各地组织的活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民盟也不能例外。这个时候，他协助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史良、胡愈之等积极开展工作，使民盟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不辞辛苦地到各地召开座谈会，听取民盟盟员的意见和反映，设法把一个个民盟地方组织恢复起来；他不顾疲劳地走访许多老盟员的家庭，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打消他们的疑虑，请他们出来参加活动和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民盟的活动渐渐开展起来，民盟的工作渐渐活跃起来，民盟的组织也渐渐地发展起来。民盟在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安定团结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作用，不断地显示了出来。这里面有着高天同志不可磨灭的功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也是民盟在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路线。高天同志总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在参政议政、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意见，使民盟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就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参政议政工作的重要方面。从１９８７年以来，民盟中央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十条建议》、《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关于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关于珲春出海口岸建设及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的建议》和《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等等，其中都包含了高天同志的辛勤劳动。我们一道去过山东、甘肃、河北、吉林、江苏、上海等进行调查研究，对提出这些建议都经过认真考察论证和文字修正。记得１９９２年新年之初，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仍然冒着漫天的风雪，驱车和我一道跑了６个多小时，到河北沧州考察，足见他对民盟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在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方面，他根据民盟自身的特点，与民盟中央的同志一起，开辟了办学讲学、科技咨询、支边扶贫、区域规划等工作领域，大力组织全体盟员投入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潮流中去。他强调民盟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和参政议政的工作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坚持要求全盟努力贯彻“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主张，认为只有组织和推动民盟盟员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参加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才能使我们了解情况，才可能提出有助于党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高天同志十分重视民盟的自身建设，认为不断提高全盟的政治素质，在思想上和执政党保持一致，是民盟思想建设的关键；在组织建设方面，他强调发展和巩固相结合，重在做好民盟各级组织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工作，使民盟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他的这些意见和举措，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民盟工作的开拓和发展，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我对高天同志的过去知道得不是太多，只知道他青年时代就才华出众，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新闻记者。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战地采访工作。从１９３８年起，他就和党保持着联系，一直在胡愈之、范长江同志领导下工作。１９４４年他到昆明任《扫荡报》的主编，我当时在昆明教书，时常见到他运用这张报纸传递爱国民主运动的消息，支持学生的抗日反蒋斗争，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心脉相通，站在一起了。他是１９４６年在香港加入民盟的，并一直负责民盟港九支部的工作。他为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我和高天同志接触得多的是他１９７８年到民盟工作以后，特别是１９８７年我负责民盟的工作以后，继而他担任了民盟的常务副主席。我们在这七年多时间里，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相处得十分融洽，视为知己。他十分尊重我的意见，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都由他一个人担当了起来。他在工作中事事出于公心，毫无个人的私念。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个人的任何要求。记得前些年他住在光明日报宿舍的五层楼上，当时他已患心脏病，每天上下班数次爬楼，常常气喘吁吁，体力难支，但他还是默默地承受、克服，从不向他人讲，我从他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反映，他才搬到后来住的地方。他生活十分俭朴，每天坚持上班，中午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吃完饭就在沙发上躺一会，下午接着工作。下了班，他在家仍然是工作，或改材料稿件，或打电话联系事情，确确实实是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公而忘私。正因为这样，他积劳成疾，得了病。就是在治疗期间，他仍然在不停地工作，或写出自己的书面意见，或找人讨论问题，或打电话联系事情，一直到他停止呼吸。他是为了民盟的工作，为了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逝世，是民盟重大损失。他一生走过的道路，为我们全体民盟盟员树立了一个学习的良好榜样。学习和继承高天同志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我们对高天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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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想着党
——写在傅连暲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傅连暲同志是我军卫生工作的开创人之一，长期担任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我们在延安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军委总卫生部和建国后的中央卫生部，先后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十多年，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感受很深。现值他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片断回忆，写此短文，以表示对他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仰。
１９４９年，我们住在河北平山县朱毫村。春节时，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去拜年。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就对同去的党小组长说，你来得正好，我把这个月的党费交给你。他这种时刻想着党的精神给大家很深的教育。在谈话中，他对大家说，现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到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
连暲同志身为高级干部，工作又十分繁忙，但他总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事不能参加，也总是要向党小组长请假。
１９５８年国庆节，连同志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他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精神焕发，非常高兴。散会时，毛主席赴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毛主席经过傅连暲同志面前时和他亲切握手，并诙谐地说：“连暲同志，好久不见了，你还没有死。”连暲同志说：“托主席的福，我身体还好。”这次和毛主席的会见，使连暲同志激动不已。回家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最了解我了，按我过去的身体情况是不能活到现在的。所以没有死是因为有党的关怀照顾，是因为革命胜利给自己的鼓舞，也是自己树立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讲究卫生，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的结果。”第二天他满怀激情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衷心的爱戴和感谢，请卫生部党组特交毛主席，说明连暲同志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死都和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保健工作中有一条纪律就是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连暲同志这样教育工作人员，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他在看望彭总不久，叶帅去了，他看出他们是要商量军机大事，就起身告辞，彭总说：“你别走嘛，你这样的老同志听听有什么关系。”他还是托故要去看望其他同志离去了。
连暲同志的组织纪律性，还表现在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１９４６年冬，军委总卫生部机关由陕西子长县向山西临县转移的途中，卫生部的行军队伍里混进了一头失散的无主毛驴，当时运输力正缺，下面同志就把这头毛驴带去山西了，此事被中直党委知道了，提出严厉批评，说是违犯群众纪律。连暲同志事前不知此事，一旦知道后，他毫不推诿，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干部教育不够，负有领导责任，并派专人将无主的毛驴送回陕西交当地政府处理。
傅连暲同志是有他独特品格的。他的品格最根本的就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历经严酷考验，坚定不移。毛主席１９４５年在接见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周泽昭医生时曾谈到傅连暲同志，毛主席说：“当年红军路过傅连暲的家乡，他带着他那个医院的全部家当参加了红军。长征那么艰苦，他跟着过来了，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他下了这个决心就再不动摇。他对红军的卫生事业是有功的。”这是毛主席对他这种品格的高度评价。
连暲同志的品格，还表现在他的敬业精神，他对医生职业的热爱，他对人民医疗保健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对同志极端热忱的奉献精神。
连暲同志虽然因为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骨骼下落不明，他想将自己骨骼留给医科院学生学习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崇高的品格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风范长存！（附图片）
1938年9月，邹韬奋（左二）和沈钧儒、范长江、王炳南等由武汉出发，慰问抗日战士。 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