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这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大英图书馆印象
唐绍略
说起大英图书馆(又称不列颠图书馆),中国人大多十分熟悉。因为它曾是卡尔·马克思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最终贡献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宏篇巨著《资本论》的地方。但浅陋如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弄不清楚:马克思学习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在大英图书馆还是大英博物馆?因为两种说法都有。后来才知道,大英图书馆就在大英博物馆(见图)里面,前者是后者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两种说法都对,比较地说以大英图书馆更为确切。
我有机会到伦敦后,自然要前往大英图书馆访问。大英图书馆最显赫的当属它的阅览室,占地79米长、56米宽,四周围以4个书库,是大英图书馆的象征。阅览室最早建于1759年,以后经过5次改建和扩建,终于在1857年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
大英图书馆藏书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重点。我们到馆后,即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部主任菲利普先生带领参观。一进阅览室,立刻为它那宏伟、华丽、壮观的气势所倾倒。整个阅览室呈半球状,顶部为浅蓝色的圆拱;上端四周,围有20扇圆顶大窗;下面,即中间部分,围了两层半壁式走廊,贴墙摆满了书架和图书;最底一层也围了一圈书架和图书。面对这一景观,不由令人喟叹:真是书的海洋!再看地面大厅:中心是一个略高于周围的柜台和座位,那是监理员的位子,他整日坐在那里,严肃地执行着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中心之外,围上三圈柜台,是目录台和借阅台;然后向外辐射出20排桌子,每一排两面对开,中间隔板,每边有座位6至8个不等。初建时有35张桌子,302个座位,现有400个座位,每个座位配有一部检索微机,一把靠背椅,桌面上有可以调整方向的架书板子。书桌上架有辐照桌子两面的日光灯。厅内肃静,读者全神贯注,即使我们在里面多次穿过,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阅览室呈现出浓重的求知探宝的气氛。
郎百安馆长知道我们对马克思情有独钟,特意叮嘱菲利普主任带我们去看马克思当年阅读的座位。菲利普边走边说,卡尔·马克思可以算是大英图书馆知名度最高的读者之一了。他1849年8月携家人流亡伦敦,年仅31岁。当时生活困苦,全家仰仗马克思每周为《纽约每日论坛》写稿为生,报酬不多,如此维持了好几年。1850年6月12日他取得大英图书馆的阅览证,证上标明,住在伦敦索荷区迪安大街28号。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馆内阅读和写作,留下了许多对世界近代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文章。1867年他发表了最著名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20年后此书被译成英文出版。
我们沿着墙边,贴着书架,按英文字母顺序来到“K”排。菲利普停下说,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就是马克思当年阅读和工作的地方。根据之一是周围书架全是历史和经济史参考书,这正是马克思当时研究需用的;之二,就是世代传下来的记忆。至于到底是哪个座位,现已无从考证。此时,这些座位正空着,我走近前去看看桌面是否留有长年使用磨损的印痕,只见桌面已经重修,上面盖了一层绿色绒面;看看椅子扶手上有没有留下印痕,只见椅子已经改换,根本没有扶手;看看桌椅底下有没有鞋印痕,只见地面也已铺上绿绒毯,看不见地板。从时间上推算,马克思领到阅览证时,大英图书馆还没有现在这个阅览室,只有相毗邻的两大阅览室,一是东阅览室,一是西阅览室,马克思常去的是西阅览室。1857年两个阅览室合并、扩充,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圆顶大厅,而原来的座位基本保留。但它毕竟是经过了大的修建,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的座位已经很难说得准确,而那些传闻中的标记,也就无迹可寻了。
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出深刻的同情,由此潜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形成新学说,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我曾经遗憾没有到过马克思的故乡,也曾遗憾没有瞻仰过马克思的墓地,但今天,当我来到他的学说的重要形成地之一,心中感到无比幸福和兴奋。
除了马克思,还有另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也使用过大英图书馆。列宁于1902年来到伦敦。据档案记载,1902年4月29日他取得阅览证,用的是化名雅各布·里希特,住址是潘通维尔区荷尔福特广场30号。那时他才34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马克思一样,常常到图书馆来,用丰富的人类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锻造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在伦敦一直住到1903年4月,然后去日内瓦。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曾多次返回伦敦,还常常到大英图书馆来学习。此时,仿佛有个巨大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年轻的列宁是以自身的体验来探寻并终身笃行这一真理的。
还在我们刚刚到馆时,郎百安馆长特地送来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阅览证的复印本。证上标明住地是荷兰公园克莱兰顿路66号。时为1896年,正是孙先生广州起义失败、伦敦蒙难之后。此后,孙中山在英伦住了7个月,主要时间用在大英图书馆里,研究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研究亨利·乔治有关土地运动的论述。尽管中国革命困难重重,但孙中山百折不挠、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谁能说与大英图书馆知识力量的支撑无关呢?
图书馆的伟大,在于它凭着自身那建筑和馆藏,培育了许许多多对社会、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当我沉浸在对历史巨人的深情缅怀时,抬头仰望,只见20扇大窗透进了柔和的阳光,一片明亮,仿佛在昭示后人,学习吧,用知识的力量,去创造人类的未来! (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豪华商场与小百货
胡锡进
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底子在巴尔干及东欧国家中可谓是最好的,尽管受到前南斯拉夫市场崩溃的冲击,1993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达到6000多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斯洛文尼亚人的生活质量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字可略窥一斑:全国人口200万,别墅式小楼却有35万座,人均位居世界前列。首都卢布尔雅那对旅游者来说称得上是个“花钱的好地方”,你既可以到大宾馆一宿扔个上百美元,也可以去“马克西姆”餐厅尽情讲个排场。
但笔者在卢布尔雅那也注意到另一种现象:走遍全城没有看到一家专卖高档进口货的“超豪华商场”。各种商店的门脸虽大多够气派,里面卖的东西却都兼顾各个消费层次。在“寸土寸金”的步行街,小服装店、文具店、杂货店沿两侧一字排开,顾客不论贫富均可光顾。市中心的超级商场可谓全城营业面积最大、装修最豪华的“购物天堂”,但跨进大门,“扑面而来”的却是本来就很便宜、又恰逢“大减价”的普通线袜和拖鞋。商场有三层,一层卖百货,二层服装,三层不少是厨房里的那一套。在一层的一个货架子上,摆着从10厘米到80厘米长所有规格的拉锁,旁边是几十种颜色的线团子,扣子的样子则多得让人数不过来。尤让笔者感兴趣的是,几千马克一只的皮箱和20多马克一只的“帆布包”在一个货架子上为伍,近千马克一支的“金笔”和1马克2支的普通铅笔成为受平等对待的“邻居”。给人总的印象是,这家商场里最贵的东西有,最贱的东西也有,是家地地道道的“百货”商场。
卖便宜小百货会不会有损商场的“威望”呢?商场一位女副经理说得很干脆:“不会。”她认为,综合性大商场对顾客来说最重要的威望是“什么都有”,商场应考虑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朋友”,因为“进来100个顾客总比只进来一个顾客好”。“高档精品店”的生存需要特殊的环境,而一个商场经营的好坏最终不是取决于它卖什么商品,而取决于它资金周转的快慢。这位女副经理举例说,卖一支近千马克的笔很慢,需要大量卖得快的铅笔、橡皮做依托和保障,卖文具的柜台才可“旱涝保收”。
看来,商业要面向大众,是所有商业工作者必须牢记的一个信条。笔者曾在经济发达程度在全世界属中等水平的巴尔干地区各国采访,只卖欧美高档进口货的“精品商店”凤毛麟角,就是一个明证。
对一个商业蓬勃发展的大都市来说,专营高档进口商品的商场或许不可没有,办了未必就不能赚钱。但如果以为办了“高档精品店”就肯定赚大钱,甚至认为这类高档商店办得越多越好,而置广大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于不顾,则无疑是一种误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比扎饼屋消夜记
郭邦彦
那天已近黄昏时分,我们告别了辛比隆公司的朋友,驶离佛罗伦萨,向米兰方向进发。路经比萨,陪同我们的阿吉普公司公关部经理G先生建议去看一眼著名的斜塔。我们一行中多数人是第一次访问意大利,当然不愿错过一睹世界名塔的机会。不巧,正赶上斜塔“蒙难”,处在被“抢救”时期,塔的四周设立了护栏,游人不得入内。我们只好在护栏外面瞻仰她的风姿。此时天色已黑,群星闪烁,新月当空。斜塔藏在月色星空中,半隐半露,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我们流连片刻后又驱车上路了。车子一颠,大家都觉得有点饿了。也是,从中午到现在,已经近八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此时离米兰大约还有二百多公里路程,若等赶回下榻的饭店再用餐,显然难熬过去。G先生好像猜出了我们的心事,他把我们的车队带出高速公路,开进一个静谧的小镇子,在一家门上高挂红蓝白三色霓虹灯招牌的餐馆前停下。
这是一家比扎饼屋,门脸不大,但店堂却宽敞、明亮。一位小姐在门口迎候,领我们进入内厅。
外厅灯光幽暗,内厅比外面要明亮许多。壁炉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屋子里暖融融的。我们在一张长条桌四周落座。桌上摆好了杯盘、刀叉、餐巾和各种佐料瓶,其正规程度与大城市的大餐馆别无两样。此时桌上放了几盘“面棍”,据说是面包的一种派生食品,口感香酥脆。我们边吃边聊着。不多时,小姐给每个人端上了一盘比扎饼。早就听说这是意大利的名产,但我们还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更不知其味。未承想今晚倒要在它的发祥地,领略其正宗风味。八寸平盘上摊放着一张薄饼,烘烤后微微隆起,中间松软,四周焦脆。饼的中央均匀地堆放几种菜,有火腿土豆片,香肠菜花,西红柿洋葱和胡萝卜,色味诱人。饼中有菜味,菜里有饼香,两香浑为一体,味道果然独特。
饭桌上大家的兴致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比扎饼的“家史”。有的说它是中国馅饼的变种,只是由于马可·波罗没有掌握好包馅的技术,才形成今日的比扎饼。到过美国的人说,比扎饼在美国很流行。据说早年间一些意大利人落难美国,生活困苦,靠乞讨度日,将讨来的剩菜放到自制的面饼上充饥。后来,这些一度落难的意大利人中有人“发扬光大”,发明了今日的比扎饼。笑谈过后,各人盘中也所剩无几了。小姐又端上生菜、水果和冰淇淋。本来只想草草地垫补垫补,没想到G先生竟安排我们品尝了一顿独具风味的正宗比扎饼快餐。
饭后,我们在老板的陪同下观摩了比扎饼的制作全过程。柜台内四平方米见方的地方就是厨师的操作间,墙壁里垒了一个烤炉,炉膛大约长一米。他的面前是一张长两米的案板。他把和好的面揪成一个个重约二至三两的小面团,然后按扁、平整、刷上油,放上事先配好的几种菜,随即用长把铁铲,把饼一个个送到炉膛里,十分钟后就烤得了,再用铲子一个个铲出,放到盘里,由服务员端上餐桌。制作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厨师功夫的高深,就主要看他配料和掌握火候的造诣了。我们对厨师的精彩表演鼓掌叫好。厨师很高兴,要求与我们团长合影留念。团长刚刚搂着厨师的肩膀,老板和为我们服务的小姐,还有正在就餐的当地姑娘、小伙子全都一拥而上,把团长紧紧地围在中央。闪光灯亮了,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家欢”。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沃尔特湖富加纳
顾玉清
如果说,历史上加纳曾以“黄金海岸”而闻名于世,那么在今天,年轻的沃尔特人工湖则是镶嵌在这“黄金海岸”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加纳逗留期间,我有机会游览了美丽的湖光山色,也了解到它巨大的经济价值。
那天我们一早就从阿克拉动身,但由于道路不熟悉,100来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到达沃尔特湖渡口时,总算赶上最后一班游船。
游轮分上下两层。甲板上有乐队演奏,船头建有小游泳池;船舱内安装了空调,配备了彩电、棋类和酒吧。游客可按其所好,尽情欢乐。
船在湖面上缓缓前行。蓝天白云下的沃尔特湖烟波浩淼,水天相接。远方,依稀可见的群山,逶迤起伏,云雾缭绕。湖面上,水澄波静,白色的水鸟在自由地飞翔。想不到在干旱的非洲大陆,竟能见到有如中国江南一般秀丽的山水,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涌上我的心头。
然而,令人赞赏的不仅仅是沃尔特湖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价值。位于加纳境内的沃尔特湖是西非最大的人工湖。其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水深80米,库容量为1476亿立方米,对加纳经济的发展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早在1915年,一位名叫阿尔贝·基特森的工程师曾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即:如果在黑、白、红三条沃尔特河的汇合处——阿科松博峡谷截流沃尔特河河水,建一个大水库,造一座大坝,不仅可以用于发电,发展航运,将夸胡高原大量的铝矾土运到阿科松博提炼,而且丰富的水资源还能灌溉广阔的阿克拉平原。50年后,也就是1965年,这一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勤劳、智慧的加纳人民在阿科松博峡谷里筑起了一座长660米、高132米的拦水大坝。它犹如套在巨龙咽喉上的石锁,将奔流不息的沃尔特河拦腰切断,从而在夸胡高原与阿克瓦皮姆山区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面,这就是沃尔特人工湖。
在沃尔特湖上,人们利用湖水落差建造的水电站是目前西非最大的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约9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45亿千瓦时。它的建成一下使加纳的总发电能力猛增了9倍。这不仅解决了加纳本国的能源短缺问题,而且富余电力还向多哥、贝宁、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邻国大量输出。
沃尔特湖水也给加纳的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它使沿岸的大片农田得到灌溉,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的增长。加纳政府还计划引沃尔特湖水,浇灌阿克拉平原上大约4000公顷未开垦的肥沃黑土,将它改造成为加纳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并带动这一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沃尔特湖变成了一个大渔场更是意外的一大收获。湖中盛产的各类淡水鱼,年捕捞量达到4万多吨,相当于加纳全国捕鱼量的1/5。现在,沃尔特湖区不仅是加纳重要的旅游区,而且已成为集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和渔业为一体的新兴经济区。
游轮在湖中飘荡了6个多小时,靠岸时已近暮色时分了。这美好的一天给游客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归途中,回首渐渐远去的沃尔特湖,我想,伴随着沃尔特湖的进一步开发,它造福于加纳的作用将更加难以估量。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澳大利亚山村青年张忆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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