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经济效益论坛
通过改革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中共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委员会
包钢是国有大型企业，１９５８年基本建成，１９５９年出铁，１９６０年出钢。但在１９７８年前的２０年间，钢铁产量一直徘徊在几十万吨之间，经济效益只有三年是正数。从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５年累计亏损８．７亿元，１９７６年亏损达１．１亿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弊端束缚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旧的体制下，企业只能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缺乏经营自主权和积极性；企业内部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职工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和发挥。
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还多次强调，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包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要想在现代化建设中加快发展，发挥骨干作用，必须改革旧的经营管理机制，以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近十几年来，包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落实厂矿经营承包；推行以放权搞活为中心内容的经营机制的改革等。我们还制定和落实了有包钢自己特点的包保核承包制，即由单位指标体系、单位基础管理和职工岗位承包三部分组成，按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把包钢的总体目标和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局面。特别是通过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定编、定员、定岗和干部聘任制，将全员划分为在岗、待岗、转岗、编外四个类型，进行动态管理，岗动薪随，薪随岗变，既达到精简机关人员的目的，又增强了在岗职工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也给下岗职工带来了压力和通过竞争重新上岗的紧迫感。
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改革中认识到，只有将工资增长同职工的实际贡献结合起来，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真正向一线和苦脏累险岗位及高技术岗位倾斜，才能贯彻好按劳分配原则，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在实行岗位工资的基础上，经过考核，全面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使工资同职工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合理拉开各类人员的工资收入差距，实现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合理配置，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过去那种“一线紧、二线松、三线肿”，“一线流向三线、前方流向后方、山上流向山下、现场流向机关”，“艰苦岗位不愿干、轻闲岗位削尖脑门往里钻、生产一线苦脏紧险岗位留不住人”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
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应当首先考虑效率优先的问题，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应当看到，效率优先，多劳多得，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个要求，必然拉开工资收入差距。但也应看到，兼顾公平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如何把二者结合好。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广大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活承受能力，注意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一些确有困难的职工，给予适当帮助；对一些待岗和编外人员，做出妥善安排；对退离休职工，给予适当补贴。在住房、医疗、教育、福利等方面的改革中，也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样做，职工思想稳定，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还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职工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如果光靠物质因素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而忽视了精神因素，那么职工的积极性就不会长久。况且，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以及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新的思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积极引导干部职工转变思想观念，正确地认识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把改革的思想观念和决策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这些年来，我们组织干部职工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开展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大讨论，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又充分重视干部职工的意见。我们的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让他们参与决策和讨论，充分考虑他们的思想承受能力。这样做的结果，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思想条件。
坚持和深化企业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加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调动和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包钢的生产经营连续上了三个台阶。１９７９年钢产量突破１００万吨，１９８７年突破２００万吨，１９９３年突破３００万吨。１９８７年扭亏为盈后，利税连年增加，１９９３年实现利税１８亿元。在不新增主体设备的情况下，提前两年实现了“八五”计划。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两年的钢、铁、钢材产量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了５１万吨、６２万吨和５５万吨，等于新增了一个中型钢铁厂。今年上半年，在资金紧张、市场疲软、一些高炉和转炉相继停产检修的情况下，生产经营仍然保持了好的势头，产钢１３１万吨，铁１２４万吨，钢材１１４万吨，实现产值１７．７亿元，销售收入４１．９亿元，利税１０．３６亿元，利润４．７４亿元。实践证明，改革才能真正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焕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发展物质文明都不应以削弱甚至牺牲精神文明作为代价，而应积极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既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又为发展物质文明不断提供动力和智力的支持。”这一重要论断和阐述，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正确把握和处理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努力保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同志正是从精神文明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战略地位出发，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十六年来，全党同志贯彻小平同志的思想，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相对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目前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处于滞后状态，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至今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正确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将二者或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发展物质文明必然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例如，认为“物质文明要上，精神文明要让”，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腐败滋生、思想道德滑坡”，认为“繁荣必须娼盛”、“三陪”可以吸引外资，等等。这种所谓的“代价论”，既是理论认识的误区，又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曲解。这种错误观点，如不加以澄清，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不要付出代价？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所说的代价，是指改革开放本身的探索，是指对传统体制的变革和扬弃，是指对僵化思想观念的痛苦反思和更新。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是在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和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换来的。这样一种代价在探索和前进过程中是必然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是人类实践和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我们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代价论”，则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一切为着人民，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依据，也是判断我们事业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显然，“代价论”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我们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相悖的。牺牲精神文明的代价，也就是违背人民意愿，牺牲人民根本利益的代价。
我们国内发展的事实深刻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凡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能够得到有力的促进和发展；凡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削弱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要受干扰，受破坏，走弯路。许多外国投资者都谈到，他们选择投资环境、考虑投资地点、确定合作对象时，是把人才素质、社会治安、办事效率和法规建设等作为最重要的参考依据。高明的商人对“三陪”等色情服务是十分鄙视的，对腐败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反感。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依赖，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学习和借鉴只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和借鉴只能是立足于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我们仍然要继续发挥我们真正的优势。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根基，也不能真正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这就更要求我们，通过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任消极腐败现象、社会丑恶现象发展和蔓延，这个代价就不仅仅是牺牲精神文明的代价，而且最终也必然是牺牲物质文明的苦果。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摘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第八期）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中华腾飞
——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建公
日前，百余名学者在重庆出席了由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２１个单位发起、西南师范大学主办、香港得宝联合企业有限公司协办的“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
“早日实现中华腾飞是邓小平一生的宿愿。”这是与会学者首先取得的共识。一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梦，就是要彻底摆脱“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状态，早日使中国富强起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他们连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都未完成，更难以实现中华腾飞之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成功地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毛泽东设计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大约３个五年计划，即１５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化工业的基础；第二步，用１５个到２０个五年计划，即５０年至１００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他含辛茹苦，为此目标整整奋斗了２０年，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忠实地延续了毛泽东未竟事业，把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华腾飞之梦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会上，大家畅谈了邓小平９０年的革命奋斗生涯。１９２０年９月，刚满１６周岁的邓小平就不远万里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１９７８年复出后仍不忘使中国彻底摆脱贫困，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雄心壮志。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全党果断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根本转移，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决心把建国后耽误了２０年的时间要回来，适时地提出了从８０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实现现代化任务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首先解决１１亿人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２００１年到下世纪中叶，在第二步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再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４０００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所以，学者们说，“邓小平是中华腾飞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总设计师。功在当代，福荫后世。”
“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华民族指出了腾飞之路。”这是与会学者取得的共识之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是我国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正以矫健的步伐走向新的腾飞！
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腾飞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结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独立、解放，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阐明了实现中华腾飞的先决条件是解放思想，腾飞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腾飞的主要手段是改革开放，腾飞的政治保证是四项基本原则，腾飞的政治环境是社会稳定，腾飞的精神动力是爱国主义，腾飞的战略部署是“三步走”。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华的腾飞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正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比较，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华民族才有了实现腾飞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邓小平对中华腾飞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实现中华腾飞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腾飞的力量源泉和强大动力；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中华腾飞的最佳经济模式。许多学者还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腾飞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而中华民族腾飞的伟大实践也将推动这一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学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促进中华民族早日腾飞！”这是与会学者取得的共识之三。综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正确的理论可以引导国家和民族走向成功和辉煌，错误的理论则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和灭亡。
许多学者说，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创立，标志着我们党更加成熟。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除了自身带头学好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外，还有责任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武装人们的头脑，紧密联系实际，使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开出更美的智慧之花，结出更丰硕的现实之果，指导中华民族实现新的腾飞。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创新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和发展
黄楠森
由熊清明、贾从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编》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名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编》，表明了它既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著作，又有所创新。“创新”，这是我国十多年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在津津乐道、刻意追求的一个特色，理论界、哲学界自然不能例外。哲学研究当然要创新，研究就是要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创新就用不着研究。哲学宣传也要创新，毫无新意，人们就不愿意听。特别是编写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更要创新，因为这类书据说已有两三百种之多，毫无新意，在两三百本中增加一本，又有多少意义呢？
但是，新不等于正确。新不新和正确不正确是两回事，新的不一定正确，旧的不一定错误，不能把新的与正确的、旧的与错误的混为一谈。近年来曾经出现过一种偏向：新就是好，新就是真，新就是善，新就是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基本观点几乎都受到了批判和攻击，理由都是：它们陈旧过时了。这显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即要创新，就必须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编必须至少符合两个条件：一、旧的正确的因素（这无疑是主要的）要坚持，即继承；二、创新之处应是正确的。这两点，本书是做了努力的。
本书保留了原来的板块结构，而有所改进。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一些人称做板块结构而加以否定。这种称呼并不科学，因为它们不是并列的两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包含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才抽出来加以单独的论述。如果一块包含一块的结构也可以叫板块结构，我认为把旧结构称做板块结构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板块结构就是错误的吗？显然不能这样讲。这要看事实上是否存在着板块，科学的板块结构是否符合科学对象的结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内容说，除了世界观（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外，还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传统结构把历史观分出来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包含世界观、自然观和认识论，但世界观与自然观很难分开，虽然认识论有明显可以区分开的对象。既然这几门学科的对象可以作一定的区分，与之相应的板块结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本书分为四编，实际是三块，即世界观（第一、二编）、历史观（第三编）和认识论（第四编），显然基本保留了原来的结构，改进之处在于把认识论从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分出来，并把它摆在历史观之后，这是更合理的，因为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以阐明了历史观之后再加以阐明为宜。
本书讨论了一些过去教科书没有的内容，如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能说过去教科书不谈人的问题，历史观、认识论都在谈，但多偏重于群众、阶级、国家、民族、社会，较少谈个人问题，这同过去处于革命时期有关，但这些问题是必须研究和回答的。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作了回答，虽不能说已圆满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却能给人以较大的启发。
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例如提出了物质实体的概念，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种物质实体。实体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上是常见的，经典作家也曾以肯定的语气使用过实体概念，但它没有出现在基本范畴之列。因此，把实体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就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本书作了这方面的探索，虽然还可以商榷，却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