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科学引导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观念更新
董凤基
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意味着两大目标的同时实现，即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新观念的确立。我们在致力于构建新体制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人们观念更新的科学引导。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与此变革相适应的新观念群的形成为前奏的，新观念群在不同时期所解决的问题又有所侧重，因而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观念更新的引导应当把转轨过程中的难点作为自己的重点。
第一类观念群。其具体任务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扫清障碍。包括实事求是、实践观点、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平等自立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没有这些观念的确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但是，观念的更新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当前实践观点就是一个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重点。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新领域能不能涉猎？新事物能不能创造？新措施能不能出台？这些问题究竟由什么来裁定。现在，不少人习惯于遇事先下结论。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干，其结果必然是无休止地争论，致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究其原因，或者凭以往经验，或者依据某些本本，或者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或者害怕失误、明哲保身。其实，无论是个人的经验还是本本上讲的，都是有条件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亘古未有的新事物，以往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经典作家也不可能完全预测到今天的情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反映，它只能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害怕失误，明哲保身，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长此下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难以有大的突破。其实，早在１５年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他又反复告诫全党凡事不要匆忙下结论，要大胆地试，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可是，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遇到具体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试，就要真正地试。不要刚接触实际出现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鸣锣收兵。一个新生事物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和周围条件的限制，往往要经过实践的多次反复。同时，强调试，也不要走极端，并不是凡事各地各单位都要试一试。对于那些经过反复实践证明确实不成功的做法，也没有必要再去重复。总之，能否让实践观点真正在人们思想深处扎根，并付诸实际行动，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大的突破的关键一环。解决这一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入手，除了提高其理论素养外，更要从干部体制上解决问题，把那些真正把握了实践观点精髓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广大群众。
第二类观念群。具体任务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包括效益观念、信息观念、联合观念、质量意识、按劳分配、尊重知识和人才、优胜劣汰等。经济体制改革越向纵深发展，竞争就愈加激烈，优胜劣汰将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热点。这种议论通常不外乎二点：一是公平不公平。优劣不分、平均主义一向被人们认为是人人平等、最为公平。我们曾沿着这一思路尝试了很多年。严酷的现实警告我们，这种以牺牲发展动力和社会效率为代价的“公平”，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减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对社会发展进而对每个人的发展来讲，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现实迫使我们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今天，已在我们生活中崭露头角的“优胜劣汰”，带来的是经济繁荣，全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提高。虽然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与过去的做法相比，利大于弊，公平效率统一，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公平。二是有情无情。市场经济是以充分的竞争为基础的，市场好比战场，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既然是竞争，优者劣者就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对于落伍者来说，似乎是太无情了点，但实际上，这种有情或无情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优胜劣汰的法则，正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它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竞争中努力拚搏，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它在对少数劣者“无情”的同时，对大多数优者、对社会进步都是最大的有情，它促使更多的劣者加入到优者的行列，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反之，排斥优胜劣汰，则是对大多数优者的最大无情，是人才的最大浪费，其后果将是社会的倒退和民族的懒惰。当然，优胜劣汰的前提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进行平等竞争的客观条件，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同时，优胜劣汰并非差距越大越好，也并非对那些不是由于主观努力不够，而是因自身健康等原因的弱者弃之不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点，在于其目标是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因而差距既要体现激励作用，又要合理适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还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助残扶弱。
第三类观念群。具体任务是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保证，包括法制观念、义利观念、敬业精神、顾全大局、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等。向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利益格局。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涉及到一个利益关系问题。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利益的和谐，将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轴心。三者利益关系处理得成功不成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各单位都在追求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个人比以往更加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过去那种不讲经济效益、无视利益原则的情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作为国家来讲，每项改革都应考虑到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力求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协调一致起来，发挥三个积极性。否则，没有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原动力。同时，作为地方和个人来讲，也要摆正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当前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势必涉及到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要把眼光放远一些，看到宏观环境的改善，将为地方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增长创造更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国家利益代表了地方和个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国家利益，地方和个人利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一些单位为了小团体利益去蚕食国家利益，千方百计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不惜损害他人去获取自身利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受狭隘利益的驱动；二是法制不健全，有空子可钻；三是对国家利益与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不明确，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外，要在社会上大力提倡正确的义利观，做到见利而不忘义。还要从国家投资、分配体制上解决问题，做到多劳多得、多交多得。另外，单位、个人要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措施的不配套，改革不可能为每一社会成员都带来同样大的好处，有时局部、个人甚至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每个单位、每个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即改革利益获得者和利益流失承担者。现在，有的人看到改革过程中的不配套，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就埋怨、发牢骚，但自己又不行动起来去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指责别人不改革，而当改革触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又成为改革的阻碍者。正因为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因而它需要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能以改革为己任，从自我做起，以实际行动把改革推向前进。
总之，要科学地引导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观念更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观念更新，只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可能健康地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经济转型中的文化效应
——朝阳市根治“贫穷文化心态”的启示
郭国勋杨俊一张书绅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贫穷是最可怕的。而精神贫穷的恶疾就是积淀于人们习惯行为中的“贫穷文化心态”。不根治它，就无法跳出“贫穷——落后”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贫困地区，解放思想首先要使人们从“贫困文化心态”中解放出来，经济才能振兴，生产力才能解放。请看下列经济指标的强烈对比：
１９８０年，朝阳工农业总产值２９亿元；财政收入不足１亿元；农村人均收入５２元；全年吃国家返销粮３亿多公斤。
１９９３年，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３．７亿元；财政收入６．８５亿元；农村人均收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自给有余。
朝阳人脱贫致富的实践，昭示着深刻的“文化——经济”互动跃迁的哲学意义。
欠发达地区计划经济的文化积淀
朝阳地处辽宁西部贫困山区。其地理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人多耕地少，土地贫瘠；河多水少，十年九旱；山多树少，兔子不拉屎。恶劣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朝阳人半封闭的“山地文化意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针对朝阳以“吃饱肚子，穿上裤子，铺上褥子”为目标和以“救济”为杠杆的“扶贫机制”，与朝阳人“山地文化意识”相结合，日益积淀成朝阳人“贫穷文化心态”，形成一系列消极的文化行为：
１．自卑的羞耻感。朝阳百姓外出耻于说自己是朝阳人，干部安心于“三后”，即开会后排坐，发言最后说，坐车最后上。这种心态形成了朝阳人的“苦穷人格”。
２．依赖的恐惧感。长期以来，朝阳人自我生存能力极其微弱，从而铸成朝阳人“等、靠、要”的“哭穷人格”。凡见上级领导，必有“三哭”：哭灾、哭穷、哭救。只要一“哭”，就能得到“扶贫款”。
３．温饱即安的安全感。长期的贫穷和落后，使朝阳人把生活的基准定位在温饱的生存线上，只要灾年不饿死人，就喊“万岁”。这种不思进取的心态，在“脱贫”和“致富”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心理“断层”。
朝阳人所特有的“贫穷文化心态”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消极的文化效应：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扶贫机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仅仅局限于“赈灾”，对朝阳地区的“发展”而言，只具有“输血”功能，而没有形成“造血”机制，助长了“穷得实惠富吃亏”的心理，造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结果。朝阳人曾在“靠”和“哭”上下过功夫，例如，曾摄制“贫困典型”的录像，感动得省领导直流泪；也曾到中央做过“哭穷报告”，激动的场面自不待言。由“靠”而“要”，自然发展出“等”的心理和行为。“等”的现实结果是“慢”，但“慢”又能得到“扶贫款”。
二、传统计划经济的产品生产行为与朝阳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有一种奇妙的结合。它不但没有发展出社会化、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反而强化了自然经济的农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由于产品经济“有计划”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耕作上，整个经济行为终止于种、养、栽的“生产”环节，再加上朝阳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农民既生产不出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更不具备凭交换而消费的能力，结果只能生活在封闭性的“低生产＋低消费”的“短缺经济”的循环之中。在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如何才能自给自足，实现温饱，则成了朝阳农民终身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而进一步繁衍出“唯农无商”和“固守田园”心理。创造能力和承受风险能力极差，积淀出维持农民低素质的文化环境和知足长乐，得过且过的生活节奏。
市场经济在“富民升位”中的文化张力
在朝阳人的理解方式中，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既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不是纯粹的经济操作，而是一场从理论到实践的“文化——经济”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它首先要求朝阳人从计划经济的文化积淀中解放出来，形成市场经济的文化张力。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朝阳人的“富民升位战略工程”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针对“贫穷”要强化“富民”观念；面对“落后”，要突出“升位”意识。但朝阳的特色是在“富”和“升”的内涵中增加了“时代标准”和“横比尺度”。富到什么程度？２０００年达到小康标准，这意味着从８０年代初人均仅５２元人民币增长到人均８００美元的收入，不可不谓之“冒”。升到什么位次？本世纪末，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居辽宁１４个市末位的朝阳，要升到前８位，不可不谓之“险”。然而根据朝阳人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这绝非空谈，因为朝阳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打法”。
首先，朝阳领导集团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人人皆知的“破除贫困文化心态，树立富民升位意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积极成果，就是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文化——经济”辩证思维的心态，建构了“穷中寻富，劣中觅优”的新朝阳观。
根据新朝阳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存在着“富民升位”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强调生产力不平衡，又强调各地区不同步发展，有利于朝阳“富民升位”文化意识的建构。一方面，由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和先富起来，使朝阳人认识到，靠政府补贴只能得温饱，而靠自我发展致富才能奔小康。而且，其他地区的快速发展所实现的富裕，使“扶贫款”所带来的心理平衡日益被冲击、被打破，唤醒了朝阳人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心理失衡感与对他人致富的羡慕感相互作用，渐渐诱发出广大农民快速致富的心理期望。因此，尊重群众的这种致富心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扔掉“扶贫款”的“心理包袱”，领导朝阳人走“富民升位”的振兴之路，就成为朝阳干部别无选择的价值取向。
其次，走“富民升位”之路，必须强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辩证思维的张力，从原来被视为劣势中寻找到优势，从不利条件中发现有利条件，从而找到“富民升位”的现实基础。例如，过去山多地少，不利粮食生产的自然环境，现在却令朝阳人策划出了“绿化荒山，大造经济林，实施两杏一枣”的“５２６”工程，即种植山杏，大扁杏，大枣５００万亩，本世纪末可创产值２６亿元。过去曾抱怨朝阳荒山矿藏品种多，贮量小，难以形成国家投资兴建的规模，现在朝阳人看来，它恰好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小规模开发，成为独特的富民资源。过去所看到的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现在却被朝阳人发现它可以转化成优势的气候资源：由于干旱少雨，日照时间长（３６００小时），积温高（２８００度），非常有利于霜期保护性农业的发展，从而建构了朝阳“四季农业”的新格局。现在朝阳人变了，谁再喊“穷”，要遭“白眼”。言必谈“优”，口不离“富”，则成为朝阳人新的时尚。
第5版(理论)
专栏：经济效益论坛
提高效益的根本动力在企业内部
王灶坤
经济效益问题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一个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外部环境固然十分重要，但根本动力还在企业内部。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中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以效益为中心目标，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稳步前进。
广东江门浮法玻璃厂建成于１９８８年，由于企业自身素质不高，在竞争中十分被动，产品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到１９９０年，亏损额达１２００万元。从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眼睛向内”，抓住“效益”二字做文章，企业很快出现了转机，当年实现税利１３５６万元，减亏６１３万元；１９９２年实现税利３９０２万元，其中利润１６１１万元；１９９３年实现税利１２８１５．６８万元，其中利润７７１２．７７万元。企业由一个亏损大户变为全国“最佳企业”。
一、向完善管理要效益
管理是企业的基础工程，它与企业的盛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有企业似乎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内部的管理体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企业管理如果缺乏科学性和规范化，就必然产生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扯皮推诿、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等不良现象。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视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了“效率即效益”的观念，决定以完善管理、提高效率为突破口，为企业注入新的动力。首先是提高决策效率。我们以《企业法》和《条例》为准则，重新明确厂长的职责，赋予厂长在经营决策方面应有的权力。这样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前在决策问题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状况，做到果断、快捷、有效。第二是提高工作效率。部门职责不清是造成工作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就是抓好企业的制度建设。对全厂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范围进行严格的界定，并制订具体的制度条文，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责、权、利落实到位。制度建设使企业管理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第三是提高生产效率。根据企业的整体承包指标，建立一套旨在调动积极性的较为科学的经济责任承包方案，能分解的指标就层层分解，不能分解的则加以考核，不搞“一刀切”。分配上严格实行工效挂钩，该奖多少就奖多少，绝不含糊。同时注意向责任重、技术高和工作脏、苦、累的岗位倾斜，使分配机制真正发挥激励的效能。职工是企业的根本，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效率自然就上去了。
二、向优质高产要效益
产品竞争，说到底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质量不同的产品，质优者胜；质量相同的产品，价廉者胜。企业的竞争力就体现在产品的质量和成本上。一个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光有质量优势或者光有成本优势都是不够的，只有二者兼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威风八面。就玻璃行业来说，要取得质量优势，就要改进技术，稳定工艺，提高成品率。而要取得成本优势，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恰恰就是我们以往的薄弱环节。投产后的两三年里，由于企业转产频繁，工艺波动大，产品的总成品率只有５８％左右，年产量达不到设计水平。质量差，成本高，自然就无法与人家竞争。其实，玻璃生产的特殊性要求工艺不能经常波动，只有保持工艺上的相对稳定、才能保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就在保持工艺相对稳定、力争优质高产上下功夫。当时我们碰到一个难题，就是窑炉老化日益严重，对生产已构成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大力加强保窑工作，确保生产工艺的稳定。由于措施得力，平板玻璃的产量总成品率和一等品率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并创造了窑炉越到晚期生产越稳定、产量越高、质量越好的奇迹，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明显的市场优势。
三、向技改挖潜要效益
技改挖潜是一句老口号，企业如何通过技改挖潜来增强活力、提高效益，也是一个老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改改什么、挖潜如何挖的问题。技改挖潜是企业从内涵上扩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从提高效益的目标出发，有的放矢地改，实实在在地挖，企业就能收到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成效。近年来，我们从企业的实际出发，认认真真地做好企业几项重要的技改挖潜工作，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是保窑护窑，延长窑炉的使用寿命。国产玻璃熔窑的使用寿命一般只有３至４年，如果按照这个年限，常常要在生产形势最好的情况下停产冷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过科学的分析发现，只要加强对炉窑的检修和维护，就能适当延长炉窑的使用寿命。通过努力，我们成功地创下了国产玻璃熔窑最长使用寿命的记录，使企业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二是依靠科技进步，抓好窑炉的冷修工程。在冷修过程中，我们大胆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对熔窑进行改造，以达到增产降耗的目的。三是以氨分解制氢技术代替电解水制氢技术，使企业每年节约用电１８０万千瓦时。
四、向营销策略要效益
如何把握市场，搞活营销，也是企业练好“内功”的一个关键。企业的竞争最终反映在市场竞争上。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光有指挥生产的本事而没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是不合格的。市场营销策略是一篇大文章，只有掌握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把这篇“文章”做好做活，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营销策略首先是讲求一个“信”字。守信用，重信誉，才能赢得客户。做到质量保证，时间保证，合理让利，客户自然就乐于与你做生意。为了建立一个稳固的销售网络，我们注意加强与省内外一些实力雄厚的物资公司的联系，逐步形成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合作、互惠互利的关系。有了这样一批大客户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企业就能保证销售渠道畅通，减少市场波动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其次是一个“灵”字。所谓“灵”，就是要重视市场调查，及时掌握市场动向，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超前性，使生产安排与市场需求达到默契，从而把握市场的主动权。
第三是一个“快”字。快，就是要加强资金回笼，保证货如轮转。资金问题是最令企业头痛的问题。为了避免“三角债”的拖累，一方面慎重选择客户，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组织财务部门及时快捷地清理在外积压货款，确保资金流动畅顺，减少损失。仅１９９３年，企业因加快资金周转天数而减少的利息支出就达２１８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