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甲午战争的历史思考
乔还田
甲午战争曾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我们理应牢记这一国耻，让其作为省察本民族的记录。
距今１００年前，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由于那一年按中国旧历是甲午年，那场战争便以甲午战争之名载入史册。
对于中国人来说，百年前的那场战争简直是一场恶梦：
当时号称“严防东洋”的北洋海军在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攻陷旅顺后，进行了四天三夜的野蛮大屠杀，当地居民只有３６名抬尸者幸存下来；
战争结束时，日方谈判代表竟对中国议和代表傲慢地说：没有什么可谈判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条约文本，你只有“答应、不答应这句话”。作为战败国的使臣——中国代表只好在那个毫无平等可言，唯有受尽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不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还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等。
“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这是康有为在甲午战后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叹。其实，何止康有为一人被阴云愁雾所笼罩，“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当时的中国人民普遍置身于一种悲愤、忧伤、压抑的氛围中。
当今中国的处境、命运以及人民的心态，与百年前相比，真可谓云泥之隔，天壤之别。那时的中国是“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现在的中国则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以至有人大胆地预言２１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两个世纪之交如此强烈的反差，人们自然会有一种不胜沧桑的感觉。但问题是，当今究竟有多少青年人知道“甲午”？知道父母之邦曾在上个世纪末蒙受过一次奇耻大辱？据《水兵》杂志报道，前不久，三名年轻的海军新闻工作者在北京街头进行过一次“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的特殊采访，结果发现有的人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一位东北汉子竟愣愣地反问道：“甲午是个啥？现在都兴公历了，连屯子里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甲午’？”这值得深思。
炎黄子孙应从甲午战争中汲取这样一个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民族才能避免重蹈挨打的覆辙。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得那么惨，即使在今天重忆这场恶梦，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败得那么惨？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何种历史教训？
拿“奄奄一息”的清政府与盛况空前的日本对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剑，岂有一幸乎？”晚清思想界慧星谭嗣同曾作如是说。在他看来，中国战败是必然的。
的确，如果检讨中国战败的历史教训，也只有用落后就要挨打才能解释清楚。因为，若把中日两国当时的国力作一分析比较，便会发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心理素质方面也不及对方。所以，综合国力比不上日本就要挨打。这是甲午战争昭示后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其实，在我看来，更深刻的教训还在于造成落后本身的那一过程。因为在战前，历史曾给予中日两国同样的机遇。当时——诚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远东的基本格局是英、俄对峙；俄国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建成而无力东进；英国则是远东的既得利益者，为保持其优势地位，并不希望这一地区发生战争。这样一来，远东地区便出现了长达３０年的比较缓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但问题是，日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通过明治维新运动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而清朝当局虽也搞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但因始终在“中体西用”的防线内打转转，“师夷”仅仅是“徒袭皮毛”，“遗其体而求其用”；所以，和日本那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改革的运动相比，自然要低一个层次。
况且，在当时的中国，即便是那种低层次的“师夷”举措，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就拿北洋海军来说吧：它为什么几乎全军覆没？那些曾亲临战斗但却没有被硝烟和波涛吞没的幸存者们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４００、４１４页）这些源于沉重代价的认识多么深刻呀。是的，中国当时的新式海军之所以“与泰西不同”，关键是“缘为我朝制所限”。而所谓“朝制”就是封建的“中体”。所言“与中国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从实际出发，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是以是否违背“朝制”为取舍准则的。正因为“难而尽仿”，在对战中惨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甲午战争是无数英烈的鲜血和生命交汇而成的，直至今天，仍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人所共知，我们中国人极为珍视一种东西：民族精神。因为正是那种始终能够把全民族凝聚在一起并给予本民族以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历经曲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回。而炽热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精神，则是民族精神的精髓。从孔子提倡的“三军易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孟子阐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屈原的上下求索、虽九死其未悔，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一不是这两种精神的典型写照。所以，古往今来，大凡仁人志士，都在执著地追求和阐扬这两种精神，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愈加深刻。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场大惨剧时，同样能够看到几幕悲壮的场景，尤其是可以从邓世昌、左宝贵、刘步蟾、丁汝昌、杨用霖等爱国志士视死如归的壮举中受到强烈的感染。
人们应当记住：从战争一开始，北洋舰队最高统帅丁汝昌就抱定了拚死到底的决心。他将爱子留在身边，而促其儿媳携孙返回原籍。行前，曾对儿媳说：“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暗示生死离别之意。当大势已去时，他不为劝降所动，坚称“投降为不可能之事”，并对一些“哀求生路”的士兵“晓以大义，勉慰固守”。最后，毫不犹豫地以身殉国。
人们更应当记住：在黄海大战中，致远号舰长邓世昌在炮弹垂尽后，下令与日舰吉野号相撞，以求同归于尽；当致远号不幸中鱼雷，邓氏坠海后仍义不独生，拒绝了随从给他的救生圈以及中国鱼雷艇的救助，并将救他的爱犬也按入水中，宁愿被汹涌的波涛吞没，履行了生前“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的诺言。
“金戈铁马英灵在，倘借神力旋坤乾。”这是９９年前爱国诗人黄遵宪悼念甲午英烈的诗句。是啊，甲午志士是不朽的，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永远是后人可借助的一种“神力”！
甲午惨败虽使近代中国进一步沉沦，却促进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
生活在当今强大共和国里的人们，仍需居安思危，像先辈们那样魂系中华。
甲午战败后，为了苟且偷生，千疮百孔的清政府纵然可以用赔巨款和割重地来希图凭着历史的惰性，继续缓慢地运转自己的统治机器，可是，众多的炎黄子孙不愿眼巴巴看着父母之邦重蹈印度、越南、缅甸的覆辙而成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尤其是经过邻近日本的刺激，不少有识之士反倒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意识到必须发愤图强，切莫再高枕无忧了。于是，“睡狮”在呼唤中，开始了真正的觉醒，图存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
首先投身于救亡图存活动的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氏迅速联络在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项主张。另一位维新派人士严复则“自是专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赫胥黎之《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原理，唤醒人们顺应天演的规律变法维新，以达到“自强保种”。在他们看来，只有对腐败的清王朝进行改造，中国才有希望。于是，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变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的主张，要求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治。与此同时，还特别强调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显而易见，和甲午战前那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运动要深刻得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方案则比康有为们又胜一筹。在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看来，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政权；只有推翻了清王朝，中国才有机会真正富强起来。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便成为革命党人的行动纲领。
从上述甲午战后的情况看，中国人确有一种愈压愈坚的特质。这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何以在沉沦中仍能奋起的原因所在。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主要“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处境和命运：建立了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若和１９世纪末相比，现在的中国人民充满了自豪感。但还是那句俗话说得好：居安思危。当我们意气风发，满怀豪情地迈向２１世纪时，理应继承和弘扬先辈们那种魂系中华的爱国精神，即使是那种愈压愈坚的特质或者说穷而弥坚的韧性战斗风格也决不能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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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
——中青年政治学者主题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全国中青年政治学者主题研讨会不久前在武汉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苏州大学政治学系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的四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指出，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而应把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在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政治发展也会在新的利益群体的推动下取得更大的突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其中许多问题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与会学者对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和各种制度因素及整个制度结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合理的市场经济不能只靠“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政府在保护产权、制定交易规则、确保公平竞争及公共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方面均发挥着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同志则指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而言，政府还必须在下述一系列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如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解决地区差异和人口增长问题、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有的学者还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对政府自身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地克服贪污腐败现象，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正的行政体制等。
有的学者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需要依赖于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健全发展。市场经济和政府行为不仅要靠法律法规等正式的制度因素来保障，还要靠文化、习俗、道德、信仰等非正式的制度因素来制约。这在当前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还强调，在道德、文化和信仰的重建方面，知识分子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方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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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跨文化培训”
经济发展全球化，企业经营跨国化，已是当代大企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随着大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战略的实行，许多国外大企业进行跨文化的人才培训。跨国经营的实践使美国企业界最先兴起了“跨文化培训”的热潮。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对国外文化的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往往会使派出人员因观念不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因而影响营销计划的实施。这样，进行“跨文化培训”就成为许多跨国经营企业的当务之急，许多“跨文化培训”机构也由此应运而生。在美国，“跨文化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习东道国的语言，熟悉东道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了解东道国的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等基本情况。二是理解每个民族所持有的价值观，并且要了解这种价值观所源于的悠久历史文化。“跨文化培训”要求每个受训者懂得：要学会用当地人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参与这种“跨文化培训”。又如韩国的三星公司也不惜代价，派出几百人到国外学习东道国的文化、传统、习俗。日本开办企业家大学进行跨文化培训。其中，日本松下电器株式会社就是一个号称制造人、制造优秀人才的工厂。该厂经常选送员工到国外学习。
（摘自１９９４年第７期《现代经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