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盈盈一水探古今
——关于中日文物交流及保护的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李泓冰
对于许多国人来说，日本这个岛国像是一线漂浮海上的悬念，忽远忽近的，不太好捉摸。日前，记者随一行十人的中国文物研究者代表团访日，算是有了一个走近打量的机会，十几天只是匆匆一瞥，说来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
汉唐遗风依然明丽——扶桑那边的铜铎、卑弥呼女王和孔庙
日本新当选的议长、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土井女士在会见代表团时说：“我经常和别人讲，我们的文字等都是源于中国的，有了中国，才有了我们日本的文化，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不能忘记这一点。”类似的话，在日本多次听人说起，其中有政治家、艺术家，也有商人或公司职员。确实，不管是在东京、福冈、长崎，还是在京都、奈良、佐贺，抬眼望去，不唯没有太多异国他乡的感觉，相反，在古代建筑、传统服饰及饮食习惯上，那种雍容华美的大唐遗风似乎比国内更为明丽清晰。
盈盈一水，隔海凝望，华夏和扶桑几千年来文化交流一直绵延不绝。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日本朝野有意识地几乎全盘移植了中华文化，其中心则是大唐的政治制度。至于儒学，更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像中日两国交往如此频繁广泛，影响程度如此深刻，是极罕有的。
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时候，中国的考古学者注意到日本许多古代器物的形制、铭文都是汉化的。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指着几件状若铃铛但体积要大得多的一种日本祭器说，这叫铜铎，是在中国青铜器铸造方法的影响下制造的。日本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青铜器从中国传入日本。东京博物馆就展示了一些来自中国的铜镜、铜剑。有意思的是，对几面在大阪附近出土的古代铜镜产地，中日考古专家发生了分歧，日本学者说是从中国输入的，中国学者却认为当是日本自产。大家一笑，说是莫非在替各自的祖先谦虚不成？
我们走进赤日炎炎的佐贺县神埼郡的吉野里遗址，那是１９８６年开发新型工业区时发现的。发掘证实了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中关于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卑弥呼女王的记载。过去人们曾以为这位女王或许是一位传说中人物，但是吉野里遗址中宫室、内外壕的规模、形制完全和中国史书中的描绘一致，由此人们知道了被曹魏政权封为“亲魏倭王”的这位女王原来实有其人。一位在现场为我们讲解的日本专家笑说，这位女王而今在日本人心目中已成了罗曼蒂克的化身了。
孔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并不逊于中国。在我们参观的十余处古迹及博物馆中，光是孔子庙就占了两处，而且香火极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里面挂满了即将参加各种升学考试的学生祈求成功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简单的祷词和祈祷人的学校及姓名。曾经有个中国留学生因为好奇，摘了一个回去把玩，被他的日本朋友看见，不由大惊失色，认为是渎神行为。
由华侨创办的、有百年历史的长崎孔子庙，十年前又附设中国历代博物馆，举办来自中国的文物特别展，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办的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及北京故宫宫廷文物展。当华侨陈名治馆长表示还想和国内更多地方的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时，中国文物研究者代表团团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立即表示，只要是孔子庙相中的文物，不管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博物馆，都一定尽量支持，送来参展。
理解比友好更重要——日本有一位“小铁木尔”
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回声犹存，为今天的交流而奔走的人们更令人感佩。
日本有一个新疆尼雅遗迹学会，学会有一位小岛康誉先生。小岛是一位珠宝富商，也是虔诚的佛教净土宗僧侣。１９８２年，他为了珠宝生意，走进了神秘的新疆，生意未成，却从此迷恋上了这片热土，前后入疆达３０多次。看到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保护不善，他痛心之至，立即着手“营救”，先后捐资１．１亿日元，并斥资促成日本东海电视台拍成千佛洞的电视片。从１９８６年起，他还每年为新疆大学提供２００万日元的奖学金。至于为新疆的丝路文化译书出书，在他更是乐此不疲。当然他最钟情的还是大漠深处尼雅遗址上那个两千年前忽然消失的古国。
尼雅的流沙之下淹没着大片的房舍，许多断壁残垣依然迎风矗立，考古学者推断这里就是两汉文献中记载的精绝国所在地。小岛作为日中尼雅联合考察队队长，先后入沙漠５次，一呆就是个把月，对于昼夜温差达３０多摄氏度、因严重缺水而不能洗脸、且只能用沙子洗碗的考察生活安之若素。他说：“前半生我为公司奔忙，后半生我的精力要投在中国的文物保护上。”在京都碰上这位又将奔赴尼雅的小岛先生，只见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小岛康誉”旁边还写着他的中国名字“小铁木尔”。他的朋友说，他的生活极为简朴，每天挤地铁上下班，还动员妻子卖掉了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这一切，都是为了据说要５０年以后才能完成的尼雅考察活动！
从小岛先生身上，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在这一衣带水之间付出了智慧乃至生命的鉴真大师、阿倍仲麻吕……
正是在他们的挥送之间，和煦的文明之风才会顺畅地吹透彼此的窗楹。
京都佛教大学文学的文学部部长吉田先生中文极棒，在欢迎宴会上他意味深长地说：“理解比爱更重要——这句话在爱情和婚姻中是真理，我想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是的，爱，或者友好，如果没有深刻的相互理解作基础，将是一枝无所附丽的花朵，恐怕经不起风雨的摧折。如小岛先生的奔走劳苦，正是在加深着两国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日本人通过他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中国人也通过他认识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坚忍、敬业精神——难怪新疆学者激动地要为小岛立碑呢！
中国文物工作者的沉重——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贫穷
看到日本人对文物保护的郑重其事和不遗余力，看到他们比较充足的文博经费和先进的保护文物的科技手段，说实在的，代表团内的中国考古学者是有些沉重的——他们当然难免想到身边的祖国文物，想到我们在保护和研究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日本的文物与同时代的中国文物相比要粗糙落后，他们的保护工作却是一丝不苟，万般精心。
在日本，仅仅一个平成宫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每年的国拨经费就是５亿日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全年文物保护经费的一半，而中国这点点钱需要保护的是千百倍于平成宫的大量珍贵文物遗存。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每件文物的展柜都有因物制宜、单独调节温湿度的仪器；而在中国，能够调节展馆的室温和室内湿度就算很不错了……凡此种种，都使访日的中国文物工作者心中不能平静。
而更让他们因反观自身而沉重的，是日本国人的文物意识和法制环境。
在奈良市西郊的平成宫遗址现场，我们看到一排修剪得整整齐齐、圆柱型的树木，觉得诧异（见图）。主人告诉我们，为了保护遗址原貌不受破坏，在发掘之后，又将之回填，植树的位置对应着地下梁柱的位置，给参观者以想象的依据。奈良近郊建于６０７年的法隆寺，极富日本建筑之美，去年底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可惜其中的金堂于１９４９年因失火而被烧损，但那几根焦黑的木柱至今仍被精心地保留着，让人从火劫中去揣摩它的原状，品味历史的变迁。
可资借鉴的经验——立法、教育和舆论监督
日本外务省文化交流部长斋藤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也发生过在建设中不顾一切以致造成文物破坏的事情，所幸持续时间不长。解决的办法是立法——１９５０年５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法。如有违犯，处罚很重，很少有人敢铤而走险。驹泽大学的秋山先生则提出舆论监督也很重要，他说当年有个电车公司要在平成宫遗址保护范围内建仓库，但由于新闻媒介的纷纷曝光，此事终获圆满解决。
许多日本朋友对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极是关心，像秋山先生就恳切地向中国朋友进言，一定要设法获得社会上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了解和支持才行。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的知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则告诉我们，他正在积极倡议成立一个保护文物的国际性组织，有如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会。
在日本的博物馆，熙熙攘攘的参观者中多是牵着孩子的妇女和青少年学生。
日本妇女多数没有职业，在家相夫教子，孩子稍大一点，她们就带着子女来到博物馆。所以在日本有一个说法：妇女的文化素养普遍比男子要高。因为丈夫们的工作压力太大，太太们则有时间读书、参观。
至于学生多，是因为正值暑假。在日本，初三和高二的学生都要在假期进行旅行研修，研修内容一定包括参观各类博物馆，并要写出研修报告。所以他们不仅看，还时常拿出小本子来记。在长崎原子弹纪念馆的留言本里，一个叫阳一的年轻人写道：高中旅行研修时我曾经来过这里，战争的可怕使我震惊。现在我带着新婚妻子再次来了，今后我还要带着孩子来，要让他们和我一样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博单位都是划归文部省——相当于我们的国家教委——来管辖的。这样，他们就把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和学校教育从管理体制上联为一体，参观博物馆成了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教育的阙失面——日本的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十分茫然
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年轻人，往往只知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对南京大屠杀十分茫然。在长崎陪同我们参观原子弹纪念馆的一位年轻的电视记者，说他们在美国做过调查，美国青少年几乎不知道还有长崎、广岛的原爆惨剧。他为此忧虑——但正是他，当听我们说起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高达３０万时，他竟闻所未闻，感到难以置信。这当然也是日本片面的历史教育的结果。
对历史和对文化保护的亲疏远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品味的高低，国民素质的强弱。在国内常常听到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似是而非地认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富国强民是当务之急，建设中毁伤文物在所难免。殊不知这绝不仅仅是一两件文物的保护问题，这表现了对文化继承和文化建设的漫不经心。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物质上的进步往往是畸形的，也是走不稳的。
在日本感慨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日本朋友从不讳言他们竭力学习、消化中国文化的历史。“弟子不必不如师”，反过来，我们如今当然也不妨从他们身上得到某些启示和教益。（附图片）
上图为日本平成宫遗址。
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探索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本报记者杨武军
略懂经济的人都熟知，影响社会经济行为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称为“看得见的手”，一种是市场的调节作用，称作“看不见的手”。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人们的注意点越来越集中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然而就在大家都热衷于谈论“政府”与“市场”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疾呼：影响社会经济的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他指出：中国社会已处于转型阶段，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利益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一种巨大力量，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压力。它不仅从宏观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资源配置的变化方向，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且也在微观层次上影响着企业行为模式、功能结构、运行机制和企业制度化结构的变动方向。现有国有企业应顺应这种社会结构转型，抓紧进行组织创新。
这一论点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为体现这一论点的专著作序时写道：“他们独特的研究角度，对深化中国企业改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看到这本专著后称赞，这是研究中国企业的一个全新角度，解答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解答不了的问题。
这一论点的提出者就是今年三十九岁的李培林，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亦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世致用”，清代一些仁人志士面对西洋文明的巨大冲击和许多文人沉醉于故纸堆的积弊，向社会呼出了这样的治学口号。从研究选题看，李培林显然也选择了这样一条务实的治学原则。曾留学法国的李培林说：“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紧密相连的，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浩劫的人，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做点事情，是一生最大的欣慰。”一九八二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李培林学的是哲学。一九八三年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他毅然选择了与现实距离更近的组织结构研究。他的初衷就是要看看古今中外的智者关于社会组织的见解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何裨益。李培林从法国回来，刚到社会学研究所报到，听说所里正要进行“中国百县经济社会调查”，他马上找到所长，请求下去调查。于是他来到山东西部的陵县，一呆就是一年。
不同于一些社会学者停留于对实地调查材料的简单描述，拥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李培林以为，经过长期实地调查，现在资料的积累已允许中国学者在社会学理论上有所建树。今年年初，李培林在几篇论文里系统论述了“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种资源配置力量”的命题，这已经是向西方长期盛行的以韦伯、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李培林写道：“这种个体主义理论对解释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应该从组织和非正规制度入手，探索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新途径。”
有人预言：中国改革前十年是经济学的十年，后十年是社会学的十年——意思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改革，经济学家在改革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触及社会各个方面，这时决策研究中社会学家将要一显身手。从李培林身上，我们是否看到了这种预言已初显端倪？（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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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盛世修庙”
锡兵
想流芳百世怕是某些有文化的、或自以为有文化的人的通病。
在中国，过去有一个法子把自己的名字留住，那就是修庙，或是修点别的什么，当然这一般在太平盛世才有可能。于是乎，太平的时候重修宫殿庙宇，立功德碑，回头等到改朝换代的关头，自会有人来烧了去，项羽、朱元璋、张献忠……都是爱放火的主儿。烧了再修，修了再烧，放火的和修庙的名字就打这儿都传了下去。
多灾多难的中国如今也总算到了太平的年头，时下修庙什么的在有些地方颇为流行，显见是没让老祖宗的嗜好断根儿。
新近去了一块千古风流荟萃之地。周遭转转，像是走进了《三国演义》，举目皆是卧龙宾馆、张飞酒家、长坂坡修车铺之类。祖宗的辉煌至今让子孙们念念不忘，真是德莫大焉！可是最让人感慨的，倒是看到的几处新古迹——这词儿有点别扭，可是非此无以名之。比如一处王府，昔日曾有赫赫威名，但是屡修屡毁，早已杳然无迹，而今却又巍巍然横空出世，可是看着那五色斑斓的彩绘和水泥犹未干透的路面，实在让人难觅思古幽情，也不信昔日王爷就住得这样窄陋伧俗。主人很诚恳地说，王府昔日的规模要大得多，限于条件，只能委屈在现在的格局里了。
就教于方家，就听到叹气声，说现在文物维修经费几近杯水车薪，就连５００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明知已岌岌可危却无计可施者。然而，一些兜里有钱的“父母官”，兴趣好像总是专注于重修甚或新建不伦不类的假古董。或许这可以用“发展旅游事业”来辩解，殊不知真正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恰恰忌讳假古董，只有货真价实的古代遗存，哪怕是几片残石断瓦，也比一座现代仿古建筑更能令人驻足遐想。
替他们想想，是不是恐怕修修补补的工作无益于日后的不朽声名，且有专家啰哩啰嗦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合适那又越制了。而重建可就省心多了，由着我去折腾，还能勒石铭记自己的德政，总比经营一方水土、富饶一方百姓要轻便多矣！
也许有些人达观得多，毕竟修庙总比烧庙强。可是，别忘了，中国还是个穷国，手中有权的人千万别把花钱不当回事儿。如果自己还没有金刚钻，就把磁器活儿留给子孙去做也罢。这倒是藏拙的办法，省下精力和金钱去干点正经事儿。
第11版(文化)
专栏：
出版界的一块“绿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介绍
一直被众多学者视为出版界一块“绿洲”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其高层次、高质量、高品位的出版特色，在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心目中占有难得的一席之地。
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国外已出版的９卷，该社已将中译本出齐，并全部重印，其中《剑桥中国晚清史》已重版３次，该系列书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不衰。去年该社推出的８卷本《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以其精编、精译、精美装帧的高质量、高品位赢得了读者与市场，至今仍然热销。新近推出的常君实先生主编的《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５卷），汇集了台湾散文创作的精华，同时特别将一些新作新人介绍给大陆的读者。这套书投放市场后也十分走俏。两套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突破了原有散文体例的传统概念，而在一种大文化散文的涵盖下，集鉴赏、资料、研究于一体。
该社今年上半年出版的《杨绛作品集》（３卷）、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和王力先生的幽默杂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都已成为市场上的热销书，初版告罄，加印脱销。
面对当前的图书市场，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该社的基本编辑思想，他们仍将花全力在学术出版的艰难之路上跋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今年仍有新作问世，《伦理学名著译丛》也有２种即将出版，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一卷问世，标志着该社在传播世界文学精品方面又迈出了艰巨而有信心的一步。（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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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比较新闻学》序
谭文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４位研究人员合作编写的《比较新闻学》一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这本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资料翔实。书中援引的资料涉及６０多国。大部分资料从英文书刊中直接摘编。在英文资料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的出版物约占１／３。这些资料有一定的权威性，且在国内属首次引用。其他英文资料虽都是公开出版物，但在中国大陆不易获得，乃是新闻研究所人员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得到的。因此，本书的“独家信息”比较多。
第二，概括精炼。比较新闻学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而全书只有１０多万字。将复杂的新闻现象浓缩在简短的文字中，确实需要高度概括能力。例如，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写过新闻学专著，他们的新闻观点散见于各种文章和信件中。作者整理这批资料，犹如大海捞针，难度不小。书中概括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１０项新闻观点和列宁１２项新闻观点虽然不尽全面和准确，但大致的轮廓是表述出来了。另外，将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数十流派概括为６项观点，将报业所有权问题概括为６种所有制和４种结构，都有其独到之处。
第三，论点适中。新闻和政治关系密切。新闻学研究中，容易受政治气候的影响而多变。例如，新闻自由问题，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有一个时期，一些论及西方新闻自由的著作，往往将它理想化，不谈或少谈其虚伪性的一面。另外有的时候，又走向另一极端。论述新闻自由时，只谈其虚伪性，而不谈西方国家法制较完善、对新闻工作者权益的法律保障较多的一面。使用这一术语时，往往加上引号。于是，“新闻自由”变成了贬义词。本书在论及新闻自由时，一方面指出其历史进步意义，其内涵至今仍在增加，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没有完结。另一方面，援引列宁论述，指出西方国家新闻自由有其不能掩盖的虚伪性。这就避免了右和“左”的偏颇。
第四，填补空白。比较新闻学是一项高层次科研课题，难度较大。美英等国学者在二次大战后就有这类著作问世。台湾学者在几年前也出版过此类书籍。作为最高新闻学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如今迎头赶上是十分可喜的。
总之，《比较新闻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这本书必将会在我国新闻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11版(文化)
专栏：
山东省梁山县歌舞团根据“水泊梁山”的英雄故事，编排武术节目，下乡献艺，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这是歌舞团演员扮演的“黑旋风”李逵抡起板斧，在乡亲们面前一展身手。
新华社记者冯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