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位质朴可敬的将军
——怀念李达同志
段君毅
李达同志对我军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参谋工作的贡献，是深为人们所称道的，这须有专著才能叙述完全。但是就从我所知道的几件事情中，也不难看出李达同志确实是一位质朴可敬的将军，很值得我们学习。
刘邓大军指挥部，１９４６年８月进到菏泽，野战军主力进至鲁西南地区，进行解放战争。此时，我担任冀鲁豫区战勤指挥部的领导，开始与李达参谋长工作接触，并且比较密切。他赞美冀鲁豫平原是好战场，便于机动歼敌，同时，到处都能保障粮食供应，人力资源相当丰富，大车虽然落后，但运输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李达同志曾多次同我讲到这些，最使他感到满意的还是冀鲁豫人民的支前工作。然而，他对全区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珍惜，以身作则地遵守刘邓首长节省民力爱护人民的指示。当发现干部中有浪费民力的现象，他就及时加以纠正，这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李达同志真是一位爱民的将军。
李达同志堪称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得力助手，优秀的参谋长。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３日，野战军指挥部刚进到汝河北岸，发现敌军已先我到达南岸，而且在大雷岗的东、西、南三面构成马蹄形防线以阻击我军。敌军占领了从油坊店到汝南埠二三十里的汝河岸边，为了防止我军抢渡，夜间燃起熊熊大火。尾随的敌军３个师，距离我军不到３０公里，在这紧要关头，刘、邓首长指示部队，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坚决打过去。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李达参谋长立即作了安排。当时他负责指挥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机关，还有一批参加开辟大别山区的干部队伍，要执行面敌渡河的任务，不用说，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任务。我看到李达同志在严重关头显得格外地沉着，即使鞋子掉了，脚上只穿着袜子，也依然全心投入工作。李达命令机关人员一律轻装，不得携带机密文件，要紧挨着跟进，绝不许掉队，如果遭受敌扫射轰炸或被南岸敌军炮火袭扰，也必须不停步地冲过浮桥。从２５日凌晨起，一直到下午４时，我们这一支非战斗队伍全部通过了汝河。这是一次成功的面敌渡河，整个队伍没有多大损失。当然，掩护部队第六纵队表现出极为过硬的战斗作风，立了大功。而李达参谋长在野战军首长的意图下，能如此敏捷精细地组织上千人全部安全地到达集合地点，应该说是一次出色的组织指挥。紧接着要渡过淮河，船只不多。幸亏刘伯承司令员探测出一条可以徒涉的路线，李达同志乘着河水还没有涨潮的空隙，十分迅速地带领我们这一支机关队伍趟着水过了淮河。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日子里，我与李达同志的接触更加频繁，因此，对他有更多的了解。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国民党集中了６个整编师３３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区全面围攻。我前方指挥所由邓小平政治委员、李先念副司令员主持，李达参谋长也留在前方指挥所工作。刘伯承司令员率领后方指挥所，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后勤机关和第一纵队转出大别山，在淮北地区展开，同时从外线钳制敌人，大别山反围攻的斗争是繁重和复杂的。我们鄂豫区、军区与前方指挥所常有机会在一起，可以听到李达同志关于反围攻斗争的意见和建议，这对当时对敌斗争都起到了好的作用。他成为邓、李的第一助手。李达同志不但尽了参谋长的职守，而且还致力于保障前方指挥所的安全。有一次前方指挥所由五里畈向通店移防，中途遭武装匪徒小保队的阻扰，机关部队只得停下来，这时，李达参谋长亲率一个排登山围剿，掩护前方指挥所进入宿营地。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１９４７年除夕，我参加前方指挥所在金寨县漆店区视察工作，到楼房村迎接新年。前指办公室里点起了松明，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和我几个人围着火堆，收听陕北广播电台播出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听完广播后，接着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汇报，直到深夜。当时我和李达同志挤到一起，听他谈了有关山地游击战的战术问题。言简意赅，迄今不忘。他说：游，必须采取以迂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刘师长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掌握这条原则。他还对孙子的“以迂为直，……后人发先人至”作了发挥。李达阐述了指挥员必须确掌主动权的重要意义。山地游击战中，常常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山地引诱敌人上当，这样，我就能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目的地。迫使敌人“围剿”计划落空。李达这种善于消化吸收优秀的历史遗产，学以致用的好学风，是很感人的，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有深厚军事素养的高级指挥员，深受人们的敬重。
１９４９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随郭天民同志一起从大别山出来，到了第二野战军指挥部。我开始担任后勤部的领导职务（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刻投入渡江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解放南京后，我们一方面协助军事接管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后勤机构的建设，并马上筹划向西南大进军的物资保障。李达同志对我们后勤工作十分关心，帮助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当我们工作出现缺点时，他坦然主动承担责任。事情出在我们卫生系统，他们把国民党中央实验医院的教学电影放映机及某些器材带到了重庆。邓小平同志在重庆高干会上对此作了严肃批评，李达同志立正接受批评，表示他应该为此担负责任，这使我们很为感激。因为如按组织系统查究，这属于后勤部门的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因此，我个人也深感不安。并深为李达同志任劳任怨的品德所感动。
要完成进军大西南的物资保障，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李达参谋长考虑在行军作战中一切供给不能完全依靠后方提供，各兵团的后勤部门要根据兵团首长的指示，依靠全体官兵，充分发挥各兵团后勤部门的积极性，才能应付解决长途进军中的各种难以预料的种种困难问题。他的这个考虑是十分切合实际的，对于后勤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我们后勤工作走群众路线，依靠广大官兵，战胜了疾病，缺少鞋子等难题，得到了李达参谋长的肯定。在实现刘邓首长的意图中，我和李达同志彼此合作，相互体谅，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通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与李达同志的接触，使我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参谋人才，是刘邓首长的好助手。他不畏困难，善于深入地思考和精密地组织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并且他富有学识，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新事物和新经验，注重实践，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善于团结干部，体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与坚强的党性，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凡是接近过他的同志，都会留下难以泯灭的深刻印象。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有千千万万的优秀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努力奋斗，李达同志逝世了，但是他的好品质、好作风仍大有发扬的必要，我们要向李达同志学习！（附图片）
１９５５年，毛主席为李达等将军授功勋奖章。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少敏
张则孙
我是１９４９年在全国纺织工会工作时认识陈少敏同志，并在她领导下工作的。那时，我只知道她是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七届中央三个女委员之一。后来我才逐渐知道了她艰苦卓绝、光辉而又传奇的过去。她童工出身，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开始后，她转战江淮河汉，为恢复和建立鄂豫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游击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她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但是，经常萦绕在我脑际，使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是我亲身经历和接触的她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陈大姐经常告诉我们：“不仅要教会工人唱‘社会主义好’，还要关心工人疾苦，让工人自己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好。”
旧社会把工人当成“贼”，工人进出工厂，只能走大门旁边的小栅栏门。下班时还要经过厂警或搜身婆一个个搜身。陈大姐在青岛发现有些工厂还沿袭这种极端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度，感到非常气愤，要求立即予以废除。她在大会上说：“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被人当成小偷。我们就是要挺起胸膛，大摇大摆地进出自己的工厂。”在陈大姐的领导下，中国纺织工会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纺织工人在敲锣打鼓与鞭炮声中欢欣鼓舞地拆除了搜身栅栏，亲身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许多老工人热泪盈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有一次，她在大热天来到了凉爽的青岛，一到纺织厂的车间却像个“闷罐”和“烤炉”。有的工人热得晕倒在机器旁。陈大姐认真钻研纺织生产和通风降温的知识，并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了措施。纺织工业部和各局、厂都很重视。经过一两年的改进，国家大量投资，改善了车间的通风降温设施。如今在盛夏季节，车间里比室外还凉爽，职工的发病率也大大减少。工人高兴地说，“解放了，我们的车间成了天堂！”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沈阳一家私营染织厂发生锅炉爆炸事故，全厂３２名职工，死８人，伤１６人。陈大姐很震怒，要我给工人日报写评论，抨击资本家只图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对事故应负完全责任，受到国法制裁。工会要把生产和安全统一起来，保护工人的利益。全国纺织工会更要求各级组织普遍进行安全大检查，建立安全责任制。同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的决议”中提出的安全第一的方针，和在纺织厂进行定期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在各地纺织厂引起了重视。
陈大姐是群众的贴心人。她看到女工没有卫生纸，常用棉花、棉纱代替。在她的建议下，给女工发卫生纸的办法从纺织厂向全国推广了。为了解决女工受阴道滴虫病的折磨，她组织妇科医生研究，改厕所的坐式马桶为蹲式，改大浴池为淋浴。她看到女工在厂门口哺乳，就建议行政规定哺乳时间，建立哺乳室和托儿所。当时工人住房十分困难，有的工人三代挤在一间小窝棚里，而国家拨款又有困难，在她领导下，推广了东北“自建公助”住房的办法。仅青岛一地就盖了十多万平方米的房子，为２５００多户职工解决了住房困难。她为解决工人的疾苦耗尽了脑汁！
陈大姐，作为一个工会的杰出领导人，在解放初期短短的几年里，呕心沥血，雷厉风行，为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们很少知道这位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老大姐，却是一个长期顽强与病魔斗争的重病号。１９５２年，我随她一起去青岛下厂。一次，她正在大会上讲话，忽然脸色变得苍白，声音也越来越弱，有人上去要扶她，她把手一甩，硬是吃力地把话讲完后才休息。我马上赶去看她，原来她心脏病又犯了。后来，我才知道，由于长期艰苦的地下工作，特别是武装斗争，她经历了许多妇女难以忍受的痛苦，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积劳成疾，她不但有心脏病，还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肾下垂，经常便血。１９５８年她让我跟她一起去河南。那时她的肾下垂已经很严重。她用白布将两块泡沫塑料缠在腰间挤住两肾，下厂下乡，经常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郑州，一位心脏病专家在给她检查以后，简直惊呆了。他说，“像这样几乎垂危的病人，居然还这么精力充沛地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这真是人间奇迹！”而大姐却幽默地说：“你不必紧张，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她的信条是“活着，就得工作。”６０年代初期，她的病情日趋严重。但只要稍有好转，就又随身带着氧气袋和急救药品到外地去调查研究了。她对于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她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党和人民给了她比较高的生活条件。她总是说：“太高了。”她坚持用自己的工资给勤务员开支，自己花钱买书刊，不接受馈赠，不吃请。有的单位不听招呼，她就罢宴，要他们把酒菜撤走。她说“花的钱不许公家报销，谁出的主意，谁掏钱。”人们由于尊敬她，往往称她为“首长”。她听后眉头一皱，接着又开玩笑说，“部队有首长，我们是群众团体。什么‘手掌’‘脚掌’，我是‘脚掌’。”陈大姐的侄女原来是徒工，想通过姑姑去参军。大姐严肃地批评说，“你不要以为姑姑是大干部，想从这里捞什么好处。你没见过爬墙的藤萝吗？别看它枝繁叶茂，墙一倒，它也就完了。”陈大姐的言行，鞭挞了腐败，道出了真理的常青。
人已故去，风范长存。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的战士的榜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陈少敏同志的榜样仍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愿言思德以昭来者
——怀念民间外交事业的开拓者楚图南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１日，一位备受人们爱戴的老人——楚图南同志从容安详地走完了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他的离去带走了人们难以计数的思念，留下了一位忠诚于我国对外民间文化友好事业的开拓者无私奉献的崇高风范。
山川无言青史在口碑流传自年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北欧以及南亚一些近邻国家。亚洲、非洲多数国家以及美洲各国均为鲜与中国来往的空白地区。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各国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成立于１９５４年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协的前身）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以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民间组织组成了新中国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基本力量。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多层面民间外交格局下，我国对外交往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新中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楚老领导对外文协，根据中央对外交往的部署，从文化领域开展了许多带有开创性的友好交往活动。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６年十余年间，楚老领导的对外文协派出的文化艺术及友好代表团上百个，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１９５５年，对外文协派往西欧的艺术团，访问了９个国家的３１个城市，历时８个多月。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演出在各国文化艺术以及舆论界引起极大影响。美国著名喜剧家卓别林专程赶到巴黎观看演出后说：３０年前我曾到过中国，我看过同样剧目演出，但情节冗长，内容也良莠混杂。现在看到这种全新的演出，我不能说什么别的，我只能说这就是新中国。
从５０年代开始，中日两国之间已开始了许多民间或半官方交往，楚老曾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楚老接待了大量日本各界知名人士，并同不少人结下深厚友情，如沼浅稻次郎、松本治一郎、中岛健藏、久原房之助、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丰道春海、末川博、土岐善磨、井上靖等日本政界、文化界人士。７０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１９７３年４月，以廖承志为团长，楚老为副团长，包括我国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各界知名人士的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中，代表团足迹北至北海道，南及冲绳，西到新潟、东抵仙台，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成了日本舆论界中心话题。代表团在日期间，拜访了老朋友，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两国建交后又一次令人难忘的中日友好热潮。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楚老在开辟拉美地区民间友好工作中的突出贡献。１９５６年８月，楚老率领一个近百人组成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当时尚未与我建交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４国访问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派往这一地区第一个大型艺术团组。代表团成员多为在我国京剧界、音乐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其任务是通过文化交流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风貌。代表团抵达圣地亚哥的第一项活动，是楚老带领全体团员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铜像敬献花圈，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智利人民民族感情的尊重。这一举动立即引起积极反响，使一些流传的政治谣言不攻而破。随着这一成功的“亮相”，代表团又成功地邀请到智利总统及夫人观看开幕式首场演出，并出席酒会。伊巴涅斯总统在庆祝酒会上同楚老交谈中，赞誉中国京剧艺术的精湛，希望不断增进智中两国人民和艺术界的了解和交流。艺术团在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的演出也引起很大轰动。阿教育部长会见楚老等代表团领导成员，对中国艺术家的来访表示感谢和祝贺。这次访问演出成功，对当地华侨产生极大影响。早年曾支持孙中山革命，居住在阿根廷的一位侨领对楚老说：看到中国的艺术使者在阿根廷朝野引起如此轰动，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极大光荣和自豪。楚老后来回忆说：“在我外事活动经历中，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回忆最难忘。因为不仅是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而且广交了朋友，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交流范畴。中国的古老优秀的文化艺术和新中国的精神面貌，深深打动了拉美各国的人心，也撒下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的种子。”然而，当我们以这件事为例说楚老对拉美国家民间友好工作功不可没时，他却沉静地说：在这次访问途中，代表团有１０位同志在从瑞士取道布拉格回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他们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也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
随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拉美各国人民热情希望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继１９５２年智利成立智中文化协会之后，到６０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对华友好组织。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６日我国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楚老出任会长。
６０年代初，古巴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拉美各国争取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为庆贺古巴人民在吉隆滩击败外国雇佣军的胜利，１９６１年４月下旬，楚老率团访问古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五一”节及庆祝胜利大会。当时，正值美国对古巴进行水路和空中交通封锁，西方国家也停止飞往古巴的航班，代表团往返途中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楚老不畏危险，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问候，取道布拉格，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于４月３０日下午准时赶赴古巴，在哈瓦那“七二六”广场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向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转达了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楚老与格瓦拉、多尔蒂克斯、布拉斯、里加等许多古巴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古巴首任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是一位历史学家，楚老曾和这位有学者风度的大使多次谈论华侨在古巴革命中作出的贡献，两位学者所谈问题之深，交谈气氛之融洽，在中古人民友谊史上传为佳话。
楚老在领导和从事我国民间外交工作的全部实践过程中，非常注意总结工作经验。１９５６年，他在提交给全国政协二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西欧和北欧１４国４８个城市情况的报告中，从政治、社会、艺术等多角度，阐述了文化交流对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团结国际友人，扩大国际和平力量方面的积极影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优秀古典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完美性，中国艺术团在欧洲诸国掀起的“中国热”，以具有穿透力的艺术语言，表明了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开明，产生了巨大震撼效应。这份报告对于我国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到６０年代，楚老多次撰文，系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发展。８０年代中期，楚老率领我国一些省市领导同志访问意大利后，就意大利的城市规划制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问题，向中央提交一份调查报告，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建议。楚老在他大量文章中，还一再论述关心爱护老朋友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楚老仍不辍笔耕，写了数十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民间外交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抒发对各国人民友好事业的美好祝愿。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民间外交事业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浸透着新中国为扩大与各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真诚愿望，也凝聚着楚老诗人的热情和学者的睿智。
和平进步通今古道义双挑敢息肩
楚老数十年为我国民间外交事业辛勤工作，努力奉献的事迹已经载入历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他耄耋之年后，仍满腔热忱地为这个宏伟事业奋斗不息。
楚老从不因功高或年迈而停止事业的追求。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６年，因工作需要，德高望重的楚老担任我会副会长。但他不计名位，不论资历，始终同当时的王炳南会长以及其他会领导密切合作，认真完成会里安排他的各项任务。这段时间楚老的外事活动相对减少了，但如果翻阅一下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记录：１９７８年，楚老率友好代表团访问英国、比利时、法国；１９８１年５月，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１９８１年１１月，随彭冲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１９８２年４月，随王震同志赴日参加庆祝中日建交１０周年活动；５月访问意大利；１０月赴日参加第一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１９８３年４月赴印度进行友好访问；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全国第一次友好城市工作会议上作工作报告；１９８５年，担任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亲自参加一系列纪念活动……至于楚老接见来自各国的外宾及友好人士的次数和人数，我们已无法作出精确统计了。要知道，这可是一位８０多岁的老人所承担的工作量。
１９８６年楚老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后，国务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以极大热情支持民间外交工作。１９８６年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弗朗克先生第５０次来华访问，楚老特意写了一个条幅：苍松翠柏，既挺且直，高山流水，友谊长存。当两位老人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如数家珍地回忆他们近４０年的友情时，周围的同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楚老曾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只要没有重大国事活动，对外友协接待的外宾如果提出见他，都可以安排。
１９８８年楚老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请求，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并辞掉了许多社会职务。然而他却保留了在我会担任的两个职务，一个是中拉友协会长，一个是中日友协顾问。这一选择，与其说是楚老对我会怀有特殊感情，不如说是他对民间外交事业难以割舍的执著。楚老退休了，但他参与民间友好工作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在他的客厅里，不时可以听到与来访外宾亲切交谈的欢声笑语，在他的庭院中，常常留下来自各国友人的身影。每年春节我会领导登门向老人家拜年时，他总要津津乐道地回忆当年工作的甘与苦，总要语重心长地鼓励青年人好好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把民间外交工作做得更好。
俯仰无愧怍昂然信所之
楚老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艺术造诣卓群的书法家，一位著述颇丰的翻译家，文史学家、教育家。在这些众多荣誉头衔中，闪耀着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作风，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记得那是１９８７年新年前夕，我会组织中外小朋友联欢，请楚老出席，还特别邀请楚老带他的小孙子参加。在前往会场途中，楚老的小孙子在车上兴奋不已地对工作人员说：“我这是第一次坐爷爷的小汽车。”我会的工作人员几乎回忆不起楚老曾向会里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楚老对自己亲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参与的外事活动很多，结交的外国朋友遍及五大洲几十个国家，但他从未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为亲属谋取任何私利。即使是在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后，他仍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外事规定，把外国友人赠送给他的礼品或纪念品按有关规定及时交给国家处理。而每当我们提出希望用他的书法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友人时，他总是微笑着说：“好，好，一定照办。能用则用，不能用千万不要勉强。”
楚老书法功底深厚，其字，笔划坚而浑，体势雄而稳，章法变而贯，格局疏而端，在书法界享有很高声誉，登门求字的人很多。凡是以钱求字者，楚老一概拒之门外。凡是执意付润笔者，楚老一是让工作人员或家属如数退款，二是再不与之来往。有人感叹道，楚老的字“无价”。可更多的人则说，楚老的字“好求”，特别是一些年轻人，通常是有求必应，楚老始终认为，鼓励和帮助年轻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楚老９０高龄时，曾书赠西泠印社：“翰墨寄情，风规自远。金石铭志，骨气奇清。”这１６个字正是楚老人格力量的真实写照。
在同楚老的接触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１９２６年楚老就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在他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反动派死刑的威胁没有吓倒他，“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没有压倒他，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也没有动摇他。在他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在他大量的诗歌和文章中，随处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和理想的忠贞。楚老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每月都按时把党费交到所在支部，认真参加组织生活。如因故不能出席，他就会非常认真地向支部请假。支部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楚老都一丝不苟地执行。１９７８年楚老在“记巴黎公社社员墙”一文中这样写道：“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英雄们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以及为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气概和光辉形象，将永远成为革命人民的伟大榜样，将永远鼓舞着革命人民朝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这胜利的明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这将是百倍庄严宏伟的新世界，是百倍光辉灿烂的新世界。”１０年后他又写下这样的诗句：“风风雨雨九十年，铮铮铁骨志弥坚，晚途崎岖仍前进，永志共产新乐园”。
楚老的一生，是执著追求的一生，是探索真理的一生，是不务浮名的一生，是克勤克俭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我们要以楚老为榜样，努力开创我国民间外交事业新篇章，告慰这位永远令人们敬佩尊崇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