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编著感言
千古一书蔚为大观
——文物出版社刷印《乾隆版大藏经》纪略
闻吾轩
《乾隆版大藏经》经板天下绝无仅有，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属于国宝。而这套经板得以恢复原貌，重新刷印出完整的７２４函，其中包含着文物出版社的诸多心血。 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
《乾隆版大藏经》又名《龙藏》，是由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发起雕造的。雍正皇帝自幼博览群书，对佛法倾心膜拜，自号“圆明居士”。他因为明永乐年间于京师刊行之《北藏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发愿重刊藏经。雍正十一年（公元１７３３年）设“藏经馆”于北京贤良寺，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等总理其事。开雕不久，雍正帝便辞谢人世了。继位者乾隆皇帝续举盛业，至乾隆三年（公元１７３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工程告竣，前后费时４年之久。
《龙藏》按经、律、论和杂藏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自“天”至“机”共７２４字，每字一函，每函１０册，共７２４０册，外加目录５册，共７２４５册。凡收佛典１６７５部。由于收书浩繁，内容广博，因此对研究佛教史、文化史、中印关系史、地理史、中亚史等弥足珍贵。它是我国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规模也最宏大，无怪有人称之为“天下第一书”！
《龙藏》又是雕板印经。雕板印刷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现存最早的雕板印刷实物就是敦煌石室所出唐咸通九年（公元８６８年）的《金刚经》。宋代产生活字印刷术后，普通书籍多不用雕板印刷，但对一些重要典籍仍采用此法，以示庄重并希望传之久远。《龙藏》共雕造经板７９０３６块，总重约４００吨。经板选用上等梨木，近８万块经板无一拼接或有结节。
１９８７年，在《龙藏》成书２５０年之后，文物出版社决定重新刷印《乾隆版大藏经》。史载《龙藏》初版仅１００部，分送全国名刹寺庙。其后，乾隆、同治年间和民国时期又先后刷印若干部，总数不超过１５０部，但至今保存完整者极为罕见。重新刷印《龙藏》势在必行。
再成完璧重放异彩
可是，由于人为和自然原因，使约１／３的经板和过去刷印的版本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和阙失。比如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乾隆帝下令撤去明代遗臣钱谦益撰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蒙抄》一种，计《千字文》序号之色、贻、厥、嘉、猷、勉六函６０册，毁板６６０块。理由是钱在清军南下时，起初扬言要做明之“孤臣孽子”，而清军一到，他却率先出降。乾隆皇帝以其“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撤其书并毁其板。经板的损坏、阙失和底本的不全，给重新刷印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面对这些具体困难，文物出版社派专人遍访全国名山大寺几十家，历经艰辛，努力配补了一部完本《龙藏》做工作底本。
由于经板过去几经搬动，相当数量已散乱无序。出版社费时７个月，对几万片经板逐一清点登录，重新按《千字文》序号排列出来。重新整理出的经板占了满满一个农家场院，形同一堵堵木墙。
在此基础上，文物出版社又将糟朽之木板千余块剔除，根据寻找到的底本补板２３９８９块，补刻文字４万余，使几经损毁的７２４函《龙藏》按原书的内容和册数再成完璧，重放异彩。为保证新版《龙藏》的刷印质量，特邀民国时期曾参与刷印《龙藏》的老艺人王杰臣师傅做技术顾问，指导、监督刷印工作。除精装本外，尚有织锦装帧之豪华本，其质量超过历次刷印本。
经过三年紧张而艰苦的劳动，６０部崭新的《乾隆版大藏经》终于完工。煌煌巨制，蔚为大观，千古一书，泽及宇内。
１９９１年６月，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泰，即以新版《龙藏》一部作为国礼赠送泰国国王，受到泰国举国上下的礼赞。国内外一些名寺和佛学研究单位对文物版《龙藏》极为看重，至今仍在积极订购。
这６０部新版《龙藏》，若将每部单册叠起，可达４０层楼高；若将每张纸连结，足有１００公里之长！修补完整的经板经文物出版社、韩营古籍印刷厂、房山云居寺三方签字登记交接，由北京市文物局、房山云居寺验收后负责运往云居寺保管。
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跨越与综合
——访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赵一凡
王晓晖
据说曾有杂志编辑拿着赵一凡的文稿茫然无措，不知这涉猎广泛的文字该排在哪一个学科栏目之下。而对于文学硕士、史学硕士、哲学博士赵一凡来说，跨越与综合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在赵一凡４４岁的生命里，１１年是在研究生院度过的。早在７０年代末的北京，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年轻研究生就受到过学界长辈如冯至、卞之琳、杨周翰等人的教诲。到了美国哈佛大学，他又师从一批著名的美国文史哲学教授，学到了“跨学科研究”方式和“综合批评”。回北京后，赵一凡重新比较和欣赏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中国现代大师的学术思想，不免对“会通中外、熔铸古今”的中国知识传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赵一凡对此解释说，讲究跨学科综合治理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需要，也为老一辈的学术实践所肯定。单学科、单语种、单方向的传统研究方式前景有限。
在哈佛留学五年，赵一凡旰衣宵食，终于有幸成为该校美国文明史系第一个摘冠的外籍哲学博士。６０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学术研究发生了剧烈变革，其根源来自发达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后现代文化矛盾。对此赵一凡认为：中国学者既不能赶时髦、追浪头，也不能拒绝变革。应有的态度是，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和现有条件，先弄懂它，继而批判和利用它。而要完成上述学术目标，单靠切割、分离的一两项专业技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赵一凡努力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丰富研究手段，力图把他所受的文史哲三科训练扩展为一种能兼顾中西文化发展的综合批评能力。而他个人的学术方向也相应地从原来单一的英美文学批评，转向针对欧美文化批评及其文化思想史的多层复式研究。
留美期间曾任哈佛和波士顿中国学联主席的赵一凡，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一个大风大雨的日子里戴上博士帽，而后告别师生之情踏上回国航班。
其实，早在１９８６年底，《读书》杂志就为赵一凡开辟了“哈佛读书札记”专栏。自那时起，赵一凡就笔走龙蛇、举重若轻地不断介绍西方新知与学术动态。如今，这套札记已由三联书店编成《美国文化批评》专集。而他继续撰写的系列评论也将编为这套札记的第二集，拟题名《欧陆新学鉴赏》。
眼下，赵一凡正着力于“欧美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研究”等几个课题。“我的研究是两条腿走路，即一边在《读书》发表形式活泼的评论，征求意见；一边在此基础上积累心得，撰写比较严整的学术专论。”据说，西方早已流行这种长短结合、内外兼顾的写作方法。赵一凡拿它过来，也算洋为中用，能缓解一下出书的困难。
而且，赵一凡的学问并非与世情无关。他之所以选择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研究，就是想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前景，揭示西方文明的历史失误和机制弊端，为本民族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模式。
赵一凡强调说，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巨大规模和长久性，造成了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旺盛学术需求。人文和社会科学虽然只是其中的软件部分，但它们价值昂贵、功能关键，如无长远谋划，将来硬件阻滞，软件不能配套，即便补交学费也挽回不了损失。
言及于此，赵一凡面有忧色。这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特有的使命感。当年他们与民族同罹苦难，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刷和插队的磨砺。如今他们也与民族一起重生，自强筋骨，建设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家园。（附图片）
安徽插队留影，二排右一为赵一凡
在哈佛大学戴上博士帽，前排中为赵一凡。
第11版(文化)
专栏：
在三种文化间穿行
徐城北
破译京剧“口头文化”的语码
１５年前，当我告别了非文化的外地工作而走进中国京剧院时，突然感到了惶惑。因为从幼小起，我接受的是传统的书本教育，我父母是“写字的”，我的社会背景也是“写字的”。他们曾很奇怪——这个很能“写字的”青年，居然会爱上“不用写字的”京剧，觉得我是个“怪胎”。我则认为他们有偏见，京剧不也是文化事业一个单项？但等我真的迈进京剧院的大门，才发现原先在舞台下看“熟”的许多演员却似乎不认得了。他们有许多我听不懂的话，其中有行话，也有“黑话”。他们思考、处置问题的习惯也绝不是戏曲学院教科书上写过的。我不敢不承认他们是文化人，但他们又确实不是我见惯了的“写字”文化人。
我发了狠。和他们一块喝酒，一块冲澡，听荤笑话，随团外出巡回，又于演出后和名伶聊天聊到大天亮。终于，我找到他们独特的“语码”，破译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我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嘴巴利落起来，喜欢“人来疯”，觉得语言不足以表达情绪时，便即兴亦歌亦舞……
一方面是传统的“写字”文人，但同时也迫近了手舞足蹈的艺人，更多时候是在介乎二者的中间状态下工作。我发现，像我这样在两种文化中“跳来跳去”的人并不多，于是渐渐有了满足感。
“电视文化”的震荡
突然间，我发觉“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又有一条文化新路横空出世。电视机，这个小小的长方体，魔力竟是如此之大——有光，有声，有颜色和图像，也有写字人和讲话人无法比拟的速度和魅力。它取代了传统文化人伏案劳作的书桌，更扫荡着传统消闲生活中的书场、戏园和茶馆。它带给自己的忠实观众以超负荷信息量，使人们洞见自身在今日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生活是纷繁的，电视却使之简单起来，让观众迅速明白外界事物的是非——不是“是”，就是“非”，没有判定的细致过程，也似乎不需要这个过程。在这种状态中，人也变得“平面”了。也许科学的昌明就需要人们摆脱思想和文化的重负。整个世界的重心也随之改变，从前一直是向后倾倒，要注意继承传统；如今向前弯了腰，要革新，要突破，由此取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作为走在前两个阶段中的文化人，自然要关注新阶段上的天之骄子——电视人。他们好年轻，好骄傲，也好有本事啊。居高临下，纵横捭阖，好像无所不能，事实上也就真的“无所不能”。只要他们想“做”，早晨萌生出思绪，上午拟好提纲、扛着机器就“下”生活，午后回来做剪辑，晚上就可以和观众见面。对于前人已经“做”过并且“做”得十分精彩的事物，他们都敢重新去“做”。而且一“做”之下，居然就有了新的风貌。从这个意义说，他们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新发现者和劳动英雄。
他们如何造就出这种本事？仿佛不靠读书。当他们还没成为电视人时，或许也读过一些书，但后来“读”得更多、用力更大的，则是镜头、色彩一类关乎技术、技巧的“书”。如今，他们生活在机房和拍摄对象之间，就带着这种技术、技巧的思绪奔波着，旋转着。一件工作没完，就又开始了下一件。他们中很少有思想家，他们是一盏又一盏劳累的走马灯。
看来，电视文化人有两重性。反观对应之下，口头文化人和印刷文化人就没有两重性？有两重性并不危险，真正的危险则在于前两种文化人的安于现状（埋怨现状也是安于现状的一种表现）。 传统文化人的惶惑
关于口头文化人。卓然大家所剩无几，且分散的领域残缺不齐，已难连接起来取长补短。让人遗憾的，是现存大家间的门户之见，对于自身、本派的昔日峥嵘，也以“经验主义”的偏见去支撑旧梦。
关于印刷文化人。陶醉于自身领域的表面繁荣，没看到由于城乡差别等因素造成的基础脆弱。对于新生的电视文化，要么感叹因“人心不古”而趋时者众，要么匆忙混迹其间，只为了多挣些钱……
我观察着同辈、同龄的文化人，也琢磨着自己——我们应当如何把握今后的文化定位与主攻方向？是依然在单项道路上持续前进，还是设法横向拓宽？对于这新生的电视文化之路，是否尝试着也“踏上一只脚”？我看到了不同的选择。有人坚持在原有的路上勇往直前，也好。集中发力，或许能造就单项文化的大家。有人试探着向电视这条路上转移，从小打小闹发展到最后改行。这当然也很好，可以减轻原来路上的拥挤，为新开辟的道路增加牢固基石。
伸出“第三只脚”
我呢？我想起了我的恩师之一的黄宗江。他是位“三栖”剧作家，先后写过不少电影、话剧和京剧的好剧本。比他更“棒”的剧作家有没有呢？当然有，在三个领域中都各有若干，因为才力、精力的专注而成绩斐然。但是，宗江先生也有他人难于仿效之处，他的艺术鉴赏学（或名艺术创作学）深入、贯通在电影、话剧和京剧三途之中，他有这样一块独属自己的“艺术三角地”，他在三角地中进行“艺术关系学”的研究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不才如我，也因前年在两条路上经常“换脚”而积累了些许经验；现在想扩而大之，争取尝试着再伸出“第三只脚”，去比较手中这三副笔墨的异同，从而横向对三条文化之路的异同做一些比较研究。我这辈子大概只能做这件事儿了，或者换言之，这件事儿也比较适合我来做。练一练穿行往复的“换脚”真功夫吧，希望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新的边缘学科。
不管不同文化人会有怎样的不同选择，三阶段的文化形态都将长期共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头文化越来越萎缩，电视文化越来越壮大。但是，历史不会以简单的单向流程的形式去发展，恰恰相反，历史经常以逆向上的顿挫来显现它的复杂和深刻，由此也造成它的神秘和魅力。由于这一点的存在，就要求任何文化人都把眼界放宽，即使稍后自己在发力上“单打一”，却先在思维上不要被一种既定模式所束缚。系统论认为“各部相加大于和”，是诚然不错的。如果文化人能用系统论的精神先在三种阶段的文化当中穿行往复一番，即使最后的“做”是在单一的领域中，其结果也势必会“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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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二十多年来，宁骚教授对非洲一往情深……
走进非洲的心灵之旅
徐永新
当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专著《非洲黑人文化》一书带着淡淡的墨香在学术界流传的时候，人们开始了解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宁骚教授。宁骚在这本书里指出：非洲黑人文化是一种口述文化，具有高度统一性。它的口述故事充满着浪漫神秘的传奇色彩，它那如富矿般的谚语轻灵别致，它的音乐寻求强烈而奔放的节奏，它的舞蹈千姿百态，它的宗教、技术、思想都有自己的灵与魂，它对美国、西欧、加勒比地区乃至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绚丽多彩的黑人文化自古以来就参与塑造了并继续塑造着我们这个世界。
宁骚从７０年代末就逐渐意识到民族问题将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到９０年代初，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非洲许多国家里民族冲突烽烟迭起，证实了他的学术预见性。他在《部族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当代非洲，部族矛盾和冲突可归结为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内是建立民族国家或部族国家的问题，在对外关系上是要防止抱有霸权主义野心的国家的干涉、利用问题。世界发展到今天，恢复和新建部族国家已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强权势力所利用。在１９９１年完成的《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宁骚把这一学术观点扩大到各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研究中，为观察和分析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见解。他的论文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种族问题国际会议”上宣读。
在另一本与别人合著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他颇有见地地指出：一般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殖民地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的色彩浓厚一些；而英国、法国和荷兰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它们在各自的殖民地里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商主义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着各殖民地以后的历史发展。随着殖民地旧的社会结构的崩溃和新的社会结构的成长，也就产生了新的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样的斗争已经与古代反对异族压迫、异族统治的斗争有了不同的性质。
宁骚１９８７年被选为全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并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非洲问题重点课题研究领导小组”五名成员之一，同时担任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外国问题研究申报课题评审专家。为了这门绝不时髦的学问，过度的辛劳使他年未半百时就已满头银发。当笔者在北大燕东园新区见到刚刚从斗室中乔迁新居的宁骚教授时，他透露说眼下正致力于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主持人工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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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迟到的辉煌
——《“毕译左拉”名译名著精选文库》小记
曲志红
洋洋九卷的《“毕译左拉”名译名著精选文库》在译者毕修勺先生离世一年多后，呈现在读者面前。九卷书虽可告慰译者的亡灵，但先生毕竟没能在生前看到，甚至没感到会有这一辉煌。故尔，笔者捧起“毕译左拉”，不能不记起先生为此付出的那份心血。
像毕修勺这样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翻译事业而且是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译者，可以说举世罕见。也许，这就是他和左拉的缘分。
１９２０年，当１８岁的毕修勺漂洋过海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开始异国求学生涯时，偶然得到的一本《土地》竟使他一见钟情，边读边泣。就此，他完全融进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氛围，不仅在短短几年间读完了左拉的全部著作，而且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作品全部译成中文，介绍给在黑暗和困苦中挣扎的祖国人民。６年后，他返回祖国时，所带的唯一财富是五六十卷书籍——几乎全是左拉的。
一年后，他的第一部译作《左拉短篇小说集》问世了，他成了第一个把左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随着他的转述，人们开始了解另一块大陆上的工人、平民们的生活、心境，也开始认识那位严峻地面对世界的法国文学巨匠。此时，年轻的毕修勺绝没想到，他日后的翻译事业竟会遭到那么多的磨难。
５０年代中期，他被错划右派，开始了长达２５年的监狱生涯。
１９７９年６月获彻底平反一出狱，他立刻回到久违的书桌，重新进入左拉的世界。每天３０００字，是这位年近８旬的老人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给自己安排的工作进程。借助于放大镜，他用昏花的双眼和颤抖的手，完成了一部部译稿。到１９９１年他８９岁之际，已有约１０００万字、３０部作品的译文脱手。
可叹世事艰辛，纯文学作品的出版此时正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苦苦挣扎，这些肯定不会畅销的左拉著作只能整齐地“束之高阁”，任其“沾满灰尘，发黄变脆，虫咬鼠啃”。这位从没向命运的捉弄低过头的老人，为自己呕心沥血而成的译作无法付梓而心灰意懒：“没有人要，还译它做什么？”他终于停止了自己的笔。不到一年，他就怀着无法解脱的遗憾和悲哀，告别了尘世。
逝者如斯，生者何堪？凝聚着毕修勺一生心血的遗稿，似乎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使许多文化、出版界的知情人为之痛苦，为之不安，为之奔走呼吁。终于，今年夏天，山东文艺出版社在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的资助下，决定整理出版毕先生的遗译。他们从３０部译著中精选出９部书稿，全力以赴，精心编印，使这些尘封多年的译著得见天日，一展风采。
历史不会永远埋没真正具有价值的事物，也不会忘记那些为此付出生命和智慧的人，《“毕译左拉”名译名著精选文库》的问世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毕先生或许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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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为工商业文化启蒙
——《中外商贸大百科》小议
曲振涛
如果说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侧重于学术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话，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学界有识之士痛感于国人商贸知识的贫乏，纷纷转向工商业文化的启蒙工作。由青年学者王恒伟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外商贸大百科》就是其中的一本。该书突破传统的商贸观念，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勾勒出一个动态的商贸体系，是一部包容中外市场、金融、投资、房地产、股票、各地口岸、各地开放战略、各国商情、环球贸易地理、内地贸易、边境贸易、国家贸易、外交、关贸总协定等多方面信息的大型经济工具书。
全书４００万字，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如对开放口岸的介绍，其数目达１７０多个，包括海港、河港、航空港、铁路口岸、公路口岸，资料翔实，截止时间为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作者还收集了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情资料，按洲划分，把各国商情分为国情概况、商贸特点、开拓市场指南、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指南、商贸习惯、营业登记须知、关税规定等部分。此外还介绍了世界主要消费市场、主要期货市场、主要外汇市场和各洲的自由经济区。在这些详尽的商业信息背后，读者可以触摸到当代工商业文化的精髓，这就是体现了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国际惯例”。
第11版(文化)
专栏：
安阳设立本地图书专柜
走进河南安阳市新华书店红旗路门市部的大门，你会迎面看到两节柜台的玻璃上有６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安阳图书专柜”。
安阳图书专柜是今年５月专为“写安阳的书、安阳人写的书”而设立的。安阳市是甲骨文的故乡、易经的发源地，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过去，关于该市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安阳史志等书籍散落在书架上，不利于顾客挑选、购买。设立安阳图书专柜就是要通过这个窗口展示安阳的风采，让外地人了解安阳，让安阳人热爱家乡。不少顾客反映，不看专柜，还不知道本市竟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出这么多的好书。（张遂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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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参考》拓宽青年视野
自费订阅报纸十年的忠实读者和一些热心的作者被大红请柬邀来，与报纸编辑一道互报名姓，品茗座谈如何改进新闻报道和版面“包装”。前不久，创刊十周年的《青年参考》搞了这么一个别开生面的纪念仪式。该报是在１９８４年创办的，旨在通过全面介绍国外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在开放的氛围里培养新生代的爱国意识。（赵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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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中国科学院中年画师刘忠信拜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传人类师白为师。他的作品被天安门城楼及多处博物馆收藏。图为他的匠心独运、自成一体的冰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