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上航”展翅
本报记者章世鸿
最近，由上海回北京，乘的是上海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上航”）客机。
我身边一位工程师可能是空中常客，向我大侃中国民航的现状，建议我多乘上航机。此话引起我的注意。加之目睹机上空姐的周到服务，更引起我采访的兴趣。
上航是改革开放的产物。１９８５年，上航开始筹建。几家企业筹资买了５架旧飞机，１９８６年１月试飞，１２月正式开航。当时，上航还没有办公楼，员工们都挤在一辆大客车上办公，也没有正式售票处，售票员拎着包售机票。正因为买的是旧机，维修工作繁重，每飞行一次，维修得花３０个小时。
１９８９年８月，第一架波音７５７新客机飞上蓝天，上航开始步入历史新阶段。到１９９４年，上航已拥有６架７５７新客机，最近又迎来了一架波音７６７新客机，上航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目前，国内民航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局面，国内１１家航空公司里，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只有上航一家。
他们的实力虽在增长，但毕竟还是一家小公司。他们明白，弱者要同强者竞争，就要扬长避短，一是抓安全，二是抓服务。
他们一如既往，像维修旧机一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尽管厂房和设备条件差，机修人员经常露天作业，日晒雨淋，但从不叫苦。
为确保安全，上航在培训技术人员上肯下大本钱，除集中进行严格培训外，还派员赴美深造。
上航的空姐以“微笑服务”著称。笑，并非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内心地要同旅客达成心灵的沟通。
一位空姐说：“我们经常在机上站立１０多个小时，来回不停地走动，一天下来不知要走多少路。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另一位空姐说：“在我看来，旅客永远是正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字。”
为了服务到家，上航在国内最早实行电话订票，上门送票，预订回程票。为确保正点，他们加强了现场指挥。每天有一位公司领导担任总值班，从清晨６时到深夜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及时排除各种意外情况。
上航成立之初，就努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企业。在这里，所有干部和职工一律实行聘任制和淘汰制，凡违纪或者考核不及格的，立即下岗，停发奖金和岗位工资，三个月内没有接收部门，就须另寻出路。六年中，先后有６０多个职工因上述原因被解职，其中５位是处级干部。
时下，人们对于中国民航业的发展颇为关注，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事故又颇多微辞，上航的作法给人以不少启发。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龟蛇之间起新城
本报记者尹智博
武昌汉口有龟山、蛇山，知者甚众，然知粤东亦有龟山、蛇山者，恐怕就少多了。
“粤东明珠”潮阳市峡山镇就坐落于龟蛇两山之间，峡山两字也由此而得。峡山置墟始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因其地处练江中游，境内溪涧交错，水陆交通便利，八方商贾云集于斯，买卖渐盛，明嘉靖起便成为“商埠”。
“峡山人精于商”，虽已远播天下，但贫困的锁链仍然久久地挂在他们身上。直至改革开放前，还是一座座破旧低矮的“下山虎”、“四点金”（当地类似北方四合院的民居）和一条几百米长、坑坑洼洼的旧街道。
今天的峡山再不是旧模样。夜晚，乘车环镇一览，但见街道两旁霓虹灯灯光闪烁；路灯下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车水马龙；崭新的商住楼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现代化的标准厂房马达轰鸣；装潢典雅的酒店、娱乐中心，歌舞升平；富丽豪华的酒店、商场，到处人头攒动……
一九八六年开始，峡山镇党委向全镇人民发出了“农村城市化”的号召。按照“规划、建设、配套、管理”的要求，全镇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建设管理网络。七年中建筑了二十五条总长三十五公里、宽十二米至三十二米的混凝土街道；开通了两万门程控电话；铺设了通往六十一个自然村，总长五十六公里的水改工程输水管线；新建了二十五所中、小学及一批公共福利设施；兴建规范化商业铺档近万间。一九九三年，全镇仅贸易成交量就突破了十亿元。镇区面积也增至六平方公里。
漫步峡山，清新的空气、洁净的街道、路边多彩的鲜花，一种置身文明城市的感觉油然而生。镇长马汉东对记者说，峡山人，谁也没想到城市化来得这么快。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商丘人：寻找当今的辉煌
本报记者和平
有人说，河南商丘，不就是与兰考毗邻的豫东贫地吗？想起电影《焦裕禄》中的那片黄沙盐碱，哪还有去的兴致？然而记者去了商丘之后，感觉却是：值得一去。
昔日的商丘有过自己的辉煌。这是中国火、酒、商业、天文的发祥地，有现存已发现的最大汉代石墓。近年出土的金缕玉衣、汉墓壁画，以及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两座古城之一明代商丘古城等名胜古迹。
但是，像黄河泥沙把古代文明沉陷在地下一样，近代以来商丘变得几乎无声无息。商丘人长期在贫瘠的农业经济中辛勤着，固守着。
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唤醒了商丘人重新振兴之梦。他们不甘心商丘再黯然下去，决心要在这里找回当今的辉煌。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商丘人重义轻利、重农轻工、饿死不出门、饿死不经商。商丘地区行署副专员张海钦把这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归为一个“怪圈”，即“越穷越不敢干，越不敢干越穷”。
人们长期习惯于安分守己、安贫乐土，在商丘周边１５０公里内至今无大中城市。这里的工商业也相对落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里发了”、“那里富了”的信息使商丘人眼热心动，心态不再平衡。
“现代的商品经济是从我们商丘发源的”。商丘人很有感慨地述说：“《郭沫若全集》中有记载，古代商丘人发明了马车，后来驮上物品去外地易物，人们便称‘商人来了’，从此‘商人’、‘商品’、‘商业’便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含义。”
张海钦副专员介绍情况，一开口便是商丘地区发展的劣势、存在的问题、与发达及沿海地区的差距，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根源，一不护短，二不遮丑。
他说，我区的农业经济结构正处于温饱阶段，这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对我们不怎么有利。我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以及农业文化造成观念上的封闭、保守、“窝里斗”等都是发展的阻力。落后地区必须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承受风险，敢于忍受改革的更大痛苦，敢于走自己的路。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是后进。
正是这种毫不留情解剖自己的精神，正是这种非要赶上去不可的忧患意识，商丘人有了一个崭新的风貌。
商丘人把京九铁路的修建，与陇海线在商丘的黄金大交汇，看作是天赐良机，是商丘在本世纪的最后一次机遇。
当京九线修到商丘市郊时，一贯视土如命的农民眼淌热泪，让推土机推倒自己眼看就要收获的果园、瓜地、温室大棚，没半句怨言。最近组织的劳务输出，赴新疆的农民就装满了７节车厢。过去守家恋土的商丘人如今走向全国各地。现在他们把人的活动半径与人的素质，创造财富多少联系起来，自称：“过去守株待兔，现在闯荡市场。”
眼光越来越远大的商丘人说：“商丘是属于全国的，属于世界的。”在发展旅游业，提高知名度，招商引资方面，商丘已摆开了阵势。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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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维英和她的花贴画
单梅
四季花开，异彩纷呈，它们或温文尔雅，或雍容华贵，或娇羞妩媚，或傲骨铮铮。惜春常怕花落去。能否留住这天然的美丽？或能用以再现那些个性鲜明的美之化身——历代女杰，以美寄美，岂不是相映生辉？
源于这个初衷，被誉为“中华一绝”的艺术佳品——花贴画，在离休干部时维英的手下问世了。
成千上万片大如指甲、小若芝麻、薄如蝉翼、质若晶羽的花瓣草叶，经过精心的脱水，粘贴勾勒出一幅幅美妙画面。远至楚汉，近至清末；上至女皇公主，下至平民布衣……画面上远树近石、车马几案，均以花瓣草叶的天然纹理和色泽的巧妙配置所表现。其质感，其神韵，是笔墨颜料所不能替代的。
时维英离休前任阜阳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她自幼酷爱诗文书画并具有良好的艺术禀赋。几十年的从政生涯没有泯灭她心中炽热的艺术火花。
１９８４年离休后，她有了属于自己的闲暇，便开始潜心钻研中国古典名著。她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欣赏史籍中的各种女性，内中“黛玉葬花”的故事更似影子挥之不去。“这些花这么美，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这么想着，逐渐地，落英缤纷处便常见她的身影，且试着用花瓣贴画。
１９９２年，首届中华百绝博览会上，花贴画一炮打响。从此，她愈一发不可收，先后制作完成了历代女杰百图。如威严端庄的武则天、丰美明艳的杨玉环、慷慨就义的秋瑾、英姿飒爽的平阳公主……她打算将其集纳成册出版。
有人请她到国外办展览，有人要高价购买她的画，更有一些企业请她去做技术顾问，她一一谢绝了。她说，我之所以没有什么“商品意识”，是因为我太热爱艺术，热爱美。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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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开门迎“客”来
——访涞源县委书记高瑞启
本报记者何伟
太行深处的涞源，去年人均收入才４００元，其中尚有１／３在２００元以下。置身深山旮旯，实在让你难以捕捉到工业时代的印迹。１９７８年，神州吹拂开放之风，高瑞启转业来此，做梦也没想到日后会当上这个“穷”家的“父母官”。先是宣传部门，后去政法战线，时间不长，阅历颇丰的高瑞启靠实干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
“作为领导，你的主要精力放在哪些方面？”对我的问题，他不假思索：“治穷”。
的确，涞源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贫穷中找到根源。然而，想致富，对于买盒火柴都要翻几座山的农民来说，谈何容易。困扰这位县委书记的不仅仅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资金匮乏、自然灾害频繁等，更主要的是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
“开放，对我们山区有着特别的意义”。高瑞启说，不怕落后，就怕保守。在我们这里，无所作为的悲观失望情绪在群众中十分普遍，干部中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相当严重，而且“左”的思想沉淀很深。你放手发展经济，有人说你不务正业；你放胆改革，有人怀疑你是否在搞社会主义；你搞内引外联，有人指责你出卖地方利益。
有件事曾深深烙在高瑞启心中。几年前沈阳一家大企业欲到涞源办厂，资金、技术、市场都谈妥了，唯独在分利上出现了分歧。涞源坚持７５％的利，对方只同意７０％。双方你来我往谈了４１次，终因互不相让而告吹。
“４１次啊，同志，仅仅为了５％的薄利，我们放走了一棵摇钱树。”高瑞启走到哪儿，把这个教训宣传到哪儿，以期换来干部思想上的转变。他说，打开山门，首先要解放思想，开阔眼界。
观点迥异往往是视角的差异。过去涞源总是抱怨山穷水恶，基础薄弱。现在换一种角度看，其实山山水水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已探明的矿藏４７种，仅铁储量就达２亿多吨。大理石储量１．２亿立方米。涞源天生并不该受穷啊。
“当然，资源优势并非经济优势，开发能力薄弱几乎是落后山区的共同特征。为此，我们以开放为契机，推动内引外联，借鸡下蛋。山窝窝居然招来了金娃娃。我们与鞍钢、邯钢、大亚湾经济开发公司、大庆等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去年协议资金就达５．２亿元。
随着资金的流入，外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也源源不断。这不仅有效地启动了资源开发，更刺激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有效地推动了本地机构改革、企业改革，活跃了县内市场。这种综合效益，高瑞启称之为“开放效应”。
“开放”启动了山区经济快速发展。去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５１％，固定资产投入１．２亿元，新上和救活了一批规模项目，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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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报道
百把牛刀惠半省
本报记者胡跃平文/摄影
从黔中腹地的安顺市驱车向西走１５公里，眼前出现一个十分热闹繁华的小镇，这就是贵州远近闻名的幺铺镇菜牛屠宰市场。
牛刀下的富裕
这里平均每天要屠宰菜牛４００头左右，是贵州境内最大的菜牛屠宰市场。前不久，记者来到这车马稠密的小镇上。随便走进一户农家院落，嚯！被放倒的牛、剥了皮的牛、开了膛的牛，以及牛骨、牛皮、牛内脏堆满整个院子。从方圆几十里乡村汇集这里的屠宰工，大约３０来人，手持半尺锋利尖刀分解牛体，或剖或割或剔，动作轻巧，游刃有余。
户主张春洪是位年近４０的农民，西装革履，在那里指指划划，一副老板样。他对我们说：“我今天杀了３０头牛，屠宰工都是从附近村寨雇的。过去穷得找盐巴钱都困难，现在只要提把刀来，每天至少能赚１０多块。”张春洪宰了１０年牛，盖了一栋１０多万元的三层楼房，手里流动资金１０多万元。
过去，年年吃救济粮的幺铺镇农民，如今靠宰牛致富了。他们有的贩牛，有的宰杀，搞加工、收购和运销的也越来越多。做一头牛的生意，门道多样，精明的幺铺人趁机大显神通。全镇有２０００多农民从事屠宰业，户年均收入少的也有几千元。
像张春洪这样的大户，全镇有３０来家。屠宰业的兴起，使沿街两边有３０多栋新楼房拔地而起；南来北往的生意人，使小镇冒出５０多家饭店、旅馆、车马店，为镇上的第三产业带来了繁荣。
从１９８３年起，这个小镇每年宰杀菜牛至少在５万头以上。牛源来自省内４０多个县，加工后的牛肉除销往省内各地外，还远销云、川、桂及东北三省。去年，屠宰业创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比农业产值多８００万元，镇里的财政收入有７０％来自屠宰业。
市场的魅力
当地既没有牲畜交易市场，又没有丰富的牛资源，小镇为何有如此规模的屠宰市场？
镇长张俊书以颇有些理论色彩的话作答：“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魅力。”他告诉我们，这里历来有宰牛习惯，有一批宰牛经验丰富的农民。８０年代贵州放开了大牲畜市场，之后，国家又对牛肉及菜牛实行了多渠道经营。以此为契机，安顺市政府与镇政府出资修建菜牛屠宰场，把零星分散的屠宰点集中起来，实行兽医卫生监督管理。到１９８７年，幺铺镇屠宰场形成了既具有屠宰加工性质，又具有经营牛肉集市贸易性质的实体。
市场为农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他们常年奔波，从省内外把牛贩运到幺铺镇，经过屠宰加工，又把这些牛肉、皮骨等分批装上卡车或火车皮，销售范围近至贵阳、遵义和重庆、昆明等地，远的可达东北三省。
记者在这里看到，天还未亮，小镇就喧闹起来。沿街２０多个屠宰场地上，几百名男女青壮年忙着宰杀加工，刚刚进来的几百头活牛，到上午１０点多钟，便被分解完毕装车运走。
顺便采访身边一位在过秤的青年，一问，这位叫陈茂林的农民不是幺铺镇人，他家在关岭县花江镇，赶上这几天农闲，他揣上钱昨天从关岭牛马市场贩运５头菜牛到幺铺镇，今天雇了几个人屠宰后卖出去，这一趟他就赚了近２００元。他还告诉记者，周围１０来个县都有农民来这里做牛生意，只要路子熟，多少都能赚钱。
确实，这个小镇每天神奇地把数百名贩牛者吸引进来，而这个面积不到１平方公里的市场就像一个大加工厂，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几百头活牛会奇迹般地变成数十吨牛肉、牛皮等商品运销到省内外各地。
市场的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合理的社会化分工，从贩运、屠宰、加工、收购到运销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顺理成章。宰杀一头牛，前后有１０多道工序，由于销售加工相配套，牛肉、牛皮、牛骨、牛蹄、牛黄、牛内脏，几乎什么都有外地客商来收购，连牛粪也卖５元一马车。功能齐全，这正是幺铺屠宰市场生命力之所在。
牛刀下的“市场链”
商品生产不仅给幺铺人带来了富裕，也给邻近县乡的农民提供了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市场的辐射功能，引起一系列相关变化。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大山乡双山坝村紧靠安顺幺铺镇，过去是穷得有名的“三靠”村，幺铺镇的示范效应使他们找到了致富渠道。全村近一半人参与了屠宰生意，行为、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去年全村人均收入９１０元。
郑学亮家过去是全村最穷的，一家５口吃了上顿找下顿。从１９９０年起，他在屠宰场洗牛肠、剔碎肉，一天要找３０来元。“总算学了点致富的本事”，郑学亮说，“我现在手头有些积蓄，下步改行做贩牛生意。”
以屠宰市场为依托，安顺、镇宁县建起了一批牛肉干加工厂。镇宁县城的“牛肉干一条街”有１１家牛肉干厂，每年从幺铺镇进鲜牛肉２０００多吨，产品畅销贵阳、重庆等地，上缴税费５０多万元。
在幺铺镇周围，近年来还建起了不少屠宰加工厂。骨粉厂、蛋白胨厂、制革厂、冷冻厂以及大小牛肉食品厂应运而生，有外资企业，有镇办、联办和个体办的企业，市场的综合配套逐步完善。
幺铺虽是个小镇，可它对养牛业的辐射功能却波及了近半个省。据贵州省畜牧局调查：黔西南州、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从幺铺镇市场大规模屠宰牛以来，存栏牛从１９８５年的２００万头上升到现在３００多万头，４个地、州、市的大牲畜存栏量占全省的６０％以上。
幺铺镇屠宰市场的发展令人瞩目，但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如在环境卫生、产品质量、市场预测、税费缴纳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导致市场自身的萎缩。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政府部门已意识到这一点，正积极筹建大型的规范化屠宰场，从质量、检疫、环境卫生等方面实行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小镇的屠宰市场将会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珍珠女喜笑颜开
郑盛丰韦延思摄影报道
驰名中外的全国最大珍珠养殖基地——广西合浦县营盘镇，在当地农业银行的扶持下，1993年养殖珍珠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0％，总收入跨过亿元大关，人均养珠收入达15600元，许多养珠人家已富甲一方，率先进入小康。图为喜笑颜开的珍珠女与前来购买珍珠的外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