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专栏：
小说家的散文
王必胜
眼下，小说家越来越多地涉足于散文和随笔的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景观。一些小说名家在不断推出小说新作的同时，又有散文随笔的高产，推动了散文随笔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从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小说家的散文创作虽不曾间断过，也时有佳作，但就整体成绩而言，同当前实绩相比，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阵势，没有成为如此壮观的阵营。不过，出版界对此好像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反应，对于小说家散文的实绩，我们多是从作家单个的作品集或者一些综合选集中领略，然而，这种散落的珍珠总令人缺乏整体感受，编纂“纵向”的个人作品集和“横向”多人作品集，成为研究当前文学现象不可缺少的运作。
基于这种考虑，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小说名家散文百题》，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在阅读了收入的５３位名家散文创作之后，我们对于小说家的散文创作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就文学样式来说，没有作者成份的区别。作为一个文学品类，散文就是散文，不必要再分为小说家的或是散文家的或是其他什么方面的作者之类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完成的艺术，它是以其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行之于世，流传于世的。作者的身份，作者的职业等并不作为艺术成就的标志，也不成为艺术门类划分的依据。可是，这些显见的外在条件，大多能体现出作者的文化素养，反映在作品中就打上了烙印，成为艺术成就高下的标志。小说家创作散文，诗人写小说，学者教授的随笔等，也许某一“个案”并不能见出这种职业区分的特色来，而作为一个群体行为，一种艺术的“类”的凸现，就有了它值得研究的规律。比如小说家的散文，也许有人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划分，但在文学的实践中，她确实体现出一些特征，丰富了散文的整体创作，并为文学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获得应有的荣誉，做出了努力。
小说家的散文其特色在于作品的文化品位的自觉和强化。散文一般当做自由随意的文体，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是其文化精魂和内核却容易被一个“散”字所放逐，平庸的粗浅的被叫做散文的东西招摇过市，思想的贫乏和艺术的苍白，流于通讯报道式的直露，缺乏艺术感染力每每败坏着散文的声誉。真正的散文是作者情感和心智的表露，是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是艺术和美学的激情投射，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燃烧和捕捉。散文不刻意追求崇高和大气，但散文不是平面粗糙的小摆设，不是个人琐事的记帐本和履历表，也不是表扬信和广告词。不同于那些仅靠平庸多产证明自己的存在的散文家们，小说作家的散文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满足。在这个选本中，我们看到作者们如何从喧嚣的时代文化中，捕捉艺术的精灵和魂魄。比如，面对沧桑人世，面对历史的和文化的厚重沉淀，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文化秩序建立，面对个人情感生活的变化和新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和再生等等，小说家散文的主题都从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切入，我们走进小说家们营造的艺术氛围中，一并领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状貌。这类作品议论风生，绝少矫情，注重当代意识。即使写个人情感生活的，作者情感投射到文化内涵上，作品显得大气而厚实。
小说家因写人绘事的所长，在经营散文艺术的时候，注重情致、意境更注重人和事的渲染，如同汪曾祺所言，小说家的散文注重写人。由于对虚构艺术的擅长，他们在下笔的时候，艺术氛围的营造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种氛围并不是依凭一种外在的结构和操作方式来体现，她浇熔在艺术作品的精神内蕴之中，也可能是一种艺术的气韵，也可能是一种意境和情调，而文化则是其萦绕再三的内核。对此一些小说家在本书关于散文的感言中有所涉及。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为了突出选本的特点，也为了对小说家散文创作有更好的理解，编者特请每位作家就散文创作的想法写一短文，多则千言，少则百十字，附在作品后面。作家们或庄或谐，或审己，或评人，归纳起来有：关于散文的界说，散文的真实性，散文同别种艺术门类的区别，散文的现状等等，都有所涉及。对于理解和研究小说家们的散文创作是可贵的资料，也突出了选本的特色。
（《小说名家散文百题》，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8版(书评)
专栏：
楚辞的综合研究
楚澜
张崇琛先生的《楚辞文化探微》，着眼于古代文化并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研究。
自古及今，对《楚辞》进行评注和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探微》突破了传统的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的局限，而把《楚辞》当作保存楚文化的“一块活化石”、“一部袖珍本的百科全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等角度，对蕴含于《楚辞》之中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探讨。例如，对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作者既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并分析了他的美学思想；又注意到他曾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亦为南楚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事实，也探讨了屈原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身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屈原，虽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传世，作者却能依据《天问》、《离骚》等诗篇，又细心地勾稽其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凡此，皆为研究南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再如由《离骚》的“神游”而考察楚人的西北地理概念，以齐鲁方言来释读《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楚辞的多种文化蕴含。
考证的精细和持论的严肃，是古文化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楚辞》，显示了作者的学识和功力。如作者通过精细的考证，将《楚辞》所咏之“兰”归纳为五种，即兰草、泽兰、黄兰、马兰、兰花，并用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及拉丁文的学名固定之，在此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楚骚咏兰的文化意蕴。如他对《离骚》中所涉及到的西北地名如昆仑、悬圃、白水、赤水、流沙、不周、西海等的考证，对《天问》中所涉及到的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先王事迹的勾稽，也都显示了作者在史、地考证方面的功力和识见。
新见迭出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除前面所提及者外，在楚骚美学的研究上，作者认为内美与外美的和谐统一是屈原美学思想的核心，并由此出发，具体论证了屈原作品中自然美与人格美、情感美与理性美、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这样的研究，可以说为奠定楚骚美学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贡献。
（《楚辞文化探微》张崇琛著，新华出版社）
第8版(书评)
专栏：
“现象”与“经验”
韩音
所谓“贵州现象”，是中国新时期一个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美术现象，它发生在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碰撞空前激烈的文化背景中：这就是罗强烈的美术史论《贵州现象启示录》一书的理论视野。该书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近几年来推出的一本当代美术研究专著。
田世信、蒲国昌、董克俊、曹琼德、尹光中等十多位艺术家，坚实地站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地上，面对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进行艺术的选择与创造，共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面貌。作者把这些贵州画家们称为一个“艺术家家族”，把他们所创造的具有独特共性的艺术现象称为“贵州现象”，然后，以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把这一现象放回它所发生的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
所谓“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定的“经验”。正如作者所说，任何理论模式都既是一种总结，又是一种希冀。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是在对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当代的、古代的文化艺术进行综合深入的思考，企图形成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理性思考，他紧紧抓住“贵州现象”与民族民间艺术、原始艺术，与中国古代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然后就深入到现代艺术家对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普遍关注和如何对待古与今、中与西这样一个我们当前时代或者说２０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艺术理论主题。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从“苏醒”之时起，几乎也就开始了一个演绎西方现代艺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但是，我们同时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演绎发展不出真正的中国现代艺术。如何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这就成了我们的紧迫问题。有一种追求在中国美术界是既朦胧又清晰的：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去寻找中国现代艺术的逻辑起点，从自己的土地上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罗强烈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角度来看取“贵州现象”的。该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文化语境”分析了“贵州现象”所发生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贵州现象”叙述了这个艺术家族的构成，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艺术选择”与“主题模式”两个方面对“贵州现象”进行研究，最后一章“当代神话”在大文化的背景上揭示了“贵州现象”所包含的理论意义。作者把哲学的、文化的、美术的现象结合在一起，在一个比较开阔的理论背景中，为中国现代艺术寻找着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意志和艺术精神。
（《贵州现象启示录》，罗强烈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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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审美内涵和史诗意识
李建盛
任何文学作品，哪怕是那些被称为纯审美纯艺术纯形式技巧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某种文化意蕴，包含着某种心理意识，具有作者的某种意义意向性，更不用说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了。长篇小说以其宏大的篇幅、复杂的场面、悠长曲折的情节故事，通过作者艺术审美的独创性反映现实社会和历史人生，创造出审美化诗性艺术的时空世界。因而长篇小说就包容着更深广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识。
长篇小说是艺术作品，长篇小说又不只是艺术作品。长篇小说是艺术作品使那些属于文化和历史的东西具有了艺术性和审美品性，长篇小说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意识和文化内涵使它作为一种艺术更深刻更富有意义。正是这种是审美是诗又是历史意识的展现和文化意蕴的透视的诗性化交融，构成了长篇小说错杂纷呈、意义丰富的艺术景观。因此长篇小说的研究更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和广博深刻的思想意识及文化和哲学的理论视界，才能多层面多角度把握和审视长篇小说的艺术世界。纯感悟性的评析虽可见出研究者的艺术悟性，把握到作品的最细微最感人之处，但没有深刻的理论视界和哲学文化的深度；纯哲学历史文化的理性审视可见出研究者的理性目光和理论深度，但会缺乏美感和诗性品格，两者都难以深入到长篇小说这种作为诗性的文化和历史的诗性化的多维意义世界中去。
胡良桂的新著《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就是一部试图从多维角度多层面意义上去把握和审视当代中国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巨作，走一条既是诗性的探索又是历史文化的审察的长篇小说研究的道路。作者把理论与文学实践，把理性把握与实证分析，把源流探索与具体作品透视、把作品与作家尽可能地放在文化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在诗性的敏感中探寻文化和历史，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上体会审美之灵光。从“长篇小说流变探寻”而“长篇小说实证分析”而“长篇小说作家综观”，显示了作者对长篇小说研究的探索方式的新颖和理论及批评的独到之见。尽管该书在评价某些作品时尚没有很好地处理文化历史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联系，也尽管文学的批评思维和表述方式上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作者能够超越既有的单纯研究模式，走向诗性和文化历史相交接的广阔的批评和理论视界，写出了一部近４０万字的研究著作是难得的。
（《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胡良桂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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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进历史的真境界
放炎
近年来，有一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卓见生机，在文坛上争奇竞秀，如《少年天子》、《暮鼓晨钟》、《皇太极》、《唐宫八部》、《孔子》等。特别是最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成为颇受海内外读者青睐的“抢手”书籍。这些现象使人欣喜地看到，尽管商潮汹涌、价值取向转换，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兴衰的倾心关注；作为社会良知的作家，更没有放弃对民族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
作为艺术形象的曾国藩是丰厚而沉实的。作品显明地展示，在他灵魂之中始终存在着圣贤与怪兽的搏战。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复现历史本真形态，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承腐朽势力之续的代表人物。作品首先界定了这个人物社会和阶段的质的规定性，描写他初创湘军时杀人如麻，滥施酷刑，主张“乱世需用重典”。特别是对他辅佐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各种行径，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同时，作品从另一面描写曾国藩作为政治人物的雄才大略，志在进取；作为一代名士的儒雅勤奋，品格端方；特别是作为一位理学家，他并不受程朱理学的匡限。他忧心国家居于人后，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突破“夷夏”界限，首创洋务，破天荒地创办了机器制造局，第一批派遣“中国幼童出洋”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就出自这一批幼童。这一系列开明的治国之道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而且对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领袖人物都发生过影响。
仁德高识与残忍迂腐同处在一个生气贯注的心灵世界中，对这个人物是不可想象的灾难和悲剧。因此，“悲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曾国藩》三部曲”，就连这三部曲的书名《血祭》、《野焚》、《黑雨》，都衬托了作品溢满悲剧色彩的底蕴。主人公宦海浮沉，屡受猜忌只能算是他表层的痛苦。如同作者所述：“当时整个大清王朝已走到它的末路，曾国藩已无力回天”，这就“是他最大的悲剧”。主人公已深知，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一种无望的救赎。特别是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明知公理，但却要秉承朝廷旨意逆天道而行，他“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他的灵魂在战栗，在流血，终因“隐痛太深”而死。
此外，作品还书写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曲更为惨烈、豪壮的悲歌。《野焚》中“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慷慨自焚”这一段，注入了作者深切的情感的忧思。这别具匠心的一笔，使人体味到其中的象征意义：从民族的和文化的视角看，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华民族仍人才荟萃。大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背景使他们只能站在各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立场上，来展示自己的才识和风骨。作品使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康福与洪秀全、石达开、李秀成、康禄身上的美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肌体中的优秀成份。
另一方面，作品也探幽烛微，从诸多历史人物身上，洞悉他们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作品把曾国藩置于官场、清廷、民族、阶级的矛盾漩涡之中，剖露出清政府官场浊恶、积重难返的状况，是加快满蒙统治集团走向灭亡的增效剂。同时作品也以历史的穿透力，分析了导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并非完全是曾国藩的围剿所致，而是诸王的腐败和内耗使之元气大伤。“拜上帝会”的英雄们旨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他们终于没有跃出历代农民起义的窠臼，没有摆脱封建生产方式的局限。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通过艺术的形式掀动着人们的思绪，启示人们做深层次的探究。
《曾国藩》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第一次全方位地以艺术的目光审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中，在政治和文化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更在于作品通过这位历史人物透视出那一时代的兴亡变迁诸多的历史成因，呈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到那一时代良莠并存，庞杂多元的状貌。马克思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古远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并不是沉重的负荷，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直面其本真形态，它就会作为一笔财富，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参照意义。
（《曾国藩》，唐浩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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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审美文化掇英
吴名
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培育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苏轼就是一位雄视百代的英豪之骄，其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古典审美文化园圃中也堪称奇葩。王世德教授经过数年艰辛探究和奋力开拓，推出了《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王著探幽抉微式地对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生成机制和核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一个侧面破译了苏轼流芳于世的奥秘。作者指出，儒道佛思想的积极融合，是一个聚焦点，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凝结为气韵贯通的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发散源，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辐射到文艺创作和生活实践之中。在苏轼身上，屈原的执著忠心，阮籍的韬晦放达，陶潜的自然自适，白居易的济世独美，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儒道佛新的融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正因为如此，苏轼流露出的超然达观和智慧才华，体现在他的人生道路和诗文词赋、理论建树之中，才如此光彩熠熠，为世人高度赞誉。
王著对苏轼文艺美学思想潜在着的系统性，进行了多维透视与宏观把握，探索了苏轼文艺美学缜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从“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论、“有为而作”的述意抒情论等多层面，阐释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潜在着的系统性和独特意蕴。
（《儒道佛美学的融合》，王世德著，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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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文体裁经营之道
周笑添
大凡经济类的著作，在人们的阅读习惯中，都是些一本正经的理论文章。《古今中外话经营——企业经营艺术荟萃》，谈的是企业的经营之道，然而该书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艺文体形式，强化故事性，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该书的写作方式是作者采用主持沙龙的方法。邀请各路工商经营者聚集一堂，请他们出来现身说法，而主持人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些客观的画龙点睛的品评，更多的意蕴留给读者自己去参与思考和总结。
沙龙主持者从智慧的角度出题，高屋建瓴地提出超时空性且具一定普遍意义的论点（或观点），全书有一条纵向的循序渐进的线索，即如何正确认识和掌握经营艺术知识。根据这条纵向的发展线索，精到地出了若干个大的题目，每个大题目里面又有若干数量不等的小题目。有了论点，便让沙龙参加者各展才华地予以论证。
命题的目的是为了解读。一部长浩的人类文明史，写满了人类创造经营财富的体验激情。诸多的体验激情，以片断的形式，散见于历史的长河里，散见于浩大人类生活的领域内，或见诸于论述宏观的富国之策，或见诸于微观的治生之术，它们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曾经放射过灿烂的光辉。他们当中有白圭、子贡、范蠡、计然、李嘉诚、谢国民等风云古今中外经济界的人物和财团，也有尚不见经传的正在起步发达的经营者。有这么多的“嘉宾”来参加沙龙，需要的见解也就要有尽有。经商并不等于赚钱，经营也未必都能成功，但是他们都有浓得化不开的体验激情，各自拥有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沙龙聚焦着他们的目光，分门别类地邀请他们“对号入座”，进行现身说法（用写材料的说法叫做实例），追寻他们的智慧活动，揭示他们思维方式的特点，生动形象地解读既定的经营思想命题。
如今经济类的书籍成了人们最新的阅读热点，这并非是个性的涌动而是社会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对这类书籍投以更大的热情，希望用理论武装自己，增加理性，减少盲目。该书通俗易懂的文字，较好地照顾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该书的熔经营信息和审美信息于一炉的表现手法，使那些不想去做生意的朋友也可当故事书读，或自娱，或作为寓教于乐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当然，最希望的是让广大读者学会和掌握经营艺术。
（《古今中外话经营》赵树桐徐泽勋易希高著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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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张炯著《在巨人的光环下——毛泽东和新中国文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李思孝的《美，在你脚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炼、友友散文集《人景、鬼话》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蔡桂林的文学评论集《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中国女性小说精选》、《中国都市小说精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古族青年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僧格林沁亲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孙郁研究鲁迅的专著《２０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朱辉军的《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朱向前的文学评论集《黑与白》、《心灵的咏叹》分别由八一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出版。
△董保存的纪实文学《故事发生在天安门城楼》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发新的长篇小说《屈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熊泽民的报告文学集《追求辉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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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外交“史书”
郝谷
裴默农著《春秋战国外交群星》是一部洋洋６２万字的著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泱泱中华文化典籍史书。
迄今国内外已有不少春秋史、战国史之类的专著问世，《群星》则是一部春秋战国外交史的首创之作，虽然它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史书。
历来对《经》《传》的研究，咸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是务，令“乱臣贼子惧”，使封建旧秩序赖以永固不堕。繁琐的训诂之学就在这个圈子里转了上千年，导致研究活力日减。《群星》则从国际外交的角度阐述《经》《传》，为此一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在学术上确是值得称道的尝试。
《群星》以描写外交人物为主，致力于发掘春秋战国的外交资源，揭示我国古代外交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战略策略思想之高超，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以及在风云际会中应变能力之巧妙机敏。外交原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这就烘托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广泛内涵。
《群星》作者解放以来即从事外交工作，对国际事务有实践经验。书中史料荟集而丰富，旁征博引；历史性、故事性和理论性熔于一炉。作者对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有所评说与论断，其中不乏异于前人的独到见解。
《春秋战国外交群星》，裴默农著，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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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Ｑ——７０年》出版
张梦阳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翌年２月，北京《晨报副刊》连载了鲁迅的著名小说《阿Ｑ正传》。从此，阿Ｑ这个可怜而滑稽的艺术形象就在人们心中诞生了。弹指７０年过去，蓦然回首，阿Ｑ竟已庞然大物一般地赫然耸立于２０世纪世界文学的景观之中了。
于阿Ｑ诞生７０年之际，彭小苓、韩蔼丽历尽搜辑、考订之艰辛，终于编成《阿Ｑ——７０年》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捧读这部装帧精美、长达５１万字的厚书，真是喜不自胜，这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献给读者的一份厚礼。
书的第一部分是《阿Ｑ正传》及作者谈阿Ｑ。第二部分是国内阿Ｑ研究７０年。下分三辑：“最初的反响”收鲁迅生前各种代表性评论；“研究与论争”选鲁迅逝世后至８０年代主要的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文；“新的探索”选最近中青年研究者的探索性文章。附录的资料索引则尽力将７０年来国内的阿Ｑ研究论著包容在内。第三部分是阿Ｑ在海外。囊括了世界各国６０多种《阿Ｑ正传》译本及数百种研究著作。第四部分是阿Ｑ在舞台和银幕上。而书前的近二百幅图片，又与后三部分相配，为该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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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的历程》封面雕塑：程允贤解放军文艺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