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与商榷
关于社会科学是否生产力的思考
黄顺基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那么，社会科学是否也是生产力呢？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科学技术是否包括社会科学？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一生中有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而得出的，属于社会科学范围。所以，列宁明确肯定，马克思这个发现，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科学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
至于技术是否包括社会技术的问题，早在１９８０年，钱学森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提出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四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倡议社会科学要走出研究室到实践第一线，社会科学家要和组织管理专业人员一起，要和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搞大规模的工程。他认为，这是一门技术，可以称为“社会技术”。
简言之，社会科学是人类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科学活动，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的认识之系统总结。它同样可分为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两部分内容，同样可含有技术性学科的部分。如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学科中的技术性部分，以及一切管理方面的学科，都为人类改造、管理社会服务的。
二、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他还说，在共同劳动中，“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３、３６２页）这种生产力是集体力，可称之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显然，在劳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和“分工与协作”，属于社会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这主要是管理科学技术研究的问题，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这种由共同劳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与控制，就是管理。因此，有人在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之外，把管理列为“生产的第四要素”。现在，管理科学已经建立了许多分支学科，如按物质生产部门的管理分为工业、农业、建筑、交通等部门经济管理学；按管理的对象（人、财、物）分为人才、银行、物资管理学；按管理的职能分为国民经济计划学、预测学、组织行为学、决策学等等。
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技术，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技术，它对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著名的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于１８９９年创建底特律汽车公司，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但仍以失败告终。后来他把科学管理原理应用于生产，首创了流水线大量生产方式，以后又进一步采用现代化大规模装配作业线，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该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霸主。在一个国家内，汽车工业同样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而且还包括社会技术，例如汽车的行驶就需要公路、交通管理法规、有关汽车的交通运输的法律制度、许可证制度、广告等一系列社会科学技术，必须进行研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落实有关措施，才能把流水线大量生产方式和大规模装配作业线的管理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的生产力，把汽车的生产从商品化转变为产业化，并跨进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
应该指出，正如自然科学中有些学科离生产很远一样，社会科学中也有不少学科，同生产并没有很直接的联系。本文中所谈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并入生产过程的学科。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同生产过程直接相联系的社会科学应用学科很多，其中，如市场营销学，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有关市场营销的社会问题，诸如伪劣产品、暴利与不公平竞争、广告失真、市场法规的监督与执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它保证了市场营销活动有序的运行，这对于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
同生产过程的联系比较间接的一些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也间接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如产权经济学，它研究国家政权如何界定、变更和安排产权关系，以提高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其归根到底，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外７０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就是将产权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在进行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对产权关系作了调整，从而大大激发了企业和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就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证明了社会科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
社会发展史也证明，一项重大的社会创新（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等）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对此，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就提出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管理模式。他所倡导的改革主要就是，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他强调说，要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为此就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在经济管理模式这个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问题上，正是邓小平同志大胆突破传统的观点，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打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炮。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创新，没有在它的指导下提出的方针、政策，今天我国农村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
在一切历史活动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在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因为归根到底，不仅自然科学技术，而且社会科学技术，二者都是由劳动者（今天，劳动者毫无疑问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技师、经理、工人等等）创造出来的。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本学科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对于推动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推动科学地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各种管理体制，大大地解放生产力，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对我国来说，大力发展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揭示出它的规律性，以便按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协调、组织、指挥和动员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讲，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新。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更快更好地前进。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
——纪念魏源诞辰二百周年
萧致治
中国近代的改革，是紧接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著名的改革家魏源，就是那时积极主张改革的先驱。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今年是他诞辰２００周年。他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力主改革各项弊政，认为只有及时改革，才能拯救社会危机，促进社会进步。鸦片战争中，一个长期雄踞东亚的老大帝国，竟然惨败在一个本土不及中国的１／５０，人口不到中国的１／２５，侵华英军只及清军的１／４０的海岛国家手中，魏源感到无比愤慨，更加激发了他的改革热忱。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抉择：是听任西方列强奴役掠夺，像非洲、美洲、南亚许多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还是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方策，抵制西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在这紧要关头，清政府中的顽固派把《南京条约》视为“万年和约”，依旧醉生梦死，无意振作；投降派则鼓吹投降之外，别无出路。魏源和这些人不同。他既看到英国侵略危及民族生存，又没有为敌人的船坚炮利所吓倒。新的形势促使他由力主改革内政转为注重抵抗西方侵略。经过精心筹划，在屈辱的《南京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就发表了他的救国主张——《筹海篇》，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建议，希望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首先是由于清政府对世情的蒙昧无知。他们不但对英国的战略意图毫不清楚，而且连英国坐落何方，面积多宽，同样一无所知。所以他主张筹划抵制之方，必须从了解敌情入手。为了帮助全国上下了解世界情况，他以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资料，于１８４２年底编成《海国图志》５０卷。后来几经修订，扩编成１００卷，约９０万字。这部巨著，图文并茂，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历法、天文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给人们介绍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既是一部海防全书，又是世界知识宝库。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是魏源改革主张的核心内容。在《筹海篇》中，魏源正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不但强调要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炮的先进军事技术，还主张采行西方练兵、养兵之法，编练军队，增强武备，借以抵制西方侵略。他认为，师法西方是抵制西方侵略成败的关键，“富国强兵”，在此一举。只要励精图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国家是完全可以很快富强起来的。
为了国家富强，魏源力主破格选拔人才。他建议在福建、广东增设水师特科，凡是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和水雷奇器的，皆算科甲出身。水师将官必须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也要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这些对于鼓励人们尽快掌握先进军事技术，重视实践，加强国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魏源还提倡发展民用工业。他赞扬火车轮船，其速如飞；机器纺织，巧夺天工。认为这些都可大力仿造。他主张，军火工厂可以生产民用产品，沿海商民允许自办工厂。像量天尺、千里镜、千斤秤及火车轮船，凡是有益于民用的，皆可在工厂制造，产品由他们自由出售。这是中国发展新式工业的最早设想，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先导。中国长期盛行“天圆地方”谬论，对日心地动说无知无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对此作了介绍，使国人逐渐摒弃了传统谬误，相信日心地动说。魏氏还传播了西方科学家发现的科技知识，如雷电、地震、彗星、日月食、地球经纬度及测量仪、望远镜等。
通过介绍西方民主制度，魏源启迪国人，君主专制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表露了自己的民主倾向。
魏源在提倡师法西方科技时，强调要善于学习。他认为，只能学习西方的长处，而要竭力避免西方淫秽腐朽的东西。他强调，这是学习西方成败的关键。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只有“塞其害，师其长”，中国才能富强。非常可贵的是，魏源在提倡学习西方的同时，很重视思想建设。他认为，学习西方科技只是“兵机”，并非“兵本”。“兵本”是人们必须振奋精神，祛除思想上的各种积患，如愚昧无知、奸诈虚伪、畏难苟安、姑息养奸、结党营私等。只有去掉思想上这些积患，上下一心，共同抗敌，才能抵制敌人的进攻。
魏源的改革主张，反映了爱国人士振兴中华的良好愿望，是当时最有远见卓识的救国主张，开创了近代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的新风尚。从此时开始，西方科技与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相继传入中国，人们的视线纷纷由国内转向国外，转向广阔的大千世界，对推进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师夷长技”口号的提出，“制夷”落到了实处。从此抵抗西方侵略有了正确的方向。在师法西方长技思想指导下，一批爱国志士如丁拱辰、龚振麟、丁守存和爱国士绅潘仕成等，积极研制西洋船炮和其他科学技术，并且取得可喜的成果。当时，中西差距不大，是赶上西方的最好时机。如果清政府接受魏源等先进人物的改革主张，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他们的正确主张未曾引起重视，以致错过了赶上西方的大好时机，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魏氏的改革主张，尽管当时未能实施，却深得后来爱国者的赞许。王韬指出，魏源的师法西方主张，是近代改革的“先声”。梁启超认为，魏氏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的改革主张也曾对近代产生深远影响。中国近代先进人物无不受过他的启迪，将改革步步推向前进。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文明间的相互创造更有意义
刘靖华在《冷战后世界冲突问题》一文中指出，一种文化或文明在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文明间的建设性对话和相互创造是更有意义的。固然，一种文明的特性不能轻易地移植到另一种文明上去，但是文化是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的，构成文明的要素也不仅仅限于族类和宗教。构成文明的许多因素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环境或新行为，与这些变化着的因素相关的其他因素也会相应地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能是抗拒性的，有的则是适应性的。构成文明的某些行为、观念和价值因素不是机械组合的，它们常常是具有适应性的，这是文明间有差异地融合的前提。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知识、科学、技术、医学等逐渐为全人类所共享，文明则应该是良性互动的。在一种文明内部，传统的价值和行为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及商业价值获取广泛认同，文明的融合步伐也在加快。
（摘自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世界经济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