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对列宁引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鲍世修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别国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吸收外国的智力资源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原先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振国兴邦的一条极重要经验。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长的建设发展史上，列宁对引进国外智力以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他深刻揭示了引进国外智力的深远政治意义，论证了引进国外智力决策的客观依据，明确了引进国外智力针对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引进国外智力应采取的基本方法。可是，列宁亲自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时间不长，因而，他提出的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思想，未能在本国尔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未引起足够反响。列宁这方面的丰富思想，在他谢世后的７０年中，只有在中国才真正显示了活力。
在这里，列宁的引智思想不仅得到了切实的运用，而且还有了创造性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曾对积极吸收和利用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问题作过阐述。而到了８０年代，邓小平同志，对如何通过引进国外智力以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作了更为全面的阐发，从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思想。
一、从更宽广的角度深化了对引智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宣告诞生。当时摆在新生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尽快摆脱贫穷和落后，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以使自己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中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可是，当时的俄国，国家的经济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上战争的破坏，到十月革命成功时，国民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而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恢复和改造整个旧经济、发展新经济、造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单凭自身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列宁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就一再号召俄国人向外国学习，而且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作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
８０年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科学技术有了重大发展，这就使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引进国外智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有可能从更宽广的角度提出问题。
面对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闭关自守都没有出路。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在探究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快的症结时，从历史上寻找了原因。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的各个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最近这１５年来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为邓小平同志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５年讲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肩负使命的核心所在。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要消灭贫穷，根本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那么，发展社会生产力，靠的又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１９８８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次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时，又说：“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与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这里所说吸收外国技术和国际经验实际指的也就是引进国外智力，所以说，引进国外智力乃社会主义题中之义。
发展中国家，只有大力引进国外智力，才能逐步缩小同世界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自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出现了突破，产生了并且正在持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的学科和分支。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便成为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最有力手段。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由于建国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定一种呆板的模式，因而同世界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很大的一段距离。我国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效益低下，究其原因，除体制结构存在着问题外，经营管理不善是其主要症结。因而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多次提醒企业领导要认真学习和吸收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至于我国的旧经济体制对建设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邓小平同志也有过明确的揭示。他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回答是：“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这就是说，不论是为了缩短我国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同世界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是为了提高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改造不合理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引进国外智力。
二、把聘请外国专家参加建设放到战略地位，明确了引智工作的关键
列宁在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聘用外国专家所可能产生的效益是有过足够估计的。他曾经强调指出：每年用５０００万或１亿卢布聘请欧美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从国民经济的利益来看，从由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然而，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在世期间，苏联聘用的西方专家是为数不多的，而这项工作本身也未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可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一样。１９９３年我国聘请的外国专家已达５万人次。这是邓小平同志１１年前在引智问题上采取重大战略决策的结果。１９８３年７月８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花了几个钱。……请来以后，应该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同年８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发布的题为《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的文件中又对聘请外国专家参加建设的重大意义作了以下强调：“我们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充分发挥国内现有人才的作用，加强智力开发，大力培养人才，同时要扩大眼界，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把这件事只当作一般政策来对待已经很不够了，必须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下去。”
把聘请外国专家工作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这是本世纪下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视点。当然，这种视点的出现和与之相应的决策的做出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同这一时期整个国际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密切相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人才交流的国际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现实；而随着这些年来世界范围的商品竞争、科技竞争和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一场围绕人才的激烈竞争，亦已突破地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界限，成为全球性行动。
邓小平同志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近年来国际人才交流的这样一个大动向，又深知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于８０年代初期，提出了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最近１１年来，这项决策执行的结果表明，引进国外智力，在加速农业发展、增添大中型企业发展活力、培养改革开放型人才和高层次的企业集团管理人才、促进经、技、贸国际合作、缩短我国在尖端高科技方面与国际上差距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实践证明，聘请外国学有专长的专家参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确能收到投资少收益大的显著效果。
三、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国外智力，拓宽了引智的方式
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国外智力，这是中国人民在８０年代经济建设中的一大创造。最先提出这一设想的是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特区是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小平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特区在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及其对我国四化建设的意义，而且突出地宣传了它的引智功能。
从我国已经建成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几个经济特区的实际收获看，特区人往往能够学到许多采取一般引智方式难以学得的东西，真正起到了引智窗口的作用。
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初，列宁曾试图通过租让方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但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坚持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加之不少外国资本家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特别是列宁自己又于１９２４年早逝，这就使得他的这一科学设想无法按原计划在俄国实现。在那之后，直到７０年代末，列宁关于通过租让引智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无人问津。只是到了８０年代，当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提出创办特区引智的主张时，列宁往日的追求才变成人们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当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办特区引智主张并不是列宁通过租让引智思想的重复，而是它的创造性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甲午战争一席谈
——戚其章先生访谈录
本报记者李炳清
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戚其章先生，是从事甲午战争史研究几十年的著名学者。今当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来临之际，我采访了他。
问：今年是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各方面都很关注，是否组织什么大型学术活动？
答：９月份要在北洋海军根据地、甲午战争主战场之一的威海市举行“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届时将有中、日、韩、美、加、德国及台、港、澳地区的学者１００多位参加，这是１００年来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一次空前的学术盛会。据闻，日本国内成立了“日清战役研究会”，准备在明年召开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
问：为什么１００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会引起如今这样广泛的重视？
答：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发生在１９世纪末叶的世界大事。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仅对中日两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使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搞起了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近代化运动，或叫作洋务运动，是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步的。当时，开始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创建近代工业，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迄于甲午战争，３０余年，结果如何呢？１００年后的今日，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３０余年的近代化运动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总的看是失败了。甲午战争的结局就是最后的鉴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进行科学的总结，可给当今和后世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正由于此，它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重视。
问：日本经过３０年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而中国经过这３０年却进一步沉沦，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为什么历史对中日两国如此不公？
答：事实并不是这样。对中日两国来说，历史给予了同样的机遇。当时，远东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对峙。而俄国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建成，还无力东进；英国是远东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保持优势地位，所以也不希望这一地区发生战争。这样，远东地区便出现了３０年比较缓和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历史给予中日两国发展和振兴的有利时机。问题在于：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清朝当局未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问：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没有抓住这次历史机遇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重要原因呢？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作出简单的回答。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审视，可以得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如果把甲午战争前３０年的近代化运动当作一次改革的话，那末这次改革长期滞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始终未能深入下去，较之日本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差了一个层次，所以就无怪乎经不住这次中日战争的严酷考验了。
问：这个见解十分精辟。然而，揆诸事实，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国力，特别是海军的力量，当时并不比日本的差，或者说起码不相上下，这种说法与你的见解是否有些矛盾？
答：这种说法恐怕不大符合事实。１８８８年北洋舰队成军后，日本便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开支，拨内帑以为造舰费用，并以打败中国的定远、镇远二艘铁甲舰为目标，专门设计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４０００吨级的新式战舰，号称“三景舰”，同时还平均每年增添两艘新舰。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它的规模和装备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不承认落后是不行的。这还只是就军事力量而言。其实当时中国的落后还不只是军事力量，而是多方面的。为什么中国长期陷入落后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究其根源还是当时的那场改革不能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在世界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有强权而无公理，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势必走向沉沦。这是古今不易的客观规律。
问：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失败是不是也可以引出点积极的因素来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最坏的东西也会含有积极的因素。甲午战争也不例外。一方面，惨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惨败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的觉醒，激起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精神。农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可说都是从甲午战争发其端的。“公车上书”运动就是其直接的结果。它把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发展的高潮，因而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强大潮流。甲午战争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而且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性口号。因此，有的学者主张，中国近代史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不管怎样，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起点。没有甲午战争，就不可能立即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也不会在短短十几年内爆发辛亥革命。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甲午战争是一部内容广泛而丰富的历史教科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是用无数甲午英烈的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无论是以邓世昌、左宝贵为代表的爱国将士，还是以吴汤兴、徐骧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都是爱国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典范。作为后来人，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而努力。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借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
——“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评介
卫兴华
兰州大学出版社近日陆续推出了邹东涛同志主编的“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这不仅为当代中国人了解、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建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提供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教科书”和“工具书”，而且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提供了一套“参考书”和“通鉴”。
这套丛书共１５种，分别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和港、台、澳等地区以及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联盟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情况也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对世界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对许多传统观点进行了重新评价。全套丛书涉及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模式中的企业制度、市场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法律体制以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结构。
这套丛书既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模式的共同点和一般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论述，又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及具体国情的不同，分别对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过程和发展中的不同特点作了详细论述。例如，在《美国市场经济体制》中，揭示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个人”“自由”；在《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中，突出了“政府主导型”这一重点，论述了“独具特色的资源配置导向系统”、“健全有力的宏观调控和保障体系”等特点；在《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中，揭示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昔日的辉煌和后来衰落的秘密；在《德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突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特点，揭示了这一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传统；在《韩国市场经济体制》、《东南亚联盟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港台澳市场经济体制》等书中着重揭示了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在《印度市场经济体制》、《非洲市场经济体制》和《拉丁美洲市场经济体制》等书中，突出介绍了这些原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如何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艰难曲折过程；在《东欧、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重点介绍和论述了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痛苦历程和取得的初步成果，揭示了其中的经验教训。
撰写这套丛书的宗旨是为今日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每一种书都分别列专门章节论述了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中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训。例如，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完备的法律体系保护下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效率优先原则等；日本市场经济模式中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德国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兼顾、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对外贸易是立国之本、全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在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高速发展经济，并强调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对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等；还有东欧、独联体各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急于求成、忽视社会政治稳定，造成经济滑坡、社会动乱、民族矛盾激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等。所以以上这些方面，都可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加以吸收和借鉴，借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以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献给科学决策者的百条治国大计》出版
青年经济学家钟朋荣新著《献给科学决策者的百条治国大计》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百条治国大计》是作者大量调查研究和理论思维的结合，集中了作者对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及财政、税收、物价、外贸、投资、交通改革的主张，阐发了对发展、改革、稳定等重大宏观经济问题的独到见解。每一条用数十字概括作为目录，每篇近三千字，全书二十五万字。（平心）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清代学术与文化》出版
王俊义、黄爱平撰写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专著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上起明清之际，下迄鸦片战争，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和重大事件，清代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对乾嘉学派的萌生、发展、成就、特色、蜕变、衰落，及至今文经学的兴起，都作了翔实的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