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经济效益论坛
从战略上确立结构效益型发展路子
谢又乔
党的十二大确定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可靠保证。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它基本上走的是速度效益型发展路子，带有明显的波动循环特征。１９９２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回升，标志着前一轮经济循环的结束和新一轮循环周期的开始，国民经济由前几年的低速增长转入高速增长。这样的速度是高了、低了还是适中，它能维持多久？评价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只要人财物等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使资源潜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可以快一些高一些。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有条件尽可能搞快点，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但目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没有完全摆脱依赖扩大外延再生产的粗放经营模式，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拉动的经济发展速度，既造成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建设资金的全面紧张，又引发出在建规模过大、建设周期过长、投资效益不高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局面，有限的经济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而大量浪费，最后不得不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进行调整。这种历史经验教训，值得研究总结。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８０年代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４７．６％，远远超过了其它产业。９０年代前三年，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保持在４０％以上。无疑，要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工业必须先行快速发展。但工业的发展，也有个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利用率较低，特别是机电、轻纺等加工业的利用率仅为７０％，有的则为５０％左右，大量生产设备闲置，利用潜力相当可观。而同时，许多行业的一批骨干企业处于“三老两差”的困难状态——技术老化、设备老化、产品老化和竞争能力差、经济效益差，由于缺乏资金而得不到更新改造，产品质量上不去，物质消耗居高不下，投入产出水平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这种粗放经营的发展思路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把发展等同于扩张，重外延不重内涵，热衷于争投资、扩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此求得发展速度，没有任何约束机制，不承担一点经济风险。所以，经济发展总跳不出低质量、低水平的循环波动。
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除了需要充分估量我国已具有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外，关键在于调整经济工作思路，坚决走以优化结构为主，重点搞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使我国经济增长由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水平的状况转变为少投入、低消耗、多产出、高效益的状态，提高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这就必须把优化结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不懈抓下去，抓出成效来，最终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优化结构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入手，确定结构变动的方向和任务，如：一、二、三产业的合理比例，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加工产业的相互协调，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发展，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协作的有效配置，企业规模和企业结构的重新组合，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的发展转移。同时，还要研究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包括发挥各地优势产业的作用和加强地区之间的联合，地区间共同开发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
优化结构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调整现有结构。一方面要从全局利益出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拳头产业和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此应当树立五个观念：一是全局观念，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二是比较观念，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三是市场观念，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四是竞争观念，以优质廉价的产品占领市场；五是效益观念，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经营管理，取得经济效益。
调整结构，要做的工作很多，必须突出重点，首先抓好五个方面：第一，要着眼于资产存量的调整。按照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联合、改组、兼并、破产，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扩大规模经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促使结构、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第二，要明确新增投资重点。确保能源、原材料、基础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和超前发展，大力压缩家用电器、轻工纺织等一般加工业的重复建设，严格控制超前超水平的楼堂馆所等高消费项目的建设，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第三，要搞好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套。充分估量改革的作用和影响，采取适当过渡办法，做好各项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一些突出矛盾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精心组织，及时解决出现的多种问题，在改革中稳定经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第四，要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积极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特别要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改造现有重点骨干企业，扩大高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第五，要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既要保持和发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还要在扩大开放中敢于借鉴国外一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方法，不断改善管理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
当前，国际环境对我国十分有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决定》，明确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调整经济工作思路，加快改革步伐，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组合和有效利用，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问题的思考
——伦理学家宋希仁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陈华斌
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怎样认识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怎样对待传统的“义利观”？这既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问：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答：当前，人们争相宣传观念变革，一些报刊还开辟了“换脑筋”等专栏。应该说，这里面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性进步。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变为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种深阔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人们的观念变革。观念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还渗透到其它各个领域。没有这种观念变革，就没有今天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观念变革是在人的头脑里进行的，一当它出于言，化于行，就会迅速传播，形成某种社会风气。正确的、健康的观念，会形成正气醇风；错误的、不健康的观念，就会造成歪风邪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在竞争中更新了平等、公正、权利意识，增强了自主、进取、务实观念，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导向的统一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并存的生动局面。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巨大进步。但正如事物有两重性一样，市场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一个时期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一些人或一些地方有所抬头，有人甚至把它们当成观念变革加以宣扬。应该懂得，市场上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对这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制止和批评。同时注意这些现象下面掩藏着的更为深广的潜流，这就是“金钱文化”。
金钱文化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是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文化心理反映。它以拥有金钱多少来判断人的地位、荣誉和价值，把金钱看作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当前，这种风气正在滋长、蔓延，应引起我们注意。如果不坚决抵制，任其行以成风，那么在人们的观念中，以至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光荣的就不再是劳动，而是金钱；伟大的不再是劳动者，而是亿万富翁；人生的价值不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占有金钱，在享乐场上潇洒走一回。邓小平同志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这话语重心长，实际上已指明了金钱文化发展下去的严重危害。
问：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利之辩”，强调“重义轻利”，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答：这种看法，既是对传统义利观的误解，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误解。
一般说来，儒家所说的“利”，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在很多场合专指个人私利，儒家所说的“义”，是与个人私利相对的，它指的是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与“私欲”相对，称作“公义”。在作为道德规范时，意味着处事的适宜和正当。在封建社会，儒家的义利观包含着封建地主阶级所维护的利和义的内容，这是要批判对待的。但是，思想家们力图在国家、社会利益和个人私利之间，寻找一种适当的伦理调节原则，确立一个行为选择的社会标准，这是合理的，其中有着深刻的治世经验和道理，值得汲取和借鉴。儒家代表孔子倡导“义以为上”、“义之与比”，就是提倡在对待个人私利时，要“见利思义”，以义为衡量取舍的标准，不能“见利忘义”。孟子由此而阐发了“大义为先”的精神，赞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到顾炎武喊出“保天下者，匹夫有责”。这些都体现着儒家所倡导的“公义”精神，并已融化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绝不能用一句“重义轻利”的评语加以抹杀。应该看到，这种“公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应该发扬的。
市场经济给各种利益主体提供了竞争的园地，提供了寻求个人利益的机遇和条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不可能脱离国家、集体、个人这种基本结构。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在其它场合，个人总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讲究公平、互利，服从集体，服从国家。人的满足需要的求利活动，必然涉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关系，有关系就有个人“应当如何”的问题。这个“应当如何”的价值取向的标准，就规定在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中。个人的谋利活动，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当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所谓“义利并重”，只是强调两者都重要，并没有指明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矛盾。含糊其词常常成为掩护偏私行为的借口。“义利之辩”的问题，是社会的价值导向问题，不能含糊。
认为传统道德不适合于市场经济活动的观点显然是混淆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进入市场的经济利益活动；另一方面是在经济活动中要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关系。就经济上的营利活动来说，进入市场当然要追求利益，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守法、讲道德，也就是“以义制利”，不能“见利忘义”、“保利弃义”。对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来说，当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一致时，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应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这都是“先义后利”、“义以为上”。拿市场秩序来说，首先是进入市场，要合乎国家有关规定，要有个人服从国家的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次是参与竞争，要公平、平等、公道，不能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再次是进行交易，要讲公正、互利、信用、合理，不坑害他人和国家，最后，经济活动结束后，要如实报收，照章纳税。凡是合乎法律、政策、道德规定的行为，都是符合市场秩序的行为，因而也都是“以义制利”的行为。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的，它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让“大义为先”的精神，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精神，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重视城乡就业的新动向
詹武
近期来，在农民纷纷涌向沿海大中城市谋求致富的同时，出现了三种相反的新动向：一是许多民工回流家乡务工务农不再远走他乡；二是许多城市青年志愿“上山下乡”效劳于乡镇企业或承包荒山荒水经营林果养殖场；三是昔日要走后门花高价购买的“农转非”户口，如今在不少地方遭到冷落。
许多民工留乡不再外出的原因和规模
从一些典型调查看，原因主要有五：
（１）一些民工外出学技术、积累资金的目的达到后就回乡创业。如安徽省临泉县农民水新友，１９８７年到江苏吴江市一家皮鞋厂打工，练出精湛技艺，１９９３年回乡创办了艾亭皮鞋厂，产品供不应求。
（２）家乡经济发展迅速，外出打工不如回乡致富快。如江苏省邳州市赵墩乡１１５０名打工仔（妹）写信给报社说：今年春节回家看到家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使我们这些打工妹、打工仔发现，千里迢迢，担惊受怕地外出打工、出苦力，其收入并不比家乡的乡镇企业工资高，所以我们便纷纷回到自己家乡的工厂里”。江西省于都县１０万打工仔中就有３２００多人回流。
（３）随潮流出去，工作无着。江西金溪县今年千余名打工仔返乡种承包田近万亩，其中很多是随潮外出，以为出去打工便能赚大钱。但许多人长期找不到工作，非但没挣到钱，家里田地也荒了，于是他们决心留乡，靠务农致富。
（４）由于价格、负担等政策的落实，在家务农收入反比外出打工高。安徽省蒙城县楚村镇，往年外出打工均在５０００人以上，今年却减少一半。
（５）一些民工认识到：外出出卖劳动力收入低，不如回乡学技术自营。江苏省泗洪县今年春节返乡的３万名打工仔（妹）中约有１万名留乡创新业。泗洪是全国有名的特种水产品养殖大县，家乡经济迅猛发展使他们认识到，与其在外出苦力，不如在家学养殖技术办养殖场。
目前，安徽、四川、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苏北等外出民工较多的地区，都出现了回乡务工务农不再外出的现象。回乡占外出民工总数的比例，从一县一镇看，少的占３—５％，多的占１／３至１／２。
城市青年自愿“上山下乡”的原因和规模
据调查，目前我国约有３００万名城市青年到乡镇企业上班。其中，广东超过４０万，江苏３０万，山东２０多万，广西、湖北、浙江、辽宁、四川、安徽、福建等省区各１０万余名。同时，还有一部分城镇青年下乡承包荒山，投身开发农业。陕西省澄城县有６００名城里人到乡下建果园，包地近１０万亩。河南省桐柏县去年将山场使用权推向市场后，引来６省４０多个县３０００多名打工仔，绿化荒山４０多万亩，其中一部分是城市青年和国有企业职工。湖南省东安县已有１０００多名城镇居民和职工承包开发荒山荒土近４０００亩，荒水１０００多亩，办起种、养、加、销企业１００多家。主要原因有三：
（１）目前城市就业较难，不少待业青年渐渐失去在城市就业的钟情而转向乡镇企业和开发农业。
（２）乡镇企业和开发农业对城镇青年的大量需求同城镇青年的创业理想相符合。现在，许多乡镇企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本地的知识青年不够用，迫切需要大量外地有一定文化科技知识的城市青年参加技术和管理工作。同时，广大山区县（市）推出了山地开发、建立优质农产品基地的开发兴县战略。使城镇青年发现这是他们创业的大好时机。
（３）乡镇企业和开发农业的较高收入颇有吸引力。在乡镇企业就业青年人均工资４００元左右，高的七八百元。普遍高于在城镇企业就业的工资。开发农业的投资和风险较少，收入较可靠可观。澄城县流传着：“要想富，栽果树，十年能成百万户。”所以，城里人到乡下包地建苹果园成风。
“农转非”遭到冷落和“非转农”开始出现
一是前一段要走后门、出高价购买的“农转非”户口，现在在许多地方遭到冷落。除了因为粮食完全放开，城镇户口可买商品粮的优惠已不复存在外，主要是城乡差别在一些地方缩小了。农民们说：“啥市民农民，只要能合法挣大钱，都一样能过好日子！”
二是目前有数以万计“农转非”入城市籍者要求恢复农民身份。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就有不少人在耐心等待获准重回“农门”。
三是不少城市青年申请办“非转农”手续。如山东省淄博市岂山村有３００名城市妹递交了迁移户口申请，上百名已办理了“非转农”手续。
意义和启示
第一，上述新动向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和城市青年择业的范围和自由度扩大了，自觉性和合理性提高了，盲目性减少了。这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跨地区涌动挤向大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使一些地方因大批青壮劳力外流造成抛荒的耕地得以恢复正常生产，使一些乡镇企业和开发农业得到了需要的人才和技术，并使这些改变择业的农民和城市青年本身的收入得以提高。
第二，这些新动向说明，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加强农业基础、发展乡镇企业和减轻农民负担，对重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等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一些地区有了缩小。党中央号召青年树立艰苦创业的理想已在许多青年中得到响应。
第三，这些新动向说明，地方政府对跨地区、跨城乡的劳动力流动，因势利导加以有组织的宣传、管理和服务，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第四，这些新动向启示我们，在认识和方法上，应该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片面性。“只有到沿海大城市去打工才能赚大钱，守在家园永远富不起来”。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有着片面性，致富之路千百条，只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就可能致富。“城市青年只有在城市和国有企业中就业，才符合理想”。实践也证明这种想法不够全面。现在许多城市青年正在乡镇企业和开发农业中艰苦创业，施展其抱负和才华，干得有声有色。
同样，在看待这些新动向时，既要重视和根据条件推动新动向的发展，也要多一点辩证法，适当估计它的范围和程度。例如，一方面在局部上出现了许多民工返乡不再外流的新动向，但另一方面，又要冷静地看到“民工潮”还会继续甚至进一步扩大的总趋势。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缩小，但另一方面，还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些差别继续拉大的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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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辉的旗帜，行动的指南》出版
由中宣部理论局和全总宣教部组织编写的《光辉的旗帜，行动的指南》（职工读本）一书，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和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共１４万字，分十部分内容：一、导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目标模式；六、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九、加强党的建设，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十、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
作为广大职工学习用书，在编写上有三个特点：一、力求准确地把握和简明通俗地阐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点和精神；二、在阐明理论的同时，紧密联系我国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广大职工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重点分析；三、在编写体例上，每个部分的篇首和篇尾，都附有简短的“内容提要”和“思考题”，以便于组织集体学习讨论和个人阅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