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大江东去系列报道之五
江淮儿女又攻坚
——安徽篇
本报记者班明丽龚雯刘杰
１５年前，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纸契约上按下手印，私盟“分田到户”。他们做梦也未料到，正是这鲜红的手印，揭开了以大包干为序曲的中国经济改革序幕。
历史往往在瞬间创造辉煌。今天，当新一轮改革的接力棒从沿海传向内地时，这一千古不逢的机缘又落入了安徽人手中。穿行于初夏的江淮大地，记者无时无处不为这里发生着的一切所惊喜、所感动。那雄伟奇幻的黄山诸峰，浩淼无垠的滔滔江河，再次向世人证实了安徽人开阔的改革视野、奔放的改革气势和稳健的改革步伐，一场空前的攻坚战，正在大江两岸推进。
省领导用６个字概括了全省深化改革的风貌：“敢干、会干、真干”。其胆魄，其声势，不亚于当年风起云涌的“大包干”。
爬出“锅底”驶入经济“快车道”
从改革深处捕捉新的发展机遇
铜陵，矿产丰饶，“八宝俱全”，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快速发展的第一个１０年。但“七五”之后，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产出，换得的是企业固定资产债务增多；主要经济指标没有提高，反而出现惊人的下降。９个省辖市中，“铜老八”的帽子迟迟摘不掉，资源财富成了资源包袱。
两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经济思想大讨论使铜陵醒来，他们重新审视自己，认识到发展固然要有投入，但投入只能改变硬环境，用改革思路突破软环境，才能把投入化作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优势。铜陵端正了发展的方法论，靠改革使经济结构得到调整，投入产出很快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而今，这座铜都已跻身全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列，昂首立于攻坚战的前沿。
铜陵之路，可算是安徽省的一个缩影。铜陵需要醒来，整个安徽又何尝不是如此！
记忆里，安徽是典型的“一穷二灾”。穷——“凤阳花鼓戏，淮北耍猴人”是要饭的别名，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序一度逐年后移。灾——沿淮六县１０年有９年泡在水里，１９９１年的特大洪涝大伤了安徽元气。沿海开放，中西部扶持，安徽似乎哪头都搭不上，哪头的优惠政策都享用不到。
实际上，在内陆省份里，“近海沿江”的区位优势，恐非安徽莫属。如果将长江流域比作横轴，将京九干线比作纵轴，安徽恰好位于这一纵横轴的交点。长江入皖已是下游，流程４０６公里，史称皖江，水面宽阔，水势平稳，水运便畅，自古“千樯鳞次，商贾翔集”，素称黄金水道。沿江东下，可连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区；溯江西上，可接以武汉为龙头的华中经济区。江畔有马鞍山、铜陵、安庆等国家一类口岸和第一座现代化煤港裕溪口，千年商埠芜湖则是长江最西端一个可泊万吨轮的深水良港。东西梯次之间，皖江真正是承上启下。
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带来多种类型的气候特征，使南北农作物兼而有之，各种矿藏在此聚集。黄山、九华山以及多姿多彩的徽文化群，更是人们享之不尽的旅游资源。“古今才俊，江东居半”，仅在近代，徽商就曾称雄商界３００余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清代经济学家王茂荫即是皖人。现在，省会合肥系我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大学生比例占人口１３％，居国内城市之首。以“超深圳速度”发展的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更是群贤荟萃。
安徽人喜欢排座次。改革开放１５年，安徽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但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未使之在中国版图上光彩四溢。在华东，安徽经济实力近乎“锅底”。全省５８００多万人口，人均财力１２０元，乃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还低，而上缴利税却居全国中上游水平。长期以来，安徽都服从国家计划，履行“农业大省”、“调拨大省”职责，仅商品粮每年就平均上交国家２５—３０亿公斤，挂帐３０亿元。直到１９９２年，省计委项目库中还保留着８０％以上的煤、电、水泥等高投入项目，市场竞争性项目仅占１０％左右。计划经济，把一连串苦果扔给了安徽。
“再不发展，我们无颜对江淮父老！”他们曾企盼过国家给投资，在安徽境内摆大项目。没有等来。他们又一次体味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内涵，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把发展推上健康的轨迹。
围绕实现“开发皖江，呼应浦东”，发展“一线（沿江四市）两点（合肥、黄山）”的全方位战略，安徽开始注意随时捕捉深化改革的每一个机遇。马钢搭上股份制改造的“头班车”，是他们硬挤上去的；铜陵幸运入围全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是他们靠自身改革的小环境硬争来的；还有合肥郊区的“安徽第一村”——王大郢，没等安排，就从市长手里“抢”走了土地制度改革权，两年间产值翻了７倍，引得广东省委书记亲自跑去取经……
挤、争、抢，安徽人的改革机遇意识，由此可窥一斑。去岁，安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２２％，居全国第三位；今年１—５月，工业增幅达２５．４％，跃居全国第二。东西南北，无不对这匹驰入快车道的“黑马”刮目相看。
装修旧房往往比建造新厦更为艰难
以市场经济思路寻求突破斩关夺隘
“把一栋旧房装修成现代化的新房，往往比新建造一座大厦更为艰难。”马钢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泌总经理谈起他们股份制改造一举成功时，感慨万千。
这个历经４０年风雨、包袱沉重的国有大型企业，直接改造为国际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一下跨越了几个台阶，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突出难点是向境内外发行股票。难在其做法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又要同国际市场接轨；既要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又要合乎在境外上市所在地的规则；既要依国际惯例行事，又要从中国实情出发。马钢人说，再难也要循着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往前走，这就像钢铁生产中的“不可逆反应”。他们始终抱定一个原则：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规范化，精心组织推进。结果，几个月内筹资６４亿元人民币，为今后３年公司产钢规模达到４００万吨提供了可靠基础，被国外肯定为１９９３年度全球新兴股票市场最成功的上市公司。
还有一个难点是改制。马钢人说：“发股不难转制难。改制搞不好，股票上了市，企业也还是照片底版——原来的样。”为此，他们解决了８大难题，对企业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外科手术——改制重组。为了科学评估资产，在请境外有权威的中介机构评资之前，他们投入３０００人全面清产核资，一堆一堆地测量原料，一份一份地重新确认２．５万份合同，呆帐、挂帐一一清理。马钢的通力配合使中介机构顺利、公正地完成评估任务。资产评估前，划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为２７．３亿元，评估后入股为４０．３亿元，增值率为４８％。
马钢仅仅是一例。同时，“美菱”、“皖能”的企业改制也一炮打响。去年８月，省委、省政府还组织三路人马，对芜湖等沿江四市的企业改革进行了理顺产权关系调查。目前，全省已有４００多家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国有大中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小。
１９９３年８月５日，省委书记卢荣景在报上撰文《推荐一个产权改革的好典型》，肯定灵璧县运输公司改革企业制度的经验。之后，集体企业机制被引入国有工商企业，兼并、租赁、破产、拍卖等等改革，使国有中小企业也日趋活跃，９个地市的２０００多户企业跨入这一试点队列。被称为继“大包干”后的农村第二次革命——股份合作制，也在改变着“吃改革大锅饭”的弊病，给乡镇企业注入勃勃生机。黄山市把股份合作制引入林业生产中，加快了山区奔小康的步子。还有渔、牧业的股份合作、科技文化的股份合作等等，也应运而生。
我们接触的企业在改制中，对评估资产很重视，他们都在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掌握的关键是把资产的帐面数字和实物的价值形态结合起来，算动态的活帐。二是如何科学地评估国有资产的价值？已经改制的企业感到，把国有资产估低，会使其受损，而高估也会造成企业成本高、效益低的后果，影响资产升值，不能以为国有资产评估得越高越好，过低和过高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为此滁州等地还成立了专门的评估中介机构。
安徽的配套改革也在加快节奏。芜湖等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仅确定了合适的模式，而且昔日“五马分肥”的管理机构能够丢弃怕失败、怕失位、怕失利思想，顾全大局，将保障金集中于新的统一机构——社会保险局。
改革中，计划经济的反作用力，在与市场经济相抗衡，遇到困难，走回头路很容易。解决难点，推进改革，就要时时警醒并战胜计划经济的影响。
物价，是改革的又一只拦路虎。１９９２年以前，在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中，合肥物价指数偏低，位次曾徘徊在第３２位左右，可市长钟咏三心里并不踏实。他认为，物价水平低固然有利于市场稳定，但也说明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够高。去年合肥物价指数升至第４位，他们反倒很冷静，一方面为物价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使合肥综合经济实力打入全国５０强而欣悦，一方面引导市民正确认识价格改革，抓群众的“菜篮子”，切实帮助特困企业职工度过难关。他们说，这叫“不靠粮本靠市场”，终于挺了过来，没跑回头路。在他们看来，物价改革的台阶迟早要爬，今天不爬，留下一级，明天就要爬两级、三级。
汪洋，这位３９岁的常务副省长论及物价改革时说：“物价指数一高，有人就希望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计划经济的办法，熟门熟路，易于做到。搞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动脑分析，物价高在何处？什么原因？有何利弊？怎样去管？”安徽物价指数高，是因为以前指数偏低，绝对增长水平并不一定最高。去年安徽经济增幅走在全国前列，不能说没有价格的合理作用。“价格较高，老百姓承受有难处，要采取其他办法解决，不能把整个物价人为地压低，纳入到计划经济的旧轨上去。”安徽在物价改革上坚持“大胆地向前走”，具体过程中每一步则深思慎行，决不“痛快一阵子，痛苦一辈子”。
着眼点在于构筑一个新的机制
既要有“船”“桥”也不可缺“桨”
如果说，产权改革是为了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财产所有关系，促使企业以资产所有者的更大积极性和更充分的自主权，把财富“蛋糕”做大，那么，今年元旦起运行的新财税体制改革，则是为了分清中央与地方在财税收支上的权力关系。换言之，当财富的“蛋糕”做熟以后，中央与地方应当怎样切？怎么分？
这一更深层次上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公之于世时，明眼人敏感地发现，新财税体制切给中央的“蛋糕”得到了强化。有些人因此困惑甚至一筹莫展：这会不会损害地方的利益和积极性？安徽亦不例外。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关系重大的改革若明若暗，不甚了了。
不懂不钻，如何改革？省领导在思考。当改革方案还停留在少数领导干部的文件柜，或财会人员的计算机屏幕上时，书记卢荣景和副省长汪洋已轻车简从，分赴江南、淮北８个地市，和各级干部、企业家们细算财税帐，从中领会消化政策精神。最终“算”倒了很多人，说服了很多人。卢荣景向记者介绍当时情景时，颇为自豪地说：“财税改革我已经琢磨透了，现在谁也别想‘唬’住我喽！”
他们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尽管新财税体制统一税率，对地方有新的压力，但获得的最大好处是：公平竞争权。眼前算帐，安徽也没有占到便宜，可他们说，税率平等，使我们终于和沿海地区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时间长、上交多留利少的省份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其二，安徽的同志吃透政策后说，虽然新的财税体制对确保中央财政有利，不等于一定对地方财政有害。它的核心在于理顺财税关系。汪洋对此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在减税让利时期，地方政府想藏富于企，便违反税法搞减免；而要办大事好事没钱，又不得不扭头向企业要钱，违反《企业法》搞摊派，“有理的没去收，无理的到处拿”。政府两头想做好事，两头都当被告。新税制划开税种，谁家的钱装谁家口袋，该谁干的事谁掏钱，对中央对地方都有利。
安徽很早就向中央表态：赞成这一改革。并在全省鲜明地提出一个观点：“财税体制改革政策‘含金量’很高，学深钻透，灵活运用，就可以在新的利益格局中既保证中央财政，又谋取到自己的份额。”省里强调，倘若对改革政策一知半解，贯彻中就会对中央政策不敢用，地方政策不会用，就要丧失发展机遇。现在，各地都在学政策，找活力，从“以税养税”转入“以财养税”的发展战略。
纸墨之乡宣城，是省里唯一的财政连续１０年无赤字地区。行署副专员冯百研告诉我们，新财税体制运行以来，他们也曾担心财税下降，但今年头５个月以４２．１％的幅度增长，使他们充满信心地要创造出连续１１年无赤字的新纪录。为此，全地区正在按照新的要求梳理发展经济的整体思路。不仅要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块大“蛋糕”再做大，还要把地方享用的小“蛋糕”做好。比如，农业特产税留给地方，就要鼓励开发符合优质高效的农产品；比如，营业税留在地方，就多发展第三产业，等等。
在这里，人们没有把新财税体制视为简单的算帐制度改革，而是把它确定为一个以财税为龙头发展经济的新机制。改革，期待的正是这个新体制的创立。
我们在安徽采访中还发现一个特点，不论改革走得快些或慢些的地方，都注意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具体化，工作做细致，有人称为“找接口”。各项改革的新政策都有一个如何与老政策衔接的“口”；中央立足于全国确立的大原则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地区情况衔接的“口”。他们说，如果上边怎么讲，下边照本宣科大而化之地简单往下贯，说改革已经“到位”是假话。
阜阳，曾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它的土地制度改革的套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如何与以往的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制度衔接，作了有益探索。首先是地区领导根据省里的总方针和本地实情，把土地制度改革内容、方法具体化为“一不变”、“两割断”等农民一看便明的几句话，每句话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操作步骤。这还不算，每个乡镇又另外列出１００多条细则，包罗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及其“解药”。在坚持大原则前提下，只要农民满意就是好办法。这样，有问题不出乡镇即可按条款得以解决。阜阳这个１０００万农民、１６００万亩土地的大区域内，仅几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重新鉴定土地承包合同的任务，地、县两级政府没有接到一起农民上访告状。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既要有大政策的“桥”和“船”，也要有小政策这只“桨”，才能把改革之船推向彼岸。
改革有热有冷有快有慢却没退路
整体推进尚需各方协调上下联动
在健康发展的势头中，安徽的改革也不平衡，有的地方是上热下冷，有的又是下边动作快上边相对迟缓；经济状况好的地区热情高涨，而困难较大的地区步履维艰。各级党政部门正在边改革，边总结，分门别类地加以指导，以求更大实效。
改革先行地区身历酸甜苦辣之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和希冀。比较集中的是，宏观管理部门的改革怎样更好适应整体推进的需要？他们认为，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来自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较多，有的改革亟需上下一起动，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果步伐进度不协调，“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也没用。”
也有的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尽管使“减税让利”成为历史，但仍没有背离“放水养鱼”的内涵。只是放出的不是一税一利的“水”，是一个机制更活的“水”，这一池新水要养出更多更大的鱼。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鱼”，就是国家财税的源头。因此，还应继续警惕借加强宏观调控之机，变相损害地方或企业利益的行为。
统一税率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环境，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以往效益不好或严重亏损的企业，难以承受同一税率；进行股份制改造给了企业一个提高资产增量的机遇，但不少企业存量资产陈年老帐的历史包袱难以卸下。怎样既注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从实际出发妥善消化这些历史包袱，在一些地区尚未找到好办法。这就提出一个共性的问题：改革既明确政策，统一规范，又要以务实精神解决历史矛盾，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取得攻坚战的胜利。
许多试点地区和企业希望有关方面对改革中存在的困难，给予更多的指导。
从大包干到产权改革，从单项突进的外围战到整体推进的攻坚，安徽人始终展现了敢占风气之先的开拓精神，要跨越新的险阻，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开拓。正如滁州市长陈天庚所说：“改革已经上了高速公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人们对改革的重大政策很关心，期望改革走得快一些，稳一些，怕的是改不好，老百姓承受不了，但没人愿意再走老路。
当此关头，我们欣喜地看到，安徽的各项改革在紧锣密鼓中正初显成效：继马钢等３家之后，又有扬子、古井几家企业将进军股市；在号称“三大片”的淮北、皖东、皖西，一场“从凤阳到阜阳”的农村改革正向纵深拉开。省长傅锡寿说，今后几年，安徽还将投资５００亿元开发皖江经济带，为改革的洪流推波助澜。
皖江摆开新战场，江淮儿女又攻坚。从“锅底”走向明天的安徽，终将以前无古人的襟怀和气概，为中国改革向内陆延伸，为长江经济带的振兴，再创一个新的辉煌。（附图片）
压题照片：黄山西海大观
上图：长江流域第五大港芜湖港已于1992年5月对外籍轮开放，建有3个5000吨级海轮泊位。 戚良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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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良好
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六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８日电（记者张锦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今天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我国经济形势时说，今年以来，宏观调控继续取得积极成效，各项改革进展顺利，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在逐步缓解，总的运行态势良好。
据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１６５９９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１．６％，经济仍在快速区间运行。
叶震从八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积极变化：
夏季作物获得较好收成。夏粮在面积减少、灾害较多的情况下，总产量仍达到１０４０亿公斤。工业生产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增加值７５４８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５．８％。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４５０５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５．２％。国内市场保持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１８８亿元，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４．８％。出口快速增长，汇率并轨顺利。上半年累计出口４８４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３０．２％，进口总额４９２亿美元，增长２１％。金融形势平稳健康发展。上半年银行、信用社新增各项存款５１９５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３０２０亿元。货币回笼情况也比较好。新税制顺利实施，基本实现了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平稳过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叶震分析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指出，物价涨幅偏高，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１９．８％；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产销率下降，相互拖欠现象仍比较突出；市场制约矛盾有所强化；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部分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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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中央国务院关怀贫困地区父老乡亲
中央国家机关召开扶贫工作会议
提出到本世纪末扶贫目标和三项具体要求
江泽民指出：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方，人民衣被都比较充裕，而有些贫困地区群众缺衣少被，难以避寒。他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动员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发扬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为贫困地区捐赠衣被，并要求国务院组织落实这一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８日电（记者焦然）国务院今天下午在中南海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扶贫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近几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参加扶贫的基本经验，表彰奖励扶贫先进单位，对中央、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作出统一部署。国务院总理李鹏为这次会议写了致词。李鹏说：“机关在扶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对于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希望大家继续为扶贫工作作出更大的努力！”
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陈俊生说，彻底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和政策。为了加快这一进程，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特殊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经过连续数年的艰苦努力，全国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８０００万，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目前，以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起点和标志，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央、国家机关直接投身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首先，做好扶贫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步骤和具体措施。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如果在本世纪末解决剩下８０００万人的温饱问题，就标志着我国已经完成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我国人民就都迈向了小康道路，进一步走向全民族的共同富裕与繁荣。
其次，做好扶贫工作，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团结，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快一些，有的相对慢一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关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些地区老是处于贫困状态，不仅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会影响全国的稳定。”
第三，做好扶贫工作，有利于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全面完整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国情，体察民情，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指导和帮助，使各系统、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平衡的发展。李鹏总理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发达地区，更要把贫困地区父老乡亲的疾苦冷暖放在心上”。
第四，做好扶贫工作，有利于我们党政机关改进作风，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消除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勤政。
第五，选派干部到贫困地区蹲点、挂职，对于锻炼干部，培养人才，提高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大有好处。
陈俊生说，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号召中央、国家机关发扬扶贫济困的精神，在扶贫开发中作出应有贡献，为全社会做出榜样。这些年来，根据国务院的统一要求，相当多的部门和单位迅速响应、广泛动员、认真落实，积极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到目前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定点联系帮助一片贫困地区的部门和单位已经达到８１个。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系统参加定点挂钩扶贫的就有５４个单位，帮助引进资金５亿多元，引进经济合作项目６０９个，扶持改造和扩建项目８９５个，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６３６名，办培训班７３３期，培训专业技术人才７万多人，委托大专院校定向招生２００多名。实事求是地说，近几年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就，中央、国家机关功不可没。
陈俊生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进程中，中央、国家机关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选派干部，组成帮扶组（团），定点帮助一个或几个贫困县，协助地方党委和政府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稳定地解决群众温饱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七八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参与扶贫开发创造的基本经验。
陈俊生就进一步推动中央、国家机关的扶贫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第一，扶贫到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直属企事业，凡编制在１００人以上的单位，具备条件的，都要参加定点扶贫工作。定点扶持的对象是国家确定的５９２个重点贫困县。
第二，选派干部，组成帮扶组（团），深入贫困县蹲点挂职扶贫。各单位要选派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帮扶组（团），每县一般３人，其中一名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或副县长。要把定点帮扶的贫困县是否解决温饱，作为定点扶贫的具体标准，要定期检查，严格考核，不解决温饱不脱钩。
第三，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机关扶贫工作的领导。中央、国家机关的定点扶贫工作，由中直机关党工委、国家机关党工委和扶贫办共同组织、协调、检查、落实、总结交流经验，提高水平，务求取得实效。
陈俊生说，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对扶贫工作和贫困地区、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非常关心。今年３月３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方，人民衣被都比较充裕，而有些贫困地区群众缺衣少被，难以避寒。他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动员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发扬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为贫困地区捐赠衣被，并要求国务院组织落实这一项工作。朱镕基副总理也批示赞同这项工作。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饥寒冷暖的深切关怀。目前，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拟定了捐赠衣被的具体方案。希望中央、国家机关主动积极地组织好这项工作。
会议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并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对在扶贫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国家科委、民政部、化工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石化总公司、共青团中央等１０个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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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现场短新闻征文比赛
山里娃子山外情
郑德刚
７月９日一大早，一群群拖儿带女的广州人便来到广州市合群大酒店里，看望４０名普普通通的山里孩子。鲜花、笑声、热泪和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声，把酒店塞得满满的。
这４０名被人们紧紧簇拥的孩子，是来自广东西部、北部和东部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他们在广东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广州公益基金会和合群大酒店的协助下，从数百公里外的大山里来到繁华的广州城，参加“希望工程羊城会亲活动”，看望资助他们读书的广州亲人。
腼腆的山里娃娃在这些素未见面却几年来默默资助他们读书的广州人面前，有的小脸憋的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有的只叫了声“阿姨”，泪水早已夺眶而出；更有些细心的孩子，带着几分羞涩从小挎包中掏出家里带来的新鲜西红柿、玉米，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手中。
那些前来会亲的广州人，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幼儿园老师，也有社会青年、退休老人和中小学生，老一辈的带着小一辈，有的三世同堂都来了，一家一户围着自己的“孩子”，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一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总觉得他们比自己的孩子更需要关心。”
在酒店准备的丰盛午餐上，来自清远市连州龙坪镇中心小学的陆维成，第一次吃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生日大蛋糕。饭后，小维成和其他孩子被一个个领回了“家”。
７月１１日上午，被孩子们称为“奶奶”和“伯伯”的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和副省长卢瑞华，分别在办公室里同这些山里的小客人促膝相谈。
３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７月１２日上午，４０名山里孩子噙着泪水，带着希望和不舍之情，与羊城亲人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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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回收成功
我国于本月三日发射的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在完成各项科学试验任务后，十八日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顺利返回四川省中部预定地区。据卫星回收指挥部报告，星上仪器完好，回收舱和试验品正在送往北京。这是我国发射的第十六颗返回式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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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塔中四号亿吨级油田开发
塔里木盆地迄今发现的最大沙漠油田——塔中四号油田，已于七月十二日投入开发建设。塔中四号油田是塔里木探区开发建设的第五个油气田。它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发现的，去年探明了相当规模的含油面积和上亿吨的地质储量，证实这是一个油层巨厚整装油田，从而实现了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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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新批台资项目四百多个
上海市今年上半年吸引台资继续呈增长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市新批台资项目四百零四个，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协议总投资十三点三亿美元，其中台资九点八亿美元，也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十七。上半年台商在上海投资特点：一是投资项目大。二是项目集中在市郊及浦东新区。（以上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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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首条高等级公路通车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条高等级公路——银（川）古（窑子）一级公路十八日全线通车。这条被列为宁夏“八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的公路全长四十八点四公里，是自治区首府银川市通往东部地区的唯一重要出口，也是构成我国“五纵七横”公路主骨架中从青岛至太原至银川的中路东西大通道的一段。（黄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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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出席大亚湾核电站投产招待会中外人士时说
大亚湾核电站是改革开放产物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８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田山川、新华社记者何平）国务院总理李鹏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产招待会的中外人士时说，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自始至终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江泽民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到工地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为我国核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后，我们将继续欢迎更多的外国厂家参与中国的核电建设。
李鹏在会见中向所有参与、支持、关心与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朋友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他说，这座核电站凝聚着中外有关方面和人士的辛勤劳动和很多心血。
李鹏在讲话时回顾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过程，他说，这个项目是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建设的大型商业核电站，我们与外方的合作是很好的。
李鹏说，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者学习借鉴了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尝试。同时，始终坚持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建设和生产运行的方针，总的来说，工程进展顺利，工程投资低于原来的预算。他希望大亚湾核电站继续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确保核电站的长期安全运行，进一步提高核电站的经济效益，更好地为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证。
在谈到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时，李鹏指出，我国的煤炭和水利资源丰富，电力发展以火电、水电为主，但在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应适当发展核电。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投产，为这些地区发展核电提供了经验。他说，为使广东的核电事业进一步发展，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广东省、电力部三方合资组建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要在目前已建成大亚湾核电站基础上，以核养核，滚动发展。他表示，在核电建设上，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国内的资金技术，一方面欢迎外国企业家和朋友与我们进行合作，使核电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会见后，李鹏和中外来宾一起，出席了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举行的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产招待会。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朱光亚和谷牧同志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并出席了招待会。
参加会见和招待会的还有法国驻华大使、英国驻华使馆代表和参与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外国承包商及外国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