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花园湖畔动地歌
——记安徽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兴汉
孙建密祁贵兴
丰收喜悦为哪桩
入夏了，地处江淮平原的安徽凤阳农村正是麦收时节。走出当年首倡农业“大包干”的小岗村不远，是碧波荡漾的花园湖。湖畔遍地金浪，收割机穿梭在麦海之中。
地头，１０多名壮汉在一位面色黝黑的老汉指挥下，把大车大车的麦粒围成高大的粮囤。那一身短打扮的老汉，不时捧起金黄的麦粒细细地端详。他，就是如今凤阳“粮王”陈兴汉，一人承包了１０００亩湖滩地。
见我们来了，老陈高兴地说：“乖乖，５６万斤啊！平均亩产８００斤。多亏有了老黄，真是技术到了家，产量加一倍！”他说的老黄，是县农业局副局长、高级农艺师黄士尧，受聘于老陈的“公司”。这两个爱种庄稼的人到了一块，真把花园湖搅出了浪花。
陈兴汉的老伴张从霞在我们面前似嗔似喜地说老陈：“自从承包了湖滩地，老汉像是着了疯，一年四季早起三更，一直忙到半夜。这不，刚刚收下麦子，他又要去涡阳运尿素了。”
不过，张从霞还是掩盖不住高兴地拉我们去看她家的楼房、机房、加工厂、工人食堂……问起收入，她认真地告诉我们：“去年收入４２万元。今年夏季收成好，到年底，农工商收入有希望超过５０万元。”
陈兴汉对这个看得淡，他说：“收多收少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我想给农民致富趟条路。”
老汉今年六十三
陈兴汉今年６３岁，早在５０年代就入了党，现在是后陈村支部书记兼村长。他是一个有干劲、有心计的庄稼人。“大包干”以前，他带头搞芦苇加工贩运，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老陈平了反，心劲一下子就上来了。包产到户，老陈家有了２０亩承包田，他种得好，日子过得殷实。他不满足，觉得在２０亩地里施展不开手脚，于是又在运销芦苇席上大显身手，买汽车、盖仓库，成了远近闻名的运销大王。到１９８４年，他的营业额就达到１００万，人称“陈百万”。
陈兴汉富裕了，但没有忘记同住一村同种田的乡亲。“搞运销能致富，种地行不行？”陈兴汉一遍遍地问自己。
搞规模经营，是陈兴汉选定的路子。１９８７年，老陈以每年交给村里１．５万元的费用承包了花园湖畔的１０００亩荒滩，组成了一个小农场，他投资１７万元，筑起一道拦水圩堤，将圩中的７００亩地开成良田，另外３００亩水面开发成水产养殖场。第二年又投资买拖拉机、收割机等１０多台机械。到１９８９年，千亩湖滩地就产粮２５万公斤，使老陈种粮出了名。
陈兴汉的农场里集中了好几位种田能手，又有县委的支持，经营得很有条理。几度春秋，陈兴汉的农场兴旺了。老陈对我们说：“儿子劝过我，年纪老了，到城里买幢房子享享清福。我不去，我是党员，还要带着全村人致富。”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后陈村变得更美好，他说这心愿是三中全会带给他的。“我５０岁下决心，６０岁有信心，７０岁不灰心！”这话，他一遍一遍地对着花园湖说过。
乡亲眼中的陈兴汉
这些年，凤阳农民一直在探讨，如何在“大包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致富的道路上奔得更快些。
沿着陈兴汉家小楼前的沙石路往前走就是后陈村，１５０多户人家分成３个小自然村。一待麦子收去，路边就全变成了水稻田。我们来到了村后的一家麦场，和正在大树下乘凉的一位老人拉开了话题。
老人也姓陈，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土地承包时，他家有５口人，分得１０多亩地。现在，他家添了３口人，土地却不能增加了。如今儿子分家，带走了４亩地，老汉家还有４口人６亩地，今年小麦收了１０００公斤，温饱不愁，富裕却谈不上。
说着，老汉站起来，手指陈兴汉楼前的粮囤说：“江淮之间，谁像陈兴汉呀？他一家收的粮食比咱一个村子都多！”
这位老人明白了，同是种地的庄稼人，经营方式不一样，结果也大不相同。
陈兴汉的新思考
陈兴汉总是在想，怎样带动村里一起富裕。去年春天，在县委帮助下，后陈村进行了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尝试，陈兴汉担任“农工商总公司”经理，公司对全村农户进行生产、销售全过程服务，并解决了５０多个剩余劳力的就业问题。这个公司还担负了全村的公益支出费用、五保户费用。老陈这样做，全村人都尊敬他、喜欢他。
“如今丰收了，你该高兴吧？”我们这样问他。
老陈说：“高兴归高兴，他也有不少犯愁的事”。他觉得自己文化低，加上年纪不轻了，管理一个千亩地的农场和一个年营业额达８００万元的贸易公司，颇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不足，近年来有４个老陈培养起来的年轻人先后离开了这个农场和公司。还有，市场信息、新科技知识，都是眼下的老陈所急需的。他坦率地说，若不是这些因素的制约，农场和公司会发展得更快。
看着老陈，盛夏里背心短裤，日夜忙碌，粗茶淡饭，实在不像是一个在农村里已经富裕得冒尖的老人。我们把这个感受告诉他，陈兴汉一笑，对我们说了自己的心愿：再用５年，帮助２／３的村民变成小康之家，在后陈村实现村庄公路化，农田林网化，住宅楼房化，卫生设施标准化，村民出门汽车化。（附图片）
农忙一结束，陈兴汉忙着修理农机。祁贵兴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
辽宁省宽甸县委书记邓宝权访谈录
本报记者徐卫东
今年４３岁的邓宝权，初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先后干过生产队长、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等职。１９９４年１月任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他最推崇的信条是：踏踏实实地从脚下做起。谈起宽甸，邓宝权十分动情：
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东部的鸭绿江畔，与朝鲜隔江相望。境内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其中硼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４０％左右。驰名中外的“柱参”，因产于振江乡石柱子村而得名。尽管宽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过去一直发展不快，真是捧着金饭碗却吃不饱饭。现在，我们要用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来对待过去，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
１９９２年，我３次来到红石砬子乡三岔子村调查。这个村子当时穷得出了名，村里一部分干部群众认为，要想富，必须办工业。我经过调查发现，办工业不现实，但这里水草茂盛，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于是，我组织村里的干部群众到邻县学习养牛经验，帮助他们从银行贷款购买优良种牛。仅一年时间，这个村便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并成为全县的养牛示范村。
这件事在全县引起了很大轰动。也使我想到，作为一名领导，首先要肯干、实干，这样老百姓才会服你，工作才能做好。其次还要会干、巧干，要动脑筋想办法，而不能蛮干。
这几年宽甸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县里将在很长一个时期集中力量抓好３件大事：第一是深化农村改革。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生产，逐步建立起高科技、市场化、开放性、复合式的有当地特色的农村新格局。第二是大力发展城镇经济，用两年时间解决城镇就业，并通过发展城镇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逐步建立有当地特色的工业格局，走实业兴县的道路。到２０００年前，实现城乡人口劳动力和资源配置比例良性化循环，力争使宽甸县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是大力发展旅游业。位于长白山脉的宽甸县有多处以奇特、艳丽、幽雅著称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宝贵资源。
我总是告诫自己，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如果只盯住眼前利益，把精力放在“短、平、快”、“摸得着政绩”的项目上，那么对４５万的宽甸县人民来说，将是一种罪过。（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今日沙石峪
赵兴林岳树存
入夏了，久旱不雨的河北遵化市依然满目生机。我们来到这个曾因“青石板上创高产”而名闻遐迩的沙石峪小山村时，第一个突出感觉，是一个“绿”字。
“山下葡萄满架，山间果树缠腰，山上松柏戴帽”。眼前绿景，被沙石峪人用一句顺口溜述尽。这层次分明的植被，显示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也抖落出沙石峪人的勤奋与智慧。
刚进村，热情的老乡递过一把甜杏，咬一口顿感汁甜、肉嫩，满颊生香。遮天蔽日的果树下，牛肥，猪壮，农舍瓦红墙白，景象宜人。
“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的旧沙石峪，如今“层层梯田绕山转，潺潺渠水满山流”。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的变化比以往快多啦。”村支部书记阎福忠，唠起村里的新事儿，声气儿像６０年代开山凿石般叮当响。他说，自８０年代初，村里便因地制宜，植树种果，眼下已种果树８万棵，人均近百棵。一年水果产量，超过百万斤。
沙石峪人付出过“万里千担一亩田”的艰辛，到７０年代末，耕地扩大了１／３，土壤层垫厚了一倍，粮食产量过了“黄河”，可人均收入只有１６８元。如今，村里办起了采石厂、食品厂和化工厂，地里果粮并举，许多农户还养起了黄牛，去年人均收入达到１３５０元，今年全村产值预计又可翻番，已被周围村视为“小康”。
向科学技术要效益，是沙石峪人的新追求。在葡萄生产上，采用生长激素调节技术和新法修剪，就使一坡葡萄早熟丰产，一年增收近２０万元。
经济一直升腾，民风却依然淳厚。多年来，近千人口的沙石峪，居然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计划生育，完成得干脆利落；征粮交税，一天内准保结束。
阎福忠向我们透露，眼下，沙石峪人又在琢磨一个大计划：利用本地富有的白云石，建个大型氧化镁厂。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视野纵横
毕业分配带来的思索
一九九四年北京高校学生毕业分配漫笔
本报记者傅昌波杨健
供求不平衡的时候
当记者见到分配仍然没有着落的小李时，为“分不出去的”大学生解决问题的杭州全国大学生毕业分配协调会已结束了些时候。问起他此刻心里的感受，这位条件不错的小伙子担心之余似乎又有一丝侥幸：每年分配都有计划报得晚的单位，谁有勇气熬到最后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看来他放着大机关不去，自有独到的主见。不知道那些为他的分配挠破了头的老师们听到这番高论后作何感想。
像小李这样坚持“笑到最后”的当然只是少数，但从今年的分配情况看，毕业生们选择的余地的确比以前大多了。
１９９４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６２万人，北京地区占３．４万人；毕业研究生２．６万人。尽管人数甚众，但大多数专业仍是供不应求。据高教局学生处甘北林处长的统计，总体供需比超过了１∶２。
正是较悬殊的供求比给了毕业生们宽松的选择余地。一项调查表明，当前青年学生认为最理想的单位的条件依次是：能发挥个人才能的，经济收入高的，符合个人兴趣的，工作环境好的，社会声望高的，能继续深造的，等等。中国人民大学的小张学的是财会专业，会两门外语且实习成绩优秀。据他自己说已有６个单位明确表示要他，可他都不是很满意，想再等等看。我们在用人单位的摊位前拉住一位北京学生，请他悄悄告诉我们已经找了几个单位。谁知他对我们的谨慎不屑一顾：“为什么要小声点？我找的单位少说有七八家了。”
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计算机系的老师正在拿着一份分不出去的学生表格伤脑筋：“你说他条件有多好吧，还真说不上，可找起单位来可真够牛的！”“那他都提了些什么条件？”“挣钱多的，工作轻松的……”听到这些，记者不禁哑然，人事处的同志忙解释：“唉，开玩笑，只怕是开玩笑。”这里的同志指出，毕业分配中，我们倡导的，还是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岗位上去的风格。
寻找教学与需求的结合点
与这种开“玩笑”相对应的是用人单位求才不得的苦楚。热门专业尚不足为虑，因为旺盛的需求必然招致报考人数的增加，解决困难只是时间问题。冷门专业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今年北京市师范类的需求为５９０３人，而生源仅２９５４人。丰台区教育局人事科的庞淑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区的师资需求大概在２００人左右，到３月底真正落实的只有１０多人，他们已经带着各校校长赴外地求贤。
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来考虑，供不应求比供大于求要强。学社会学的小张虽然“学出名门”，可找了半天也只有师范口同意接收。“学长线专业就是吃亏，”小张忿忿地说，“看来只能到南方去转一转了。”
北京市人事局大学生分配处韩庆林处长透露，供需相左的矛盾自１９８４年实行用人单位与学校见面的改革以来虽已大为改变，但双方脱节的情况仍十分严重，“变化比计划快”的现象继续存在。像今年的紧俏专业为建筑、计算机应用、财会等６２个专业，但以后这些专业还会走俏吗？
如何让市场的需要与毕业生自身的需要结合起来，成了学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年的招聘会上，公安局是热门单位之一，北京市公安局的招聘台前，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但这种“热”的背后又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有的学生私下表示，只是想找临时的跳板，以后是不是长期呆下去还很难说。
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毕文淦主任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本科生的专业分得过细没有好处。清华现在很多系前几个学年都不分专业，基础专业课大家一起上，计算机和外语的要求普遍都定得较高，同时鼓励学生选修辅修学位和双学位，这无疑增强了分配的灵活性和学生的竞争力。搞好需求信息，作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固然重要，但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才是更本质的关键。
针对这些情况，作为行政领导和协调部门的北京高教局认为，他们今后的任务是理顺体制上的疙瘩，建立起反应迅速、公平竞争的统一的权威中介服务机构，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运用政策引导和搞好宏观调控上。
毕业分配一年分一拨，一拨忙一年，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培养人才、成为人才、使用人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明年的此时，毕业生的就业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附图片）
六月二十一日，沈阳两百家企业在沈阳大学举办双向选择洽谈会，吸引了近万名应届毕业生。新华社记者马窦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黄骅的海水碧蓝蓝
本报记者钱江
繁荣的渔港
入夏，站在渤海边的黄骅市南排河渔港，看艘艘渔船乘着潮水归来，海风把鱼虾的鲜味吹来了。
渔港上焦急的鱼贩，往往不等渔船靠稳就跳上船去，和船主讨价还价。这些年，海鲜的价格见风涨，渔民的收入也像出海的船帆那样节节升高。黄骅有４个渔业乡镇，５万人口，占黄骅全市人口的１／８强，渔民人均收入３０００余元，渔区的经济总收入占了全市农村经济收入的２０％。
鱼蟹抬上岸来了，鲜灵得仿佛还在吐气。渤海的鱼，如今打多少卖多少，从没有犯愁的时候。可是黄骅水产局副局长姬宝进却有另一番心思，这些年来黄骅的捕捞量在他脑子里一清二楚：１９８９年，５２０３５吨；１９９１年，５５０７５吨；１９９３年，４５９８３吨；今年１至５月，从渤海里打了１５８８９吨鱼。这数字说明，渔民的捕捞量在５万吨上下徘徊。可近年来渔民的单船平均产量却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８．３吨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１吨，要增加渔船和提高渔船吨位来增加产量。好在海产品的价格涨得快，抵消了投入的增加。
面对养虾的大风险
海岸边，渔村里新房一排又一排，红瓦蓝天碧海，富有生气。黄骅市委书记王宝良却看出了另一番意思。他对我说：“房子盖得不少，模样几乎是清一色的‘车厢’型，好像他们的生产结构似的，太单一了。”他明确提出，黄骅的潜力还很大，“要耕海牧鱼，建设一个海上黄骅！”
沿着渤海岸走，块块虾田相连，虾田中海水荡漾。黄骅的虾田已经发展到２７０００亩，年产量４０００万吨，初步呈现出“耕海”的气势。
渤海边冯家堡村有７００户人家，３２００人，海上打鱼是传统的主业，自１９８５年起，村里开始大规模养对虾，现在，养虾业收入已经和捕捞业大体持平。这个村积极发展集体养殖业，把虾田集中起来交给养虾能手管理。近年来，沿海虾病频起，一犯起来满池的对虾顷刻间就死光了，养虾成了件“惊心动魄”的事。可是冯家堡村人养虾管理严格，对水质控制得严，对虾没有犯病，养虾还因为价格猛涨得了大利。村长王恩洪说，养虾业发展了，这个村的集体固定资产已经从１０年前的９万元增加到８００万元。所以，尽管有风险，冯家堡村的虾田不会减。
养黑鲷，将是条新路子
由于虾病，去年黄骅北部地区的养虾业受到严重打击。养虾收益高，今年还是有许多农民养虾，只盼今年风调雨顺。黄骅的生产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不能靠侥幸搞养殖，必须未雨绸缪，探索新路了。１９９０年，科委主任刘鹤智南下广东取经，一眼看上了黑鲷鱼。这是一种名贵经济鱼，体大肉美，可以高密度养殖。经介绍，刘鹤智又转道青岛，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鱼类学教授王可玲。王教授研究黑鲷１０多年了，刚刚攻克北方海域的黑鲷养殖难题。在刘鹤智邀请下，王教授来到黄骅的水产项目育苗场住下来，和年轻人一起干。
试验从１９９１年４月开始，购进的种苗产子成活率达７１．７％，超过预想；当年，黑鲷在塑料大棚中的越冬成活率达到９５．３％；去年４月在靠近海滩的池塘中进行养成，到１０月，３亩池塘平均亩产４１３．３公斤，扣除成本，每亩纯利润１万元，大大高于养虾。
记者在育苗场见到了忙碌中的王可玲教授和场长宋云荣，他们正在为一份新的黑鲷育苗报告而高兴。原来，在上年冬季，他们在黄骅海岸扩大了黑鲷种苗越冬规模，结果培育出８５万尾１．５—２．５厘米长的黑鲷鱼苗，鱼苗供不应求，至６月售完，扣除３．７元成本，获得利润４７万元。
王可玲教授告诉我，黑鲷鱼抗病性强，种苗经过半年多即可养成供应市场。我问他这项实验经历了多少困难。总笑呵呵的王教授随口说，黑鲷原先在南海中长大，那里海水澄净，便于发现食物。来到了渤海的浑水中，第一个问题是视力较弱的黑鲷找不到食物。我们终于发现，可以利用黑鲷听觉灵敏的特点，每次投食给以一定的响声，养成它们的条件反射。我们成功了。
在鱼苗池中，硕大的黑鲷亲鱼悠悠地游荡。另一池，千万条小鱼苗欢快地游戏。也许，就从这里，黄骅人又要走出耕海牧鱼的宽广新路。（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来自现场的报道
大水过后访济村
江宝章黄敬
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初夏的热浪，一场持续的暴雨席卷了福建三明市的十二个县市。宁化县城区，不到三十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三百七十二点五毫米。这个县的济村乡竟达四百四十三毫米。山洪暴发，泥石流泛滥，使济村顿成水乡泽国。不幸的是，从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又一场大暴雨再次无情地洗劫了济村。
六月二十五日，当记者沿着刚刚修通的简易乡村公路来到济村时，眼前的情景仍然使人触目惊心。沿途几乎找不到一段二公里长的完好路面，羊肠似的小溪被冲成了二三十米宽的河床；大片大片的农田淤积着厚厚的沙子和卵石。乡党委书记潘闽生告诉记者，在两次大水中，全乡一千五百余间房屋倒塌，一点一万多亩的稻田变成河床沙滩。
在神坛坝村一位农民望着已片土无存的耕地泪流满面：“没有地，我们种什么？”灾情是严重的，而济村人的性格也是坚韧的。济村农民已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清理了二十多万方淤积在田里的沙砾，抢救了一千三百多亩耕地和三千多亩其他农作物。三村村熊永茂家的稻田两次被冲，记者来时，他已经在田里挑了两天沙子。说是还要补插晚稻。
济村农民在四十三天里两度遭受洪水的洗劫，但是，整个宁华县没有一个灾民外出逃荒，没有一个人露宿街头。这不能不归功于各级政府极富成效的工作。灾情刚一出现，三明市从市委书记周厚稳到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长，各级领导均及时赶赴第一线组织抗洪救灾。洪水尚未退去，所有的灾民陆续得到妥善安置，几百万斤的救济粮和数百万元的救济款，以及各种农用物资都在最短的时间里送到农民手里。
记者在济村道上遇见挑着化肥的龙头村农民温玉光。中午时分，日头正毒，汗流如注的温玉光对记者说，耕地被冲毁十余亩，救回了八亩，村里给补助了一百五十元钱和三百斤谷子。“这不，我正赶着给补插的秧苗追肥呢！”
在城关，县委书记陈元浩告诉记者：“我们要争取大灾之年粮食不减产，农民不减收。”
他的话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