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最好的护送”
赵阳（遗作）
１９４８年２月，我团驻在息县城北、汝河南岸一个临河的村子里。２１日下午，我和韩国锦团长正在研究工作，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
“报告！”没等应声，纵队骑兵通信员闯了进来。他额上挂满了汗珠，显然事情紧急。“这是纵队潘焱参谋长写给团长和政委的信。”通信员把一份急件递给作战参谋黄志平同志。
我从黄参谋手上接过信，信上写着：“韩国锦团长、赵阳政委：邓小平政委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与中原局今晚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明日拂晓前到达息县包信集以南附近村庄宿营。你团与骑兵团接邓政委出大别山。你团由团主要领导同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今晚进到包信集以西附近村庄宿营。要坚决完成任务。”
“太好了！”我和韩团长一起喊出声来。
自从１９４７年七八月我军跃进大别山以来，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迅速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根，打退了敌人三四十个旅的集中合击，实现了毛主席预见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现在，邓政委要出大别山了，这意味着中原战局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意想不到的喜讯使我们异常兴奋。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们的心里又浮起隐隐的担忧：淮河南岸，敌人布防了几个师的兵力，两个月前，我们一纵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时，曾在淮河以南北向店一带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邓政委这次沿哪条路线出大别山北渡淮河？能否顺利通过？想到这里，我们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我掏出怀表看了一下，已是午后３点。我和韩团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召开党委会。
会上，我传达了纵队首长的指示，并对如何执行任务提出了意见。我的话音刚落，参谋长赵川和政治处主任马希圣蓦地站了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要抽主力连队去。”会议决定，由我和韩团长带４个连队去执行任务。
夜里９点，队伍悄悄出发了。
天有点阴，云缝中稀稀落落地露出几颗星星。从驻地到宿营地只有４０多里路，为了隐蔽行动，我们绕开村庄，避开大路前进。
半夜１２点，我们赶到了指定的宿营地。我心情兴奋，难以入睡，想到院子去走动走动。刚一出房门，就听到两个换哨回来的战士的对话：
“准又要打大仗了，你信不信？”
“‘小诸葛’说的，我能不信吗？”
“别开玩笑！你想想看，刘邓首长先后出大别山，还能不打大仗？”
“对。这次要打它个天翻地覆了。”
我笑着走回室内。韩团长正在看地图，他抬头问我：“啥事这么高兴？”我把两个战士的对话说给他听，他也哈哈大笑了。
３点钟，我们派往淮河方向去的两名侦察员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野司’首长快到宿营地了。”
“慢慢地说。”
“邓……邓政委，他们已经……已经平安渡过淮河了，正……正在向北行进，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两名侦察员仍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了。
东方透出晨曦。５点钟，流动哨兵来报告“野司”机关已全部进入宿营地。
还不到起床时间，我们的宿营地里已经一片沸腾。那些回到班排的哨兵、侦察员成了新闻人物，大家围着他们问长问短。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兴高采烈。
这一天，部队全天都处于战备状态。
下午３点钟，黄参谋跑来说：“政委，‘野司’来电话，让你马上去。”
“还说别的了吗？”
“没有，光说让政委马上去。”
我顺手把工作笔记本揣在兜里，翻身跃上马背。
村子相邻，距离不远，２０多分钟我就赶到了。野战军李达参谋长正指着墙上的地图向另外两个同志在说着什么。我向他敬礼后，作了自我介绍。
“好，好，你来了！”李达参谋长笑着和我握了握手，领我走出了这间屋子。
我跟着他跨进后院，向右一拐，进了北屋。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邓政委。他和战士一样穿着用稻草灰染的布棉军衣，正在处理文电。
“这是七团政委赵阳同志。”李达参谋长向邓政委介绍。我忙举手敬礼。
邓政委离开办公桌，上前握住我刚刚放下来的右手，“坐，坐。”邓政委指指火堆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他自己也顺手拉个凳子坐下了。
“你老家是哪里的？”邓政委问我。
“山东。”
“一纵山东人多噢！”
“是的。但解放战争以来，部队成分变化很大，在老兵中除了有冀鲁豫的以外，晋察热辽的也不少。”我不大紧张了。
“那是因为日本投降后，你们北上的原因。”邓政委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问，“你们部队到息县有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了。”我回答。
“战士们的棉衣都解决了吧？”没等我答话，邓政委接着又问，“有没有鞋子穿？”
“棉衣在大别山就解决了，现在主要是鞋子困难，但战士们在大别山普遍学会了打草鞋，不少战士还利用破军衣缝成两个口袋当袜子穿……”
听到这里，邓政委笑起来，连声说：“这好，这好，千万不能让战士们赤足行军噢！”
亲切的笑容，热情的话语，消除了我的拘束。当我汇报到部队当前的思想情况时，邓政委对我强调说：“你们一定要教育指战员从战略上看问题，不要光看到自己吃了点苦，多走了点路，就觉得冤枉，要看到整个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要看到全中国。”
接着，我又向邓政委和李参谋长汇报了我团来息县的工作情况。首长们对我团剿匪和发动群众的情况问得特别详细。当知道息县城里的敌人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而且我们已有打息县县城的准备时，邓政委若有所思地问我：“今晚去打，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邓政委继续问：“你们原来准备怎么个打法？”我把原来的作战方案一一作了汇报。邓政委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把茶杯放下，果断地说：“今晚，你们和骑兵团都不要去送我们了，我们自己走，你们去打息县县城。今晚兵分两路，你们向西南，我们向东北。”
“那……”我有点不安了。息县境内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没有摧垮，地主土匪武装十分猖獗，没有部队护送，这能行吗？
邓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随手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比划着讲给我听：“你看，你们和骑兵团一起去打息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调动淮河南岸的敌人北渡淮河，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策应大别山的斗争；再一个，打下息县县城，歼灭城里的守敌，有利于发动群众，开辟息县的工作。这意义是很大的，要坚决完成任务，把息县打下来。”
这时，骑兵团团长、政委和韩国锦团长都来了。邓政委又对我们讲解大别山对敌斗争的形势和打息县的意义。
大家对打下息县很有信心，但也都希望先把首长护送到目的地后再去打。
邓政委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意，他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望了望大家：“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自卫力量我们还是有的。今晚你们去打息县县城，把声势搞得大一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边去，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护送。”他爽朗地笑了。
２３日拂晓，我团和骑兵团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解放了息县县城。不久，我们欣喜地得知：我们攻打息县，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邓小平政委已于２月２４日安全到达临泉县以南之韦寨，同刘伯承司令员胜利会合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廉洁奉公的楷模秉公执法的典范
——纪念谢觉哉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习仲勋宋任穷伍修权王首道马文瑞
谢觉哉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尊称为“苏区五老”。红军长征，何叔衡留在苏区，后被敌人杀害。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时期，又与徐、董、林和吴玉章被全党全边区誉为“延安五老”。
“五老”之一的谢老，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他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不避艰险忠于革命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谢觉哉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学校公开贴出了“严惩卖国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１９２０年，谢觉哉离开学校，到长沙主编革命刊物《湖南通俗报》。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作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也出席了会议，并和谢觉哉亲切交谈了办报的方针。
１９２１年１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当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担任了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湖南特别法庭委员，运用合法的身份，打击土豪劣绅的不法，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１９２７年５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人劝谢老退出共产党，谢觉哉严词拒绝，并在一副挽联中，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念：“性命等于小埃尘，剩下皮囊归昊土”。他决然化装奔赴汉口，和徐特立一道主编《大江报》。
１９２８年３月，谢觉哉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他和当时的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东患难相逢，共同研究《红旗》的出版发行工作。１９３１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调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日报》的主编。在这里，他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１９３３年４月，谢老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又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他协助毛泽东制订了一些重要的法令、条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谢老与董老、徐老一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讲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奋勇前进。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期间，他为革命政权下的人民司法制度创建了雏形，成为我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此危难之时，中央决定派谢老到艰险的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他还通过各种艰难险阻，营救出大批西路军流散人员，其中不少人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从而，为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廉洁奉公实事求是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
１９３９年２月，谢老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以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匾。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也成为谢老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老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他在这些任职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老以他素有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为不少蒙冤的同志，据理直言，顶风力争。他作为当时“兰州八办”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为所谓的“红旗党”冒险申辩，终于真相大白，许多人为此而得到平反。
谢老精于政务，勤于政务。他在土窑洞、油灯下，日理政务，经常写文章、日记，终于积劳成疾。毛泽东给谢老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但他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正如延安的老同志为谢老祝寿赠诗所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人民的好法官
谢觉哉既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
他在最早的中央苏区时期，就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立法工作迈出了第一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又为我国的革命司法工作和审判工作，创造了实践经验，树立了执法的模范。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老为负责人。他首先组织批判国民党政府起草的“五五宪草”，同时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他在革命的《宪法草案大纲》中，对于未来的国体、政体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选举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１９４６年６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老担任主任委员。他代表中央法律研究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发誓努力做好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坚定鲜明地指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他认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在谢老历来主张的这些立法原则下，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新的革命的宪法草案，即《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同时还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土地法等。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是个开天辟地的大贡献。
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根据中央决定，法委会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在这里，冒着敌机轰炸，为迎接全国解放，起草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其他几个法律草案。他要求“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当年１０月２２日，谢老带着这些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在佳县白云山上的中央临时住地，谢老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从而，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１９４８年８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老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干部。他坚持亲自写讲课提纲，并每天讲课三个小时。建国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老兼任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校长，为全国培养大批司法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谢老担任内务部部长，并兼任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继续参加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修改工作，并主持起草了《选举法》和几个组织法。
１９５９年３月，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到任后，首先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谢老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亲自查看案卷，从而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使法院这一专政工具，更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谢老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新的贡献。（附图片）
１９４９年，谢觉哉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讲课，为新中国培养司法人才。本报资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老战友李达
肖克
初识李达同志，已是６２年前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事了。他参加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后，分配到湘赣。不久，我奉令由中央革命根据地去湘赣根据地任红八军军长，两人从此就在一起工作了。他有文化，军事素质好，打仗沉着而坚定，所以很快由起义时的连长提升为团长、红八军参谋长。
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既冲得上去，又稳得下来。他在军校学的是正规战，在二十六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
１９３４年８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我任军团长，他担了军团参谋长。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又先后担任了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他当参谋长既善于料敌，也善于临机。对司令部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管理教育方面，更是卓有成效，使那时处于游击环境缺少训练的部队，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我军作战频繁，他在战时更注意掌握情况，特别是敌方情况，同时注意司令部的正常工作。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到教练刺杀投弹，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等，大事、小节，他都予以关注。
红六军团西征时，在贵州石阡的甘溪镇与追堵之敌突然遭遇。不久，战斗失利了，全军团被截为３段，形势危急。李达率领部分人员突围，在湘黔边界地区转战８天，备尝艰苦，率先找到贺龙、夏曦、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军，随后又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甘溪失利后的行动不断证明，红六军团是一支打不垮的坚强部队，也体现出指挥员之一的李达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就分手了。直到建国后的１９５５年，军委决定实行“八总部体制”，组建训练总监部时，我们才又在一个单位里共事。我们是老战友，仍然合作得很好。
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是刘伯承同志，因他常住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故由叶剑英同志代理部长，我和李达均以国防部副部长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下设８个部（局），我兼任陆军部队训练部部长，李达兼任组织计划监察部部长，我们之间工作上的往来很多。
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我们那时都有股革命积极性和事业心，认为要实现军委“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设想，主要是应把全军军事训练工作抓上去。在３年多时间里，训练总监部做了不少事情，如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在辽东半岛举行了我军首次陆海空军协同的抗登陆演习；１９５６年，连续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全军战术射击集训、一次战斗训练法集训。至１９５７年，陆军全训师在全军所占比重已达７０％以上。这期间，李达同志负责制订全军的训练计划，并按正规化训练的要求实施。
１９５７年，在训练总监部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分歧，对这些分歧问题的看法，李达同志与我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我们都认为：几年来军事训练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训练中出现一些机械搬用的失误，是工作中的缺点不足，并没有严重到危害革命的程度。又如在新颁共同条令及战斗条例的执行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不能以此为由就不执行所有的条令条例了。再如应当怎样对待外军军事技术的问题，我们认为凡是先进的东西，敌军可以用，苏军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我和李达同志还议论过：旧军队的操典、教令，朱总司令曾灵活地用于初创的红军，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早已证明其效果是好的。对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一概被指责为“教条主义”，我想不通他也想不通。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我与李达同志在训练总监部训委会上的讲话，都坚持了我们的观点。李达的讲话共分１２个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既有分量，又有说服力。
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两人的讲话被当成了“反党纲领”；我与李达被谥之为“资产阶级军事司令部”的“主帅”、“副帅”，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同时被撤销了在军队的职务，降职到地方工作。我觉得个人的荣辱进退将来总有事实可以说明，令人痛心的是这场波及全军的“反教条主义”，给我军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极严重的损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央军委纪委和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为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这使我和病中的李达同志都甚觉欣慰，但对党的事业受到的损失，总感到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李达同志都受到冲击，林彪事件之后，我到军政大学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５年的李达同志也被“解放”出来，担任副总参谋长。我们又可以常常见面了，我感到他仍像战争年代和５０年代那样，任劳任怨、埋头工作，对屡遭严重破坏、当时仍被视作“危险区”的军事训练工作，他不避风险，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恢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可以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我与李达同志在战争年代并肩战斗，喋血沙场；在和平时期忠贞共事，同受“左”祸的摧残，便自然而然地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现在，他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对他，仍然终身难忘！
在李达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深切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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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为人民
——怀念钱之光同志
焦善民谢红胜王瑞庭季国标
卓越的革命家、国务院原顾问、原轻工业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不久前离开了人世。这位鞠躬尽瘁７０年的共产党人，不仅留下了许多光辉业绩，而且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凌烟阁”上留美名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钱之光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凌烟阁”上留下了这位开国功臣的名字。
钱之光，浙江诸暨人，１９２７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３年夏，他根据党组织安排，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贸易总局局长。１９３４年，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征发没收委员会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筹措物资。到达陕北后，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抗日战争时期，钱之光同志先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并于１９４４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方局（后称重庆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至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因国共两党谈判破裂而飞回延安，他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公开身份在国统区从事政治活动，为坚持抗日战争，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在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派钱之光前往香港从事经济工作。他亲自创建了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
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建立后，钱之光同志随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从此，他领导纺织工业达３２年之久，成为发展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决策人和奠基人。
钱老抓纺织工业，具有远见卓识。建国伊始，全国５亿多人口，而１９４９年全国棉纱总产量仅１８０万件，棉布仅１９亿米。这怎么够呢？棉纱棉布在当时不但关系国计民生，而且是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筹码。国家迫切需要纺织业增产，而关键又在棉花。１９４９年全国棉花总产量仅８８９万担。建国前夕，钱之光同志在中财委授权下召开全国棉花会议，制定了扩大棉田、粮棉合理比价、改良棉种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措施。
１９５０年，新中国第一批现代纺织厂的基建在咸阳、邯郸、武汉等地上马，钱老同时也就对纺机设计、制造作了战略部署，把接管不久的“中纺公司”所属的一些中小型机械厂迅速武装起来，并在全国各地广泛组织协作；同时，抓紧建设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河南郑州纺织机械厂等几个现代化纺机制造厂。因此在１９５１年底就造出中国第一套棉纺全程设备，装备了西北国棉一厂等新厂。１９５２年，纺织工业部决定从多方面招揽高级技术人才，成立纺织机械制造局。专业部自己动手制造成套设备，这在当时政务院各专业部中是少有的，毛主席当时曾予赞许。
严以律己的典型
钱之光同志主管全国纺织工业３２年，长期身居高位，仍然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艰苦创业，廉洁奉公。这里也讲一个平平常常的例子：１９５２年初，天气还比较冷。为“一五”选点建设棉纺织工业新基地，钱老带领工作组一行６人，先后到石家庄、郑州、西安等地考察建厂厂址。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来去悄悄，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考察建厂的条件是否具备方面。那天初到石家庄，钱之光同志以部长之尊，以有权审批大笔基建投资的“实力地位”，却率领大家住进了一家小旅店，睡的是通炕，连房间的门也关不严，第二天一早就驱车前往考察厂址。
哲人逝去，风范犹存。钱之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宝库又添进了新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