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书评)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市场经济下的图书出版取向
白烨
最近从有关报道中陆续看到这样一些消息:1990年全国图书的销售总额高达74亿元,比1985年增加了一倍多;北京市的3家国有书店1993年实现利税4028万元,经济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1994年2月北京的一个图书订货会4天订出码洋1.3亿元,大大超过了以前5届的成交额。而同时,进入90年代之后,在全国图书营销中起着重要普及作用的城乡合作社系统的图书代销点,因利微或亏本已大部分被取消;一些大中城市原先建在黄金地段的新华书店,因出不了“黄金效益”纷纷被改换了门庭。这里有喜有忧,结局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经济杠杆。
图书的出版现在越来越被当作商品生产和经济活动来对待和从事,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定势。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图书的出版很难简单地同商品生产画等号,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求知需要和精神需求,传播人类文明和积累文化财富。如果一味地都进入市场经济的竞技场,追求经济上的“利”而不顾精神上的“义”,很可能带来弊大于利的不良后果。这些年,图书市场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庸俗性的图书不少。有一些图书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但常常是你选来,我编去,多是彼此重复。据知,目前仅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集,就有上百种;各种成语词典有70多种,有关《易经》的读物有60多种。真可以说是俗的比肩接踵,雅的彼此重复。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
不必讳言,搞图书出版确实也难。这种难既在于它要给国家上交相当的利税,又在于它时时面临那些灵活机动的集体和个体图书经营者的冲击。处于这样一种近乎两面夹攻的环境氛围,不绞尽脑汁地抓选题、创利润,几乎就无以生存。出版社要为国家分忧,编辑要为出版社分忧,于是落实到出版社的编辑头上,一般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利润,背上沉重的经济负累。因此,目前图书出版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纯属出版者、经销者单方面的原因。综合性的因素构成的问题,当然需要综合性的手段去治理。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出版者不是把它面临的种种困难当成一种挑战,而是当成一种借口,从而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中降格以求、随波逐流,乃至放弃精神文明传播者的神圣使命,那就丢却了自己应有的本性特色,而与掮客和钱商无异了。
因此,面对目前的现实,在适应中调整自身,在调整中保持自我,就成了图书出版工作者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这里要认清图书出版既带有商品生产的某些意味又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有属性。从你卖我买的关系上看,图书当属商品之一种;但从你编我读的实质上看,图书主要是一种精神产品的供与需,经济的关系只是附属于此的外在形式。其次,图书的编辑出版作为主要属于精神领域的一种活动,可选择的余地很大,注重实用性的消费是一种选择,注重高层次的精品享用与长远的文化积累也是一种选择,在可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当从就眼前还是就长远,就局部还是就全局等多种角度去考虑取舍。另外,在适应读者需要的问题上也要有自己的分析,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需要鲁迅,有的人需要琼瑶,有的人需要研究,有的人需要消遣。如笼统地说需要,这些都属需要。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在适应读者的需要中,当有自己的主导取向。这种导向应尽可能地切合那些优秀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就是说在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中就雅不就俗,就高不就低,这样才有可能在“适应”中不失导向,在选择中保持自己的应有特色。
过去我们常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种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和总要比对手高出一筹的自信,很值得在今天面临重重困境的出版工作者倡扬。目前图书出版中的困难与困境,既有图书出版的传统体制不能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更有图书文化与商品经济存在矛盾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看,物质性的商品与精神性的文化是一对矛盾;从小的方面来看,文化的审美与文化的消费也是一对矛盾。即使市场经济确立了、市场机制健全了,对于图书出版来说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存在。因此,把图书出版的健康发展只寄托于外在环境和因素的改善,不免显得过于天真了一些。更为清醒和积极的态度,是在大转型的社会形势下,反求诸己、渐次更变。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图书出版的特殊规律,审时度势中体现自己的追求,因势利导中强化自己的特点,变困难和困境为前进过程中的动力,不断在新的挑战面前作出新的抉择,从而走出不负时代也不负自己的新路。


第8版(书评)
专栏:

  “用秋白精神研究和宣传秋白”
丁言模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博学多才,生前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内容涉及到中国现代革命史、现代文学、现代哲学、现代出版教育、现代语言学等,这是一份珍贵的现代思想文化遗产。瞿秋白的开拓性理论、辉煌的革命业绩、坎坷悲壮的人生、伟大而独立的人格、光明磊落的崇高革命精神,以及他生前的成败得失,身后的毁誉褒贬,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研究的“空白点”。这些都使得瞿秋白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并已经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先后出版了近10本瞿秋白研究专著和数量相当可观的学术论文。
随着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之后,瞿秋白研究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研究会编辑的《瞿秋白研究》年刊(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就比较完整地记载了瞿秋白研究的新成果。
自1989年1月瞿秋白诞辰90周年起,《瞿秋白研究》年刊至今已出刊了6辑,共有170万余字的200余篇文章,并设有不少很有特色的栏目:瞿秋白著作思想、文学、哲学、翻译等研究,瞿秋白人物性格和《多余的话》研究,史料与考证、研究与争鸣、瞿秋白研究之研究,海外瞿秋白研究的译介、瞿秋白研究专著的评介、瞿秋白研究的学者介绍,以及每年瞿秋白纪念活动和研究新成果的篇目。更引人注目的是每辑《瞿秋白研究》扉页上都刊载了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为瞿秋白同志的亲笔题词。
《瞿秋白研究》“力求学术性、理论性、史料性和纪念性、可读性及世界性有机地统一”。它吸引了全国的瞿秋白研究人员,而且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成为海内外所关注的瞿秋白研究中心和阵地。《瞿秋白研究》正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窗口之一:既展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部分重要成果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也反映了革命教育的传统——“用秋白精神研究和宣传秋白”。
《瞿秋白研究》的论文视野和价值也不断地发生可喜的变化:由原先零散的单一研究方式发展为系统性的整体研究方式,有意识地把瞿秋白研究的政治理论、思想变化、哲学贡献、文化心态、文学活动和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历时性“纵”和共时性“横”的研究;由原先扫描式的表层研究发展为运用多种学科的不同新角度来观审,或者说以某一学科为研究基点向周围接壤的各个学科“辐射”,形成了政治、历史、文学、美学、哲学、语言学、地理文化环境等等相结合的多向性研究。特别是常州等地学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从瞿秋白的家庭和家乡的地理、历史文化来观审瞿秋白的“形成性”影响,并经过艰辛的实地考察,获得了不少瞿秋白的家族和瞿秋白早年活动的情况。


第8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给孩子们多送些好书
王瀛
“六一”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向“希望工程”赠书十二万册和五十万册,所捐图书数目之巨足可以装备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善举。
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最渴望什么?是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支笔和一本书。“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社会上人人解囊,百业助学,成就了多少孩子的读书梦。出版界的同仁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纷纷以实际行动献出自己的爱心。然而,由于我们的国情,还有许多地方儿童失学现象严重,需要我们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值此“六一”之际,首都两家大学出版社做出了表率:让每个孩子都读上书!
给孩子们送些什么书呢?是某些书摊上那些色情打斗、诲淫诲盗的非法出版物吗?是那些装潢豪华内容空洞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儿童读物吗?当然不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大学出版社,他们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一度曾出现海外书商竞相购买其版权的现象,但他们却不忘青少年的智力开发,坚持出版大批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读物。这次捐赠的图书中就有《数学奥林匹克系列图书》、《学生六体书法小字典》等启迪心智、动手动脑的图书。北师大出版社在这方面便更具优势。可想而知,这些健康有益的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上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加上一句:给孩子们的书包里多放上两本好书!


第8版(书评)
专栏:书味斋

  感谢丹纳
周大新
我无缘与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相识,他的辞世与我的出生之间,横亘着59个年头。但我却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因为他留下了一部我最爱读的书——《艺术哲学》。
我与《艺术哲学》一书的相遇纯属偶然,不是在教授的书桌上,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泰山脚下的一座军营里边。那是1971年的秋天,苹果将熟的时辰,我奉命调到这座军营。我们的住处与电影队相邻,我去看放映员倒片子时在一个桌子上发现了《艺术哲学》。它的封面已被撕烂,不过能够在版权页上看清,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963年1月第一版。
没有读过大学的19岁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丹纳是谁,促使我把这本不知被谁丢弃的书保存起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书中有一些插页是世界名画;二是我从目录中发现它讲到了文学——文学是我内心里一直渴望亲近的姑娘。
初读《艺术哲学》,我没能读懂,我觉得书写得过于抽象。那时我虽然还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学两扇门外徘徊,犹豫着不知该去拍响哪个门环,但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本书对我以后有用,也因此我没有像上一个抛弃它的人那样再一次将它扔开。
从此,这本书便进了我一个士兵的白布包袱,伴随着我在几个军营里走动。没事时我常常拿出来翻它,我读懂的东西在逐渐增多,我从中明白了西方艺术发展史的脉络,懂得了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过程,知道了怎样去欣赏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希腊的雕塑。
真正读懂《艺术哲学》是在我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丹纳的“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一部书的精彩的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说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的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的思想,让我懂得了不能为了俗利去写那些实用主义的文学,而应该去潜心研究我们民族、时代、环境的本质特征并努力去加以表现。他指出的“有些作家,在一二十部第二流的作品中留下一部第一流的作品”的现象,让我对粗制滥作提高了警惕。他关于“艺术家必须使人物的遭遇与性格配合”,“所谓线索或情节,正是指一连串的事故和某一类的遭遇,特意安排来暴露性格、搅动心灵,使原来为单调的习惯所掩盖的深藏的本能、素来不知道的机能,一齐浮到面上”的论述,对我的小说创作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关于“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但句子可以有各种形式,因此可有各种效果”,“一句句子是许多力量汇合起来的一个总体,诉之于读者的逻辑的本能,音乐的感受,原有的记忆,幻想的活动;句子从神经、感官、习惯各方面激动整个的人”的看法,让我时时去注意提高自己驾驭句子的能力。
由于获益日渐增多,我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充满了感激之情。1986年冬天,我在成都参加《昆仑》杂志的一个笔会,适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艺术哲学》一书上市,我见到后又买了一本珍藏。
从我第一次见到《艺术哲学》到今天,已经20多年过去了,如今再读此书,自然可以看出它的缺陷和缺点,但我每读一遍,仍然会有新的收获。
我会把我挚爱的《艺术哲学》永远珍藏下去。


第8版(书评)
专栏:

  编辑学研究探新
王醒
图书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应是后来者居上,一本超越一本,不断向着更光辉的顶点攀登。特别是今天精神产品市场被一些贻害人寰的货色等充斥之时,能不能提出前沿性的新选题,编辑和出版人类所需、世上尚无的图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陶同最近出版了一部颇有特色的《编辑思维学》,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在编辑学研究中的思考和创人类所需、世上尚无的图书的努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该著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界定编辑的本质作为探讨全书诸种命题的前提,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这个难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揭示。作者从大众传播的诞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其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层层深入,水到渠成地指出:编辑是大众传播这一中观自组织系统进行调控的直接实现者。其宗旨是“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昌盛、大众素质的提高”。全书并由此引发开去,探讨了编辑思维的本质、规律、控制、系统工程、潜力的开发、创造方式等等命题。不仅从当代哲学的高度,广泛吸收遗传学、思维科学、脑科学、数学、管理科学以及信息科学等科学的最新成果,而且纵览中外编辑史,博引古今编辑家的实践和观点,使编辑学摆脱了经验总结的阶段,从而打开了新的天地,登上了新的层次。
(《编辑思维学》由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考察
吴文科
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并揭示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精髓的重大研究课题。这方面,宋贵仑所著《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一书,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理论著述。
该书在内容铺排与体例构架上,由“毛泽东与中国文艺”、“毛泽东著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上、中、下三篇及附篇“毛泽东文艺理论与实践大事记”共四部分构成。其中,上篇是有关文艺的生平纪实,中篇是文艺著作研究,下篇是文艺思想探讨,附篇则是提供一个整体线索;在具体的著述操作上,生平纪实部分重考证,著作研究重文本,思想探讨重思辨,大事记略重全面,从而使该书在研究思路上呈现多方位的态势。作者求“新”而不求“全”,求“实”而不求“华”,著作中撷取较少为一般研究者所重视的事件,以及从前尚未发现或公开发表的著作,进行仔细的甄别与考据,在澄清事实与精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看法与观点,让读者从中看到了真正的毛泽东及其文艺观。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始终把毛泽东的文艺活动及其著述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同时把仔细地研读和领会毛泽东文艺著作的文本作为立论的前提与基础。史论结合的手法使得研究的结论水到渠成。
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该书有较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到十四大系统阐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毛泽东1936年11月《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开端;1949年7月经毛泽东大量修改的《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是全国胜利后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新的大发展的开端。在此框架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三个高峰: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主要标志,是其第一个高峰;以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毛泽东发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主要标志,是其第二个高峰;以1979年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标志,是其第三个高峰。这些论断对我们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精髓,有着理论上的价值。
对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该书也有专章探讨。同时,对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关于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讲话,书中也进行了涉猎阐发,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进入90年代后的新发展。这就使这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史论结合的专著,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现实的厚重感。
(《毛泽东与中国文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

  文化经营管理的方策
周鸿声
相对于我国文化实践大步迈向市场的速度来说,我国文化理论建设,尤其是伴随着商品大潮的涌动而产生的文化经营管理理论建构,则显得发展滞后。在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契合点——市场中所表现出的超文化经济行为、短期行为、不道德行为、非法行为等,就是理论滞后致使经营管理行为失之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所带来的恶果。因此,加强文化理论建设,就成为我国文化事业从计划经济体制顺畅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
程云瑞著《文化经营管理论》就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提供了诸多新的构想,对文化实践具有参考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心理准备。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这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几十年的文化事业来说,思想和观念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该书从文化的商品属性和非商品属性、文化商品拜物教的产生与限制、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等理性的高度论证文化走向市场的必然性,廓清存于文化界人士头脑中的种种障碍,帮助文化工作者做好心理准备,从而引导文化人从被动地被推向市场为主动地迎着改革的大潮去搏击。该书从观念入手的意义和见地正在于调整文化心理,塑造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规律探索。市场经济要求于文化事业的,不仅仅是艺术规律本身,而在于艺术规律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法律、自然规律、领导规律诸多规律的默契。该书力求把小文化纳入到生态文化的大市场中,总结归纳,索寻渊源,把握文化在市场运行中的意义,探索出诸多规定性。比如党的领导是党性原则与文化规律科学性原则的辩证统一,村落文化与村落经济未来是文化、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等,都是具有价值的新成果。
机制置换。以往文化界沿袭的管理机制已远远不能适应如今市场的要求,机制怎样转换?该书首先从文化经营的体制基础入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设计出文化经营体制的模式,从几种不同的置换形式中,将文化体制改革从理论的阐释落实到脚踏实地的文化生活里。
思路构想。改革的年代,没有现成的答案。文化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探索,为解决文化经费拮据问题,作者提出文化投资的社会化补偿,指出这是历史为文化发展提供的契机,它把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互为因果。对于企业顺导的文化开发,构想新颖,业已被企业界人士认同并尝试。该书所设计的诸种改革设想,从宏观上讲,是我国文化事业谋求发展的一种新思路。
(《文化经营管理论》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

  观察世界文明的窗口
徐佩印
十七世纪法国诗人拉封丹曾描述道:旅游者们像一只只春燕,一方面将本国的文化信息带给对象国,另一方面,又把对象国的文化春泥衔来,营造本国文化的窠穴。西方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对文化交往的态度,成为我们的先师。中华民族正需要广纳百川之水的气度和胆识,来观照和审度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势和辉煌的成果,建构中华文化智慧的大本营和开放型的文明宝库。
由裘克安、洪永珊等主编、计二百三十余万言的《世界文化辞典》,则是“睁眼看世界”的有价值的成果。这部辞典积淀了东西方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部融学术性和知识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于一炉的辞书。
这部辞典收词计八千余条,包容面广,覆盖面宽。从横的方向看,广涉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从纵的方面看,时间跨度很大,自人类初创时期一直到成书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举凡各种文化现象,文化设施,文化思潮,尽皆收录。包括十一个大类,即文化社会、地理历史、宗教哲学、民俗生活、民族、文学、艺术、传播、政法经济、科技教育、体育等,每一大类中,又分几个到二十余个子项。只要与文化有关的,你都可以分门别类地查询到该事物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及其社会地位、作用诸方面的论述。辞书取材新颖,详尽严谨,排列井然,具有较高文化品位。
对中外比较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这部辞书的问世,给中国学者研究域外文化,为广大读者开拓视野,了解世界文化,作了入门的向导,提供了认识的工具,为国人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世界文化辞典》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裴默农著《春秋战国外交群星》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文一)
△陈靖著《诗言史》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王晶)
△蒋荣增的《神秘的通天石》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赵苏)
△周文英主编的《周敦颐全书》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木子)
△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石)
△冯宪光著《文学价值的追求》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文一)


第8版(书评)
专栏:

书香诱人(漫画)冯春生作


第8版(书评)
专栏:

《川剧艺术管窥》(唐思敏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邱云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