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积极探索内地建设外向型城市的路子
崔林涛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深。西安作为我国内陆开放城市，也正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去年，江泽民总书记来陕西考察，为西安市题词：“以科技、旅游、商贸为先导，把西安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外向型城市”，指明了西安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
一、确立外向型城市发展战略是中心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所谓外向型城市，主要是指经济的外向度达到较高比值的城市。经济的外向度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额和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按国际经济学的标准：外向度在５％以下为不开放城市，５—１０％为开放城市，２０％以上为最开放城市。西安地处内陆腹地，经济外向度较低。要把西安建设成外向型城市，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开放度，但又不仅限于经济，而是集改革、发展和开放于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跃升和现代化。
确立外向型城市发展战略，对加速西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它要求打破部门和地区的分割和封锁，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使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西安是建国后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起来的一个特大型城市，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很深，要打破旧体制下条块分割和封闭格局难度较大。确立外向型城市发展战略，借助对外开放的推力，引入国际通行的市场机制和运作规则，就能产生嫁接转换效应，减轻新旧体制的摩擦，加快市场化的进程，从而带动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第二，它是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必要途径。近些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活力的明显增强，西部的人才、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向东南沿海聚集，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日益扩大。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必须加快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开发。西部地域辽阔，资源密集，是下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依托和重要基地。目前，我国西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应当加大这个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的不同，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资源开发和利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市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城市辐射吸纳能力及其作用半径是构成区域经济的要素。西安作为我国北方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是开发建设西部的桥头堡，建成外向型城市，不仅对增强自身实力，而且对促进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起跳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三，它是西安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综合性动态发展过程。现代化目标的确定，必须跳出西安，置身于市场经济和开放格局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只有确立外向型城市的发展战略，才能使古城西安真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通过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竞争，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二、建设外向型城市必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每个城市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建设外向型城市，要立足于当地的地理、经济、人文条件，扬长避短，选准自己的位置。建设外向型城市，西安具有科技、旅游、商贸三大比较优势。
第一，雄厚的科研实力以及国防科技工业，是西安建设外向型城市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建国后，国家在西安建设了一大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聚集了仅次于北京、上海的科技、智力优势，形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加工工业基地，具有很强的开发、吸收、转化能力。充分利用这些科技、智力优势，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开发一批高起点、大规模的工业制成品，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加工基地；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海外投资，发展跨国经营，会带动外贸出口；加强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培养出更多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大军，形成人才基地和劳务输出的辐射源。
第二，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和国际知名度，是西安建设外向型城市的独特优势。西安是世界四大历史古都之一，深邃的历史文化和举世闻名的文物古迹，使西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海外游客。这不仅带来大量的外部信息，而且带来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机缘，为世界了解西安、西安走向世界架起了桥梁。
第三，迅速发育的市场体系，使西安在外向型经济中的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西安处在我国北方中西两大经济地带的结合部，在南北铁路开通后，它将成为东联西进、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成为这一区域最大的商贸、金融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西安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金融、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已初具规模，聚散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功能日益强化，作为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这一切，都为西安同国际市场的对接，提供了现实可能。
西安不仅具备建设外向型城市的自身优势，而且还面临诸多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为西安提供了扩大开放的重要机遇。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剩余资本，而且正面临劳动力不足、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剧等难题，急需通过海外投资来调整产业结构。这就有利于我们引进资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热点开始出现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趋势。这对内地是个极为难得的时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和准备阶段，他们会主动开放本国经济和市场空间，这也为我们多方位开拓国际市场，使成熟的一般制造业向外向型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二，外部环境为西安提供了建设外向型城市的有利条件。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安先后被国家确定为内陆开放城市和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省政府批准的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旅游度假区，已成为西安吸引外资、发展新兴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
第三，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为西安开辟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通道。第二座欧亚大陆桥已经开通，把我国东中西部同欧亚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形成西安向东西双向开放的通道。西安国际航空港与国内５０多个城市通航，已开通了香港、名古屋、新加坡三条国际航线。西安近年来通讯事业发展很快，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正在缩小。今后要凭借正在筹建中的南北铁路线，连接长江流域及陇海—兰新南北水陆两大动脉，扩大全方位辐射能量，从而形成以西安为交叉点、十字网状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大辐射圈。
三、建设外向型城市要选准战略突破口
西安虽已具备了建设外向型城市的基本条件，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市场发育不全，资源还不能有效配置；潜在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地处内陆腹地，没有直达货运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外向型城市，核心是要实现两个转换：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使经济发展逐步从主要依赖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转向利用国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这两个转换，都要以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带动发展。
本世纪的最后几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西安在开放中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西安建设外向型城市，必须抓住机遇，在关键环节上重点突破：
第一，以扩大开放为契机，加速经济体制的重构。建设外向型城市，不仅是扩大传统的商品贸易、引进技术和资金，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市场上和生产要素配置上与国际市场对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这三个对接，核心是体制上的接轨。西安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为实现体制接轨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地方来说，西安市除了继续积极培育要素市场，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步伐之外，最有操作意义的是要以理顺产权关系为重点，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现有国有企业逐步改组为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质量、技术、成本、劳动工资、会计、统计管理标准，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生产要素配置接轨是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实质内容，我们要力争在三个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抓住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看好内地投资市场的机遇，要在引进海外大企业、大财团、大项目上有突破；二是利用国际投资中出现的用于购买和兼并现有企业的投资比重上升的趋势，在引进外资和技术嫁接改造老企业上有突破；三是要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赋予具备条件的旅游、生产、科技、商业企业对外经营权，在国际旅游、对外工程承包、技术和劳务输出等服务贸易上有突破。
第二，以科技、旅游、商贸为先导，带动第三产业兴旺发达。今后一二十年，西安经济能否有一个质的飞跃，首先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益。我们要选择国民经济中重大和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发展技术转让中介机构和中试基地，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为龙头，走自主开发与引进吸收并举的道路，选择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际化的导航性产品，构筑起跨世纪的产业高地，在“八五”末形成微电子和电子信息技术、光电和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五大产业，成为我国西部的“硅谷”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旅游是西安最有优势的产业，要多渠道筹集资金，特别是积极引进外资，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旅游交通、娱乐、饮食、购物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使旅游成为比较发达的外向型综合性产业，并通过旅游媒介，把继承开发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商贸发展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构建布局合理的四级商业区和为涉外经济服务的中央商务区。资本是商品流动的“血液”，资本市场是商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先导，因此要以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建设大市场、发展大流通，使西安成为我国中西部的辐射中亚、西亚地区的商贸、金融、信息中心。
第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增强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基础设施与外向型城市的性质、功能直接相联系，也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西安要以现代化交通、通讯为突破口，弥补内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理局限。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西安至安康、至包头、至南京铁路和市区铁路北南环线的建设；搞好几条国家级光缆和数字微波干线的建设，发展信息技术，扩大电信同国际网络的联系，在完善西安国际机场设施的同时，争取将西安窑村军用机场改建为大型国际货运航空港，改变西安没有直进直出货运港口的条件。围绕改善投资环境和城市面貌，还要重点抓好城市引水、天然气工程、环线道路和安居工程建设，增加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城市，保护生态环境，塑造现代文明古都的新形象。
第5版(理论)
专栏：经济效益论坛
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钟阳胜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总结国内外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体现了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远见卓识，体现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和全国人民要把我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坚强信心和决心。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我们在实践中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从本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其表现：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由于其社会基本矛盾和经济长波周期的作用，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衰退期。据西方有关经济学家预测，这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两次（即近代以来第四、五次）长波之间的间歇期。这个间歇期自本世纪８０年代初起，将可能延至下个世纪的前十年，前后约３０年。从下个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后起，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这既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一个加快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机遇，又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二是产业转移的多层次和高度化。发达国家为了度过经济衰退期，寻求新的发展起点，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正突破传统的做法，即不仅把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把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业和以现代高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劳动密集部分的下游产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腾出了一个高度化的产业空间，使之能利用不同层次的、已经成熟的产业技术加快培育和发展自己的产业，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所走过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路程。三是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夕阳产业”和部分比较利益较差的成熟期产业，不仅资本的输出增加，而且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也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不少富于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认为，本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下世纪初的３０年左右，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后来居上的跨世纪、历史性的“黄金机遇”。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就将不是十几倍、几十倍而是百倍超百倍。我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抓住抓紧这一历史机遇发展自己，实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就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失去民族的立足之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可能失去巩固和发展的应有基础。因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我们必须高度紧张起来，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力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时，我们才能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真正搞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但是，如何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在实践中是走过一段弯路的。在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走的基本上是一条靠高投入维持高速度的速度型发展的路子，只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高速度。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８．２％，不仅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其中不少年份也高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但是，结果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去了，而我国不仅没有上去，差距反而拉大了。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中不仅经济高速度增长（日本：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平均年增长率为８．２％，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为１０．３％，高于美国同期４．９到７．２个百分点），而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高速度（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平均年增长率为６．９％，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为８．５％，高于美国同期５．３到７．９个百分点）。比日本稍后的亚洲“四小龙”，也借助“双高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和成熟发展。而我国却只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是低速度（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３．４％，大大低于日本的水平，也低于亚洲“四小龙”的水平）。我国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的追赶结果表明，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仅要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更重要的需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高速度。在这里，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增长。只有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才能用较少的投入，实现较多的产出，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较多的社会财富，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然，光靠高投入、低劳动生产率，诚然也会在一段时间达到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但由于产出低、效益低，最后高速度肯定不能持久，甚至随后就要出现经济的大波动。我国建国后几次经济的大波动，正是这样发生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２０多年所走过的传统的以资源高度投入为代价的速度型发展路子所留给我们的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的深刻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年增长速度达到８．６％的水平，而且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加快，达到６％的水平，比改革开放前的３．４％的增长水平高出２．４个百分点，开始走出传统的速度型单一高增长的老路。但是，也还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思想上仍然囿于旧的框框，没有把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真正转到优化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有些人往往把发展等同于扩张，一讲加快发展，就只想着上项目，铺摊子，扩规模，而忽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愿下功夫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出现的争项目、争债券规模、争贷款，以及房地产热等，就是这种传统发展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集中表现。我们认为，全面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诚然一方面要看到低速度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从传统的发展思想中解放出来，抓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把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做到：一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深化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注意增强企业的动力，又通过市场机制给企业增加压力，使这“双力”结合成更强的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要素生产率；二是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企业劳动者具体劳动的生产率；三是增加科技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产品的开发和更新换代，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品化；四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整体素质，增强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协调的能力，增强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促进产销顺畅，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五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国内外两种资金、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抓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把加快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社科书讯
为配合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郑惠、丁伟志主编的《邓小平理论大辞典》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辞典》共有一百二十五万字，收入有关邓小平同志重要理论、思想辞目四百七十六条，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辞条释义力求忠实原著，同时吸收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书还附有邓小平传略、邓小平活动记事和邓小平研究论著索引，对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宛夫）
▲由爽风等同志著的论述邓小平同志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著——《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已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述了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高级领导职务过程中，对我军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所做的大量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在实施党对全国的思想政治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建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作出的许多精辟深邃的阐述。该书对于系统完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参考价值。（文风）
钟业昌著《邓小平论》一书，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为集中系统地阐述和研究了邓小平的“富民强国”思想。作者认为，邓小平“富民强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在于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措施，及在此基础上不断阐述加速发展、促进稳定、依靠科技、统一祖国等一系列思想和主张。全书包括国情论、战略论、改革论、开放论、发展论、稳定论、第一生产力论、一国两制论等十章，各章小标题基本采用邓小平的原话，由此体现该书的邓小平“论”的主题，依此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思想的原貌。（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