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者论坛
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评介
李小兵
美国出版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１９９３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该文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笔者特参照亨廷顿文章的原文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和阐述，来评介一下所谓的“文明冲突论”。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写道：“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民族国家群体虽然依然是世界事物中最有力的活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出现。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断层，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地理和历史的自然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村庄、地区、种族集团、民族、宗教团体，都在文化的多样异质组合体上的不同层面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他认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２１种主要文明中，仍有６种存在于现代世界。因此，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虽然分歧不意味着冲突，冲突也不意味着暴力，但多少世纪来文明的差异引发了最漫长、最残暴的冲突。
第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不同文明的差异和共同性的文明意识，即在强化人们文明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第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
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非西方文明中滋生的寻根现象。具体表现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的趋向：如日本强调的“亚洲化”；印度结束了亲西方的尼赫鲁遗产，而出现的“印度化”；由于西方式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失败，中东国家出现的“重新伊斯兰化”；等等。当前，处于顶峰的西方，与日益有欲望、有意志、有实力以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的非西方开始交锋。
第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或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要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那就很难了。
第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化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化只有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才会成功。日本受其东亚国家的文化差异的限制，阻碍了它在东亚推进欧洲和北美那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由于文化共同性日益战胜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成为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中国将成为东亚经济集团的中心。
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利益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认为，提出文明冲突的重要性及其假设，可以使西方看到短期和长期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短期地看，第一，在政策上有利于西方利益的，应当是强化西方文明内部的更大的联合和合作，尤其是欧洲和北美这同一文明根基的两大组成部分之间的联合和合作；第二，把其文化接近于西方文化的拉美和东欧接纳进西方社会；第三，强化和维护与俄罗斯和日本的联合关系；第四，防止地域性文明间的冲突升级为重大文明间的战争；第五，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军事力量的扩张；第六，缓和削减西方军事力量，保持在中东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第七，充分利用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第八，支持同情西方价值和利益的其他团体；第九，加强反映西方价值和利益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机构，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等等。长期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在这方面完全成功。非西方文明将继续试图获得作为现代文明组成部分的财富、技术、技能、机器、武器。他们还将试图把这种现代的东西与它们的文化和价值协调一致。他们与西方相联系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会增强。因此，应采取的对策，第一，西方将与越来越接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这就要求西方维护自己，并保护与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的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欧共体主席德洛尔最近强调了这一点）。第三，需要尽力去辨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二、亨廷顿观点提出的背景
亨廷顿观点的提出，首先是针对福山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和布热津斯基“国家利益决定论”。
随着苏东局势的变化，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会向何种方向发展？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的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美籍日本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利益决定论”和布热津斯基在一系列文章中所提出的“大国群体论”及“国家利益决定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及其意识形态进入低潮，今后世界的发展，必将是旧的历史（观）的结束，即由启蒙时代开始到黑格尔所预测的世界秩序的解体，而进入到一个不是以既定历史观或意识形态，而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新的世界格局。布热津斯基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出现的新的矛盾，美国等“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国家”，不应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秩序为出发点，而应组成以北美、欧洲、东亚、南亚、穆斯林新月地带等大国群体，以这些群体为中心，构成“朝着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发展的奠基石”（见美国《世界箴言》杂志五月号）。福山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代表了在冷战后，国际政治及战略问题在研究中占主要地位的经济利益决定论和大国群体多足鼎立的多极化倾向。
亨廷顿文章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向以上广为接受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学者们在冷战后为世界向何处去所匆忙编织出的理论，如“历史终结论”和“国家群体冲突论”，虽抓住了正在形成的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但忽略了“全球政治将在若干年出现的一个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方面：文化即文明的方面”。他认为：“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民族国家群体虽然依然是世界事物中最有力的活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出现”。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基础。文化或者文明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如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策、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文明之间的矛盾应当作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战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理论根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近年来由苏东事变和福山“历史终结论”等历史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对西方文明在２１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忧虑，代表了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
三、“文明冲突论”引起的反应
文明冲突论一提出，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在港台地区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文明的冲突”（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一词，已广泛见诸于近几个月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章杂志的政治理论和时事评论。该文在西方和东方社会的一些政治家、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亨廷顿的观点，已构成一些西方大国新的国家战略中“软实力”政策的理论基础。对西方人来说，仿佛解开了冷战后出现的许多国际性冲突的内在秘密，使西方人找到了理解近年来在伊拉克、索马里、波斯尼亚、海地等问题上所产生的困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框架。似乎苏东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东亚的民主、人权、武器、贸易等问题，甚至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些摩擦冲突，都可以从“文明的冲突”或文化的差异等理论找到一种根据。近来，有关国际问题的主要杂志和报纸，经常使用“文明的冲突”一词来理解和解释国际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明的冲突”及其理论，揭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及全球战略格局中出现的新矛盾，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冷战后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但是，“文明冲突论”出台后，由于其理论上和论证上的一些问题，也受到了不少国际上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的批评。以下就笔者所见，将这些批评归结为几个主要方面。
一、“文明冲突论”的关键问题是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文明冲突的事实的确存在，但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文明、文化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宗教等观念。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领土、财富、资源、权力、地位、个人和团体利益。经济和物质的利益，是历史上冲突的根本原因。这尤其是亚洲及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些学者的看法。
二、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冲突，而且还有相互影响。亨廷顿过分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从理论上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许多文化价值观念体系，都有相通的共同点，都曾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共同对人类历史起促进作用。
三、与西方的经济衰退相伴随的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衰落，是西方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文明冲突的结果，更不是非西方文化向西方文化发起挑战的结果，这一点，是亨廷顿没有充分注意的事实。《新闻周刊》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谁需要民主》一文，谈到了亨廷顿文章的意义及其局限，指出亨廷顿的文章的动机是想论证冷战后，对稳定的世界秩序和西方主宰发起挑战的主要来源是“文明的冲突”，他更多地注意到了非西方文明及文化（新儒家、伊斯兰）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给人的印象是要把非西方文化列为西方的假想敌人，因而，近几个月来，遭到非西方文化界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批评。《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引用新加坡外交部副部长、文官学院院长马布巴尼的话说，其实：“世界其他文明害怕西方远甚于西方害怕其他文明——尤其是害怕病态的西方构成的威胁。”马布巴尼认为要提防西方“腐朽的危险性”。他在《外交》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０日刊上指出，人们应当走出西方的定势，看到西方的衰落是如何由西方本身造成的；而亨廷顿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亨廷顿是从西方文化甚至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角度看问题，不免有意无意地为西方文化及其后果辩护，对非西方文化产生片面性。
总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必须有一套应付西方文明及文化挑战的战略措施。防止西化的前提是认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未来，仍然是影响最大的文化和文明。非西方的文化与文明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防止西化，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一位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曾说：文化及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造世界的，但可以改造人；而人，是可以改造世界的。这正好说明文化及文明的重大作用。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一套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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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哲学概论》简介
葛纪谦主编的《中国人生哲学概论》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岱年先生为该书作序。本书以社会历史阶段为线索，以学派人物设章节，以阐述人的本质、人性论、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诸问题为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重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体利益的统一性，在三者相矛盾时，则更加重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反映在中国人生哲学领域，就是强调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个人价值要在社会价值中实现。该书突出了这一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兼爱利人”、“重实求变”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准，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学说作为理想人格的目标，从而以其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来衡量个人价值的高低。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提出了社会大同理想和“替众人服务”的人生观。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生哲学作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概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等，就是这种新概括的范例，它表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