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化)
专栏:

  为民间收藏热指点迷津
——评大型图书《中国收藏与鉴赏》
肖倜
伴随着“收藏热”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兴起,作为收藏向导的知识性图书应运而兴。这其中,由吕济民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国收藏与鉴赏》刚问世便受到收藏爱好者和有关专家的肯定。
民间收藏也进大雅之堂
该书对民间收藏与国家(馆、院)收藏同样重视,赋予收藏以更丰富、更全面内涵。全书内容涉猎收藏的20余门类,除青铜器、陶瓷器、玉器、书画、金银器这些被称为“古玩”的门类外,还包括邮品、烟标、火花、照相机、钟表等10余个民间收藏门类。而民间收藏由于种种原因,过去一直难与古玩“共登大雅之堂”。实际上,国内民间收藏极为丰富、极富活力且拥有广泛爱好者。《中国收藏与鉴赏》开创性地将国家收藏与民间收藏融为一体,使该书具有更为巨大的魅力,而且给各层面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知识食粮。
千幅精美图片美不胜收
收藏知识的增长,离不开实物鉴赏,因而图片的多少和优劣,是此类图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收藏与鉴赏》收1000余幅图片,全部彩色胶印。除举世公认的国宝、精品图片外,亦不乏世人难见的稀世珍品图片,其中民间收藏部分的照相机、钟表、火花、邮品等,几乎展示了从早期至今的所有精品、名品,可为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提供宝贵的借鉴。
文物专家与收藏巨子各抒己见
该书融学术价值于丰富知识之中,表现出高品味和高质量。60万字的文稿,作者中既有国内著名文物专家徐邦达、谢稚柳、吕济民、陈全方,也有以收藏巨富著称的收藏家余榴良、徐恒皋等。他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风格流派不同,知识结构有所差异,然而在该书中,却能做到“神和”与默契。不仅一般收藏爱好者,就是专业文物工作者亦会从中得到教益。
收藏家们真正热衷的是收集、拥有有较高价值的藏品。要做到这一点,掌握丰富而又有用的知识至关重要。《中国收藏与鉴赏》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
文化是时代的反映。改革开放使人们普遍富裕起来,因而千千万万的人投入到收藏大军中来,收藏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收藏与鉴赏》的出版对当前的收藏热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第11版(文化)
专栏:

  高粱秆扎起的图书架
——记农民王乃成的家庭图书室
王守忠
辽宁省绥中县前卫镇九门村,有个远近闻名的王乃成家庭图书室。
王乃成今年35岁,是个老实憨厚的小伙子。15年前,当村民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时,他却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买回30多册图书,又去镇里文化站说好每次免费借20本书。就这样,王乃成的家庭图书室于1979年6月6日在九门这个偏僻的山村诞生了。书架是用高粱秆扎的。
王乃成又先后得到县武装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帮助,使他的家庭图书室日益壮大。如今,这个图书室已有图书1000多册,其中科技图书600多册。精制的书柜代替了高粱秆架。
王乃成办家庭图书室目的何在?他在图书室的告示中写道:“农村需要文化,农民需要科学知识,我愿搭起农民通向致富的桥梁。”村民康友广家养了10多头奶牛,由于缺乏饲养技术,先后病死了两头。康友广灰心了,打算把奶牛全部处理掉。王乃成得知后,给他找来了《家畜的繁殖和饲养管理》一书,和他共同探索养牛之道。两年后,康友广家就成了万元户。十多年来,到王乃成家借书看书的人数已达6万多人次,可他从未收过一分钱。
王乃成的家并不富裕。乡亲们从未看过王乃成穿过一套像样的服装。如今,当地的村民普遍建起了新房,可王乃成仍住着原来的旧房。他家距镇上15公里,每个月他至少到镇里还书、借书往返三四次。他舍不得花钱买自行车,也舍不得花钱坐车,每次都是靠步行将书背去背回。
至今,王乃成仍未娶妻。可九门村人提起王乃成,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第11版(文化)
专栏:

  铸魂之师
——记《政工导刊》总编辑张芳桐
袁嵩生杨希亮黄平军
人称张芳桐为“铸魂之师”,这既是对他个人的赞誉,也是对他主编的《政工导刊》的概括评价。
《政工导刊》是西安政治学院的院刊,也是全军公开发行的一份政工理论刊物。1987年创刊时,有的同志不免有些担心:“办政工刊物有多大的订数?不如办内容宽泛一点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刊物。”张芳桐胸有成竹:“政治工作是我军看家本领。但现在全军没有一份权威的公开发行的政工理论月刊,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填补这个‘空白’。至于有多大订数,这一点我想过了,拚着这条命,也要实现当年创刊、当年订数过一万!”“军中无戏言啊!老张,这不等于立下了军令状吗?”“创业历来都有风险,我心里有数。”这位老政工自信地回答。
张芳桐为筹措办刊资金费尽了心血。当他走进了军区政治部领导的办公室时,军区政治部主任王茂润望着这位面容消瘦却激情如火的中年人,表示:“这是件固我长城、泽被后代的大好事,我们一定支持!”兰州军区政治部为此给军区党委呈文,经军区赵先顺司令员、李宣化政委亲自审批,拨出5万元钱。
刊物当年7月创刊,到年底发行数超过1万。1991年9月,由《政工导刊》发起的“固我长城”政工研究论文征文颁奖大会在泰安市隆重举行。会议期间,济南军区政工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推开张芳桐的房门,十分诚恳地求教《政工导刊》办得红火的奥秘,张芳桐概括了两个字——质量。张芳桐为了闯过刊物质量这道难关,有时达到忘我入迷的程度。一次他在厨房炒菜时,脑中忽然迸出火花,想出了一篇待审文章的4个小标题,立即丢下菜铲,跑到书房找纸记下,回来一看,锅里的油都起火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作为学术性理论性很强的刊物,板起面孔训人读者不买帐,随波逐流又违背办刊的初衷。《政工导刊》紧紧地把握官兵的思想实际,敢于闯禁区、破误区、扫盲区,勇于回答官兵中“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逐渐形成了“载道而不八股、宗经而不泥古、高雅而不艰深、活跃而不离谱”的独家特色,在读者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工导刊》每期的刊首语几乎都是张芳桐亲手写就,敏锐的思想性,深刻的洞察力,亦庄亦谐的文风,融古通今的气势,使文章自成一格,独具魅力。不少老读者翻开刊物,就知道刊首语出自总编辑张芳桐之手。5年来,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月刊就复印转发了该刊300多篇文章。
办刊6年来,张芳桐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带领大家做到了“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张芳桐是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近30年。他编著、与人合著两部词典、7部专著,总字数约百万。《政工导刊》更被总政治部领导赞为“面向部队、面向基层,指导性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好,是政工干部的好帮手”。基层干部称之为“不见面的指导员”。


第11版(文化)
专栏:

  改革提高了两个效益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好书迭出
一个原来只有资金3.5万元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通过近几年的深化改革,逐步发展为一个有实力的企业集团,不但资金达到1500万元,而且多次获得国家级图书奖,并被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出版先进单位。
这家出版社在领导体制上,实行社长负责制;在用人上,打破铁饭碗,实行双向选择的聘任制,先后有2名中层干部与1名副编审落聘,10余名编辑和工作人员调换岗位;工资打破大锅饭,由固定工资制改为效益工资制,使个人固定工资占总收入的40%,形成了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分配机制。从今年开始,对职工又实行了合同制、工勤人员实行雇佣制,在全社建立了既有激励机制又有约束机制的有序工作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高,现在,全社有67种教材被国家和省教委规定为大中小学教材,获省级以上奖励的图书占出书总数的15.1%。1992年和1993年两年,平均盈利突破千万元大关,人均创利近30万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该出版社紧密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先后出版了《开放丛书》、《发展与改革丛书》、《振兴龙江经济丛书》三大系列73种热点问题图书。(顾杰善)


第11版(文化)
专栏:

  安陆发现《七七报》铅版
半个世纪前的《七七报》铅版在湖北省安陆市首次发现,这是该市赵棚镇杨兴街农民黄大胜前不久在黄家大塘挖出来的。
《七七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鄂豫边区的党报,曾在赵家棚一带隐蔽出版多年。
这块铅版重七公斤,经洗刷大部字迹清晰,在《七七报》三个行体大字之下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总第356期”字样,一至四版刊有“盟军攻克柏林”,“解放区一月战况”等新闻数十条。
经有关部门鉴定,属重要革命文物,对党史研究有一定价值。目前,此铅版已送安陆市博物馆收藏。(郭思明)


第11版(文化)
专栏:

  让“无错不成书”变为历史
——图书编校质量随机抽查评析
吴琼
近几年来,随着图书品种和图书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图书编校质量的状况却令人担忧。最近,新闻出版署聘请12位一级校对和副编审以上职称的校对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对20家中央级出版社出版的23种图书的编校质量作了一次随机抽查。检查结果表明,图书编校质量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在23种被查图书中,没有一种是优秀品和良好品;只有三种为合格品(占被查图书的13%);20种为不合格品(占被查图书的87%)。这也就是说,读者强烈反映的“无错不成书”确实存在,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动真格的”,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从这次检查看,造成图书编校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作为参加这次检查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想结合具体事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有关出版社编校人员的工作态度不认真,对出版社、对读者不负责任。许多差错都是责任心不强造成的,有的差错简直令人难以容忍。
例如,差错率高达万分之五点三的《黑手党百年内幕》一书,目录页码竟然与正文不符,章节版式及版面吊脚、挂零、象形文字、同音字、漏字占有较大的比例(“黑手党”印成“黑后党”,“妈的”印成“妈吧”,“洋洋得意”印成“洋洋行意”等)。
又如,《陶行知传》一书,封面、扉页、版权页三者的正题、副题、署名中的著编者均不一致。封面为:“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编著”;扉页却印成:“纪念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著”;版权页上又印成:“纪念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编著”;
《高中历史70讲》是本教材,书中黑白体不统一64处,格式不统一67处,错字也过多,仅人名就错3处(“谭嗣同”成“潭嗣同”,“巴枯宁”成“巴格宁”,“梁启超”成“染启超”)。
第二,有些编校人员的素质不高,基本功差,文化水平和知识储备不够,闹出许多笑话,误人不浅。
例如,“蝶恋花”作“蝴恋花”(《咆哮中的吻》);“咋舌”成“咂舌”,“小两口”成“小俩口”,“千金小姐”成“千斤小姐”(《乡村婚姻忧思录》);“毛骨悚然”作“毛骨耸然”(《西方社会病》);“德国马克”成“法国马克”(《金融法律实用手册》);“义和团运动”成“义和团之乱”(《改变世界的一百件大事》);“1码=91.44厘米”错成“1码=厘米9144”(《体育测量与评价》)。
第三,没有坚持必要的编校制度。
有的差错说明,原稿就存在许多问题,但编辑加工不细,也不认真查对引文。有的差错说明,校样在付型核红时没有最后通看一遍,或通读者不是内行。也有装订的问题,如《孙中山——从剧本到电影》一书,书末的照片重复了四页。
第四,有关出版社的领导不重视图书质量,不重视校对工作。
出版一本好书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出版社内部各个环节的通力合作。但是,现在一些出版社只顾多出书、快出书,出书的指导思想不对头,不坚持行之有效的编校制度,尤其是不重视校对制度,事实上出现了一种取消校对工作的倾向。例如,有的出版社让编辑部承包校对工作;有的出版社让非校对专业的退休人员搞校对,甚至让传达室工作人员、门卫、管理员搞校对(以便多发工资、奖金);有个别出版社,甚至取消校对科室,把校对业务交给个体承包商。有个著名的出版社,“文革”前有90多名专业校对人员,“文革”后减为40名,现在只留20名。还有一些出版社一遇到精简机构,首先考虑裁减校对人员,图书编校质量怎能不滑坡呢?参加检查工作的老校对工作者现在都有一种危机感,感到事业上后继无人,面对质量低劣的图书心急如焚。
当然,影响图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这次检查看,编校质量滑坡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四个方面。只要出版社领导切实端正出书的指导思想,下大力气提高编校人员的素质,并且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编校制度,就能保证图书质量的稳步提高。


第11版(文化)
专栏:

  郭立柏和他的“黄山牌”
江志伟
“打好黄山牌,生意滚滚来”。安徽省黄山市化工采购供应站总经理郭立柏利用地处黄山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尝试将商业与科学、文化联姻。刚刚结束的黄山市春季化工商品交易会上,郭立柏走“文化招商”之路,短短7天时间就签到了7500万元的销售合同,是去年全年销售总额的5倍多。
这次春季交易会营造出浓郁的商务文化氛围,别出心裁地推出一系列商业文化促销活动。它们包括:从兰州请来著名掌纹医学专家王晨霞大夫为与会代表提供掌纹诊病和康复咨询,从南京请来著名画家田原、岳鸿武先生当场作画面授书艺,从天津请来化工专家王毅先生讲授专业知识,还请来黄山茶仪表演队为与会代表表演茶道。这些科学文化活动或以一张病历,或以一幅书画,或以一包新茶,给客商留下无穷的回味。郭立柏说:“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流、信息交流和经济交流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与客商间的友情交流。而搞好这种友情交流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商业文化。”
在此之前,武汉一次交易会最后以只到3名代表而遭夭折的事儿一直困扰着郭立柏。是黄山牌的思路使他决然选择了“名山引名人,名人招客商”的商业文化之路。
当国内一些人还在抱着“商场如战场”的观念不放的时候,日本等国的某些企业家已采取讳谈赚钱和利润而热衷于文化包装的策略,“没有文化就没有产业”已经成为时髦的口号。郭立柏初战告捷坚定了这样的信念:“靠山吃山,打好黄山牌,跻身全国大中型化工站行列!”


第11版(文化)
专栏:

  市长与学者联手编丛书
——《中国农村现实经济研究丛书》出版小记
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中国农村现实经济研究丛书》,包括乡镇企业、农村市场、农村金融、城镇建设、农户行为等各个方面。
中国社科院的青年学者袁永康等人早在3年前就提出了编辑农村经济丛书的构想,他们曾想在不同省区选择100个县(市)作为案例,但实际操作时发现难度很大。海南琼山市市长吴亚荣闻讯给予大力支持,自己还撰写了一本《彩色农业》。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总序中写道:“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农村实际工作者重视理论,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长廊

  麻阳出现农民女画家群
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农民画蓬勃发展,涌现出青年“女画家”五百多人。麻阳农民画艺术构思源于乡下的肚兜、围嘴、帐檐、床围以及湘西印花挑花,因而更容易使农村女青年产生创作灵感。一批苗家妹子还大胆让农民画走向市场,从而走上了致富之路。(汪发国)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长廊

  上饶影院推出“一句话影评” 
江西省上饶市电影院为提高观众鉴赏力,开展“一句话影评”活动,仅两个月时间,便收到两百多篇来稿。《凤凰琴》上映后,上饶师范学校有二十多位学生寄来了“一句话影评”。上饶市电影院每月评选出十篇最佳影评,并奖励作者免费观看该院上映的十五部新影片。(邵华明郝黎)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长廊

  学者研究中国“政治人”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张明澍在“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的基础上,推出专著《中国“政治人”》。作者认为:从公民政治素质的现状出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采取有节制的政治参与政策;同时,也要通过学校的政治课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让公民懂得如何参与政治的实实在在的知识,了解如何通过政治手段保护合法权益,逐步提高其政治素质。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长廊

  “知青”寻梦有途径
当年上山下乡插队时的情景,伴随着一代已届不惑的中年人对青春的回忆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武钢四海旅行社开辟沔阳知青返故里二日游专线,参加者只需交纳一百六十元费用即可成行。旅游线路是当年插队落户的公社、大队、小队及知青点,还可以与当年的乡亲们同吃同住。
(陈祖红)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长廊

  吴震启半生心血创巨卷
一部自诗自书长达万米的巨卷——《通心堂万米诗墨手卷》,近日在北京完成。这部巨卷是我国河北自学成才的中年诗人、书法家吴震启创制的。他从七十年代开始构想设计,直到近日才创作完成。巨卷由四百卷组成,每卷长二十五米、宽零点四六米,录诗词一至九首不等,连同题跋全卷约三十余万字,重二百四十公斤。(据新华社)


第11版(文化)
专栏:

岭南文化风情
闹市区的微型书屋
右上:广州“彩虹书屋”的老板殷继钢(右一)正在新开张的第四家连锁分店中忙碌着。这些位于闹市的微型书屋以销售各种社科丛书、工具书为主,门面虽小,品种不少,受到读者欢迎,经济效益颇为可观。
街头广告车
右下:22辆拖着各种宣传广告牌的货车,组成了汽车流动广告队,它们每天穿行大街小巷,形成广州这个商业都市的新景观。
青年人的音乐沙龙
左下:广州一些大学校园和歌舞厅中酷爱音乐的年青人于一年前创办文化沙龙“音乐公社”,给广州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
刘彦武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书法冯大彪


第11版(文化)
专栏:

导演还是摄影家
王星军执导的电影《阿曼尼莎罕》获得1993年电影政府特别鼓励奖,并作为“五个一工程”推荐影片在全国十大城市展映。今年5月在京领奖时,王星军一家团聚,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家欢”。王星军为拍片已在新疆度过两年时光,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关牧村也因演出而在国内外奔波,他们6岁的儿子王地只好长期寄托在团中央幼儿园。
王星军现为天津电视台演员兼导演,曾有摄影作品集问世。下图是他在新疆拍摄的《乡村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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