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上山”，还是“下海”
李海鹏杨健
“我不认为今年考研与前两届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您要说‘先上山（指深造）后下海’的想法，我觉得不少人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如果说大家是突然一下在今天认识到‘下海’前必须‘上山’，所以一窝蜂跑来考研的话，那也不能算是理智。”
——采访笔录
在我们面前“正本清源”的，都只是二十一二岁的稚气未脱的大学生，可一开口便显得格外的老练。
记得８０年代前期，上研究生真算是香饽饽，用学生自己的话说，就跟考智商似的，谁分低谁没出息；可几年以后，大伙又拚命要工作，觉得上研究生简直是傻到了家。几次大起大落的折腾之后，“理智”这个词出于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之口，令人顿感新鲜：今天的大学生如此成熟？
走访了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等三所学校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些才思敏捷的高才生在和我们“玩深沉”。
在这三所学校里，报考清华和人大的比１９９３年各约增加２００人，就总体而言变化并不明显，而报考林大的人数甚至略有下降。这与我们事先关于“报考研究生升温”的估计存在一定差距，对此，三位老师谈了自己的看法。
张庆兰（人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人大近两年学风大有好转，摆烟摊、租书摊的少了，大家觉得知识层次要提高，上研究生的积极性也就相应提高了。当然报考热点大多集中在一些经济、法律等科目上，总的来说并不平衡。
辛惠方（林大研究生部副处长）：林大报考人数下降与分配政策改变有关，但今年生源质量好，考分高。林业是一门艰苦的行当，慎重的选择对教学双方都有好处。
郑燕康（清华研究生处副处长）：现在出国比以前要困难得多了，要得奖学金并不那么容易，一批成绩好的学生改上研究生在情理之中。不过大的波动不会有，大家对自己的实力都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现在的学生相对来说要成熟和现实一些了。
“成熟和现实”，界定了当代大学生的主流。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人大工业经济系的伍建民考取了社科院工业经济所的博士研究生。在这位２５岁的湖南小伙看来，“上山”和“下海”仅仅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很难说哪种方式更好，“再说了，校园里挣钱贪图享受而‘下海’的只是极个别人，打工的同时不荒废学业的大有人在。您想想，念研究生拿着１１０块钱的工资，搞点勤工俭学有什么不好的呢？再说工作经历也是找工作的一大资本嘛。我们有些人一提打工就说是‘下海’，一提考托就觉得学生想出国，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回事。”
清华大学的林晓帆似更有见地：“我认为‘上山’和‘下海’在将来区别不大，在市场经济建立伊始，我们社会里缺少商人，所以商业这一利润巨大的行业吸引了一大批人。到将来，海里的人越来越多，能捞到的东西相对越来越少，实力就会成为成功的关键。”
被推荐到精密仪器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成罡觉得“山”上挣钱的机会并不比“海”里的少，经济和技术一体化是做学问的人将来发展的方向。
有了这样的认识，落脚的重心自然就偏向了对知识的获取。
李卫华（人大贸易经济系）：我本来并没打算继续上研究生，可本科念了两年多后，情况变了。暑假我到一家公司搞软件设计，一动手干起来就发现所学的知识根本不够用。我想还是上研究生吧，虽然以后不一定就搞科研，可多学点不会有害处吧？
左永荣（清华电子系保送研究生）：我是五年级找工作的过程中才决定考研究生的，找单位时，我发现待遇好的科研单位一般都要硕士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要点本科生也主要是给别人打下手，没什么意思。咱不能说人家认文凭不认能力，研究生的整体水平肯定比本科生高。有人说将来介于博士和本科生之间的知识结构最受欢迎，我觉着这种说法有理。
林菁（林大园林规划设计专业）：现在大学生太多了，不深造将来没有竞争力。我们学校有位硕士在深圳一家合资企业当副厂长，为了干自己想干的事又考回来做了博士生。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很多人只是夜里躺在床上踌躇满志，第二天一觉醒来，才发现要离开眼前的环境是那样地艰难。跟这些同学相比，我的条件要好一些，单位和家里对我上研究生都很支持，虽然上学后工资没有了，可我觉得值。再说了，将来未必就会一贫如洗嘛。
与这些２０岁出头、朝气蓬勃的应届生相比，在职生的想法又是另一番情景。
李云今年正届而立之年，工作６年后考取了林大林木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今年又打算攻读博士。已为人父的李云有着单身汉们体会不到的苦衷。三年脱产研究生下来，经济上已捉襟见肘。“我生来不是下海的料，就喜欢搞科研。在单位搞项目时间少，资金不足。林大的条件相对来说要好些。我想考博士生是早晚的事，现在的困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３２岁的孙晓玲也像李云一样考到林大。“我原来是学工的，分到林业教育杂志社，专业不对口。工作一段以后我对林业有了感情，觉得还是有深造的必要，就来上了研究生。我的一些同学，托福考了６００多分也没能出去，为什么？欧洲的情况不景气呗！我觉得咱们中国还真有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大有干头。下海这种事我没多想，我只是觉着干任何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个人不能什么都想得到。”
在采访对象中，共有４位女性。除了上面谈到的林菁和孙晓玲，我们还与人大经济系的曹莉和肖玲聊起了考研究生的事。
记者：不怕上研究生以后曲高和寡吗？
肖玲：她那位绝对支持她嘛！
曹莉：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现在的男孩儿观念也变了，谁也没觉得拿了个研究生的文凭就有什么了不起。能“下海”的就“下海”，能“上山”的就“上山”，各有所长，没必要自己爬不上去就要求对方也别上呀！
说到“上山”、“下海”的概念，两位爽朗大方的女孩却显得有些踌躇。
“上山”是什么？“上山”就意味着锁进书斋，一世清贫吗？
“下海”是什么？“下海”是轻轻松松地赚钱，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吗？
“上山”是端着铁饭碗，逃避风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吗？
“下海”是无依无靠闯江湖，无法无天地淘金吗？
不是。现在也许是，将来肯定不是。
在仔细思考之后，“上山”和“下海”已确是泾渭分明的人生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沧海桑田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山”、“海”之间的壁垒会逐渐消失。只有一条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有着“愚公移山”之功、“精卫填海”之志的人终将在这大浪淘沙般的变革中脱颖而出，在自己选择的领域中取得骄人的成就。不是吗？（附图片）
压题照片：深圳大学校园。
本报记者 王 东摄
下图：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一隅。 牟钟诚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庄户人不富，我睡不安”
——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吴昂访谈录
本报记者段存章
５９岁的吴昂出身农家，１４岁参军，做过税务工作，后来，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管理系函授班、北京经济学院工业管理系函授班。曾任黎城县委书记、长治市副市长、运城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昂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桌椅又小，墙上挂一张大大的《运城地区经济上新台阶重点工程分布图》。
“我们一直受着粮棉贡献大、人均收入低的困扰，庄户人钱包里的票票少，为此我又发愁，又着急，更睡不安。”吴昂说出几个沉甸甸的数字：运城小麦产量占全省５０％，棉花占全省７５％，农民人均收入却排在全省倒数一二。
去年夏天，运城小麦特大丰收，总产突破１５亿公斤，从上到下，谁听了谁高兴。可农民卖麦难。吴昂找铁路，没有车皮；找银行，没有资金；找省领导，也没好办法。急得吴昂在地区的一次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说了几句急话：“以后不种麦子了，饿他们三年，看他还给不给车皮，给不给资金！”
“让我说种粮不吃亏，难开口！”他说。农民有许多实际困难。比如小麦价格１公斤从１元跌到６角４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倍。种１亩小麦纯收入５０元，最好时１００元；而种１亩菜收入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种１亩苹果最低收入３０００元，种１亩猕猴桃收入万元。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相对小了，我们要想新办法呀！
“运城地下矿产资源少，粮囤里冒尖，口袋里没钱。出路何在？”吴昂说：“我们大的思路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黄土地上绣花。具体讲，有十二个字：增粮棉、兴果菜、深加工、进市场。”他们首先保证国家利益，全区每年生产小麦１５亿公斤，棉花１亿公斤。在此基础上，鼓励和扶持农民今明两年发展蔬菜５０万亩，发展果树１５０万亩，这两项增收７０亿元，加上发展乡镇企业，农产品深加工，总共可增加农民收入１１０亿元。吴昂乐观地说：“到１９９８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２０００元，有把握！”
吴昂爱揣摩农民的心思，“有吃有穿不靠你，不批不斗不怕你，有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了问题要骂你！”吴昂分析道，“找你”说明相信你，“骂你”希望你办实事。“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庄户人家，眼下就是要解决“有吃有穿缺钱花”的问题，尽快让农民钱包鼓起来。（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弃之则灾，用之生财
——垃圾问题面面观
本报记者赵相如
（一）
人们在新的时空里创造着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遗弃着废旧的、残缺的东西，我们通常就唤它们为垃圾。我国每年出现的垃圾至少有２亿吨。记者从杭州环卫部门了解到，他们每天清理垃圾１４００吨，春节期间则每天超过２０００吨。
虽然河流、海洋有自净能力，但它们绝不是填不满的垃圾箱。如今不少地方把垃圾通过各种途径送入江河海洋，造成水域的严重污染。到过上海的人对苏州河、黄浦江不发赞词是有道理的。试想，每天有２５０吨和上千吨粪便污水倾泻入江，远远超过自净能力，后果是苏州河水终年发臭变黑，黄浦江水黑臭期一年超过１５０天。
去年５月，浙江沿海各县养殖的对虾普遍发生严重的病害，不少虾塘绝产无收。原因就是因为各种渠道流入沿海的垃圾、长江径流带下的污染造成“赤潮”，害得浙江沿岸海域的养殖业损失不下２亿元。
生活中还没有什么东西像塑料那样硬如钢铁、软似弱柳、五颜六色、玲珑乖巧，从小小牙刷到冰箱、洗衣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不少一次性塑料用品，其使用寿命只有几天或几个月，很快就变成了垃圾。近年来，不少国家的海滩被塑料漂浮物所污染，其中有不少是医院扔弃的塑制品，危及海洋生物。我们国内盛装快餐及冰淇淋、矿泉水的软塑，吃完就被扔掉，无论在城乡甚至铁道沿线、江河航道都可以见到，往往要许多年后才会自行消失，令人头痛。
（二）
公元前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克里特岛的首府诺萨斯有人在地下挖一大坑，把垃圾埋入坑内，盖上土，这大约是城市中最早采取的处理垃圾的办法。目前全世界处置垃圾的途径不外乎５种：露天堆存、围墙堆存、地下填埋、集中焚化、生物降解。
杭州市半山石塘村有一山凹，叫天子岭，深达１９０米，三面环山，这里是全市垃圾堆放的地方，每天垃圾车陆续把垃圾卸在这儿，再由６台推土机轮流往山凹里推送。这种露天堆存和围墙堆存的办法，省钱省力，但是经过日晒雨淋，臭气四溢、蚊蝇乱飞，极易造成周围的空间污染。
垃圾填埋虽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也有明显不足。填埋占地面积大，在地下产生的沼气到处移动，最近在我国中部某城市就因此引发过小小的爆炸。集中焚烧费用昂贵，而且浓烟滚滚必然污染大气层。
（三）
化垃圾为宝贝、变腐朽为神奇，路有千百条，关键在有心。据测算，用回收的铝罐头盒炼一吨铝，比用铝矾土炼一吨铝节省能源９５％，玻璃回收可以节能１／４，纸张回收则节能达一半。
记者曾经采访过江西省丰城市围里村，那儿以前田少人多，没有山林和矿产，穷得有米无油，一年有半年每天只能吃两顿。到了１９８３年村里出了个徐义云，带了一家人到城里去拣垃圾，回来后分拣、洗净、整理，再卖给废品回收店。想不到这拣破烂，竟使徐义云一家当年赚到上万元，成了全村首富。于是大伙都抽农暇出去拣垃圾，不到１０年，这个村户户都盖起了新楼。
丰城市有１０５万人口，９０％在农村，有了围里村的榜样，结果出现１４８家“短平快”的垃圾和废品再生、加工、利用企业，有塑料、纸张、骨粉、羽绒、废旧金属等６个一条龙系列加工生产线。去年实现销售额７４５０万，上交税金１５４万，获得纯利５２１万，不少农民因此而致富，丰城市因而成为江南废旧物资集散中心。
浙江省永康县农民杨惠年在自己承包的柑桔农场做了个试验，在一半柑桔树下埋了垃圾，有一半没埋，结果埋了垃圾的，两年时间就结了果，而没埋垃圾的，柑桔苗只长得膝盖高。这一信息使得当地农民把目光投向环卫部门。
深圳已经出现利用垃圾发电的厂子，日处理垃圾２５０吨，年发电量３０５万千瓦，从发电至今５年时间已处理掉垃圾３０多万吨。
据了解，一吨废电池能得到锰２１９公斤、锌１３１公斤、铜２．６公斤，丢弃甚为可惜。武汉市新潮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院将废电池芯粉用于改变沥青性格，其热稳定性优于国家路面标准要求。耐热、防裂、防渗漏也大大优于其他沥青，为废电池综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变废为宝，巧用垃圾，目前还仅仅是破了题。
为了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浓绿的森林、湛蓝的大海、洁净的街道和五彩的鲜花，我们在创造新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该以同样的热情妥善处置那些垃圾。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古镇南浔绽新绿
陆士虎刘士安
一场春雨甫歇，路边老树绽放着嫩绿的新叶。踏在石板街面，抬眼看小桥流水人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逸。我们赶上了探访水乡古镇南浔的好时机。
南浔归浙江湖州市所辖，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离上海也不过两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在明清朝代，南浔是个很出名的地方，这里出产的“辑里丝”驰名中外，１９１５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与茅台酒同获金奖，传说连康熙、乾隆穿的龙袍也是用它织的呢。“耕桑甲于浙右”的南浔，博得了“江浙雄镇”的美名，小镇上的人家，一直过着安闲、舒适的日子。
我们原本就是想领略一下雄镇遗风的，所以一进镇首先就去镇东头明代建造的百间楼。沿河临水而筑的百十间民居，沿河道蜿蜒曲折，白粉墙、青黛瓦、沿廊、水埠、券门，河水流淌，倒影稀疏，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我们能够想象当初丝市兴旺时这里是何等的热闹，“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好一幅市井繁盛的真实写照。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眼前看到的除了宁静还是宁静，往昔那种客商云集的场景该向何处寻觅？镇党委书记、南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朱倍得看出我们的心思，笑着说：“丝市一去难返，你们还是看看开发区新兴的市场吧。”
原来，南浔人为了古镇的那份宁静，对老镇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在镇的西北部新辟了５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被祖辈熏陶教养出的南浔新一代人，同样具有商业头脑和市场观念，他们利用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很快使南浔经济开发区成为江浙边界几十个乡镇的集贸中心，皮货、三夹板、兔毛、水果等专业市场远近闻名，行销１０多个省市，年交易额达１３亿元。我们感到，在开发区，安闲的古镇气氛不见了，代之以一种紧张的节奏感。
在江南皮货市场，一位老师傅自豪地对我们介绍：“我们的皮装连上海的大商场都抢着要货呢。”三夹板市场的二期工程刚刚竣工，所有的摊位已全部订出。南浔镇连半张三夹板也不生产，却在短短几年内建成了华东最大的三夹板集散市场。这也许和南浔人擅长从商之道有关吧？
南浔一直把市场建设看得很重，投入了不少资金，他们相信：“市场兴，百业旺。”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和投资环境，小镇人很花了一番工夫。许多企业和居民捐款资助保护性建筑，名园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张静江故居等修缮一新。他们知道，没有这些历史的遗留，也就没有今天南浔的动人之处。日本商人久保麻纱女士，到南浔游览后一见钟情，当即决定在此购房置地，投资办厂。现在，她的工厂生产的中国蓝花布，已经远销日本。
临别时，朱倍得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安闲不能带来进步，而没有发展就无所谓保护。如何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让南浔经济有大的快速发展，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是啊，水乡名镇南浔犹如一株参天古树，只有年年岁岁绽新绿，才能繁荣茂盛，风采常新呢。（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燃烧生命
本报记者郑盛丰
生命的燃烧，使陈伶呈现出人生的多重色彩：集诗人、学者、报人于一身。这对于一个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女性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学术界非常活跃的８０年代，完成大学学业后的陈伶，在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数年，奠定了她的学者功底；其后，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前，陈伶翻译的《越南法律汇编》和她与人合作的专著《走向２０００年的越南》，相继出版，成为国内填补空白之作，后者获得中南地区优秀图书奖。被称为越南问题专家的陈伶因此而得到学术界认可。
陈伶几年前曾当过广西一家对外电台的翻译兼编辑。现在，她是广西《经贸时代报》的副总编辑。作为报社老总，陈伶分管的是经营，说得更确切些，她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广告经营上。对此，陈伶也堪称骄傲——任职一年，她就使广告经营额增加了４倍。
陈伶在“总编”之余，仍然没有忘情于那爬格子的记者生涯，继续写作“本报讯”。或许是由于她熟悉东南亚特别是较精通越南的缘故，她写的消息和新闻综述，多半与越南有关。
不过，陈伶最惹人瞩目的，还是她的诗人角色。她只用一年半时间，就出版了两本诗集。她的第一本诗集《不尽相思雨》发行４０００册；第二本诗集《美丽的错觉》，发行量达一万册。她的同名配乐诗朗诵录音带，也发行８０００盒。这种发行量，在广西，乃至在当今中国的诗坛，都是很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
陈伶的诗，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为“纯情诗”。陈伶也因此获得“纯情派诗人”的称誉。她也毫不客气地把这一称誉，连同“越南问题专家”、报社副总编辑等头衔，一起印在名片上。她说，这样做是为了推销自己，进而有利于做好工作。
工作中的陈伶是快节奏的，有时甚至是玩命的。她的第二本诗集，就只用了３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而且是用业余时间。其中的最后一首诗，是在除夕完稿的。诗集中那篇自序“来自春天的馨香”，完成于凌晨３点。
陈伶正是这样，在燃烧自己中释放出生命的能量。
生活中的陈伶，又是潇洒从容的。她总是那样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把独特的见解连同鼓舞与欢愉一起，传递给别人。
陈伶也时或论及女性的成功和成功的女性。她主张，有志于自立自强并渴望广交朋友的现代女性，应努力做到超越自我、接纳别人，同时还应有女人味。
超越自我是兴奋的，也是痛苦的。那么，已站在人生一个阶段性山峰上的陈伶，是否要继续自我超越又在哪方面超越呢？友人问陈伶，陈伶神秘一笑：“下周出访西贡回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