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理论)
专栏：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胡绳
（接昨日五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们不可能像依据一个完美无缺的蓝图那样，一下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的大厦来。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存在的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会一样，因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历史经验证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建设者的认识错误需要纠正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能及时地实行改革，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也可能失败。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改革，是针对从５０年代后期起的２０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２０多年的经验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对此应该做怎样的改革，是同从２０年代后期起的６０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的。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
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的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可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
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
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按照这种模式，社会生产力虽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搬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曾对苏联的模式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实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能在实践中推进改革，或者还因为未找到正确的改革途径而犯了另外性质的错误。
邓小平在１９８８年明确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第２６１页）在前一年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第２３７页）接着他还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第２３７页）“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而且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独创的错误中，也表现出上述的两个基本错误。
由于套用别国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邓小平概括地说：“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２０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第２３７页）邓小平的改革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相对比，其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邓小平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第１４２页）这就是一方面说，改革即使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待于不断完善的。这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生成就已经尽善尽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互相对立的。
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以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第１４１页）他还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和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那样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以下我们特别讲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是否还会发生需要解放生产力的情况呢？是否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对这问题，很长时期中，国际间人们的答复是否定的。虽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发展迟缓，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过去的年代里，对上述问题企图作出与众不同的答复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前进，因而感到还有某些障碍需要扫除，他又对照抄苏联的模式感到不满，要求另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虽然他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的总结，但是他的以上这些想法显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后来仍然未能找到正确道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所受到的束缚在哪里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一提法虽然不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就要继续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虽然还要进行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的倾向，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还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的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第３７０页）
现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各种僵化观念相联系着的经济体制，即过分依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靠继续进行所谓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邓小平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第６４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第２６６页）他还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第１４９页）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邓小平在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样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第１３５页）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造成很深的积习，无论是在实践上和观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当前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质。
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第８２页）他又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第１１３页）很明显地这是说，改革虽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延伸和继续过去已经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国家高度集中，企图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的束缚。邓小平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第１４８页）
我们过去总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这是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相关联的。这种误解就是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既然能够有高度的自觉性，那就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如何正确进行的细节，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人的高度自觉性主要表现为，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微观上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集体、一切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的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的情况下，就只有国家中央的一个积极性，其他一切积极性都被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被扼杀了。这很明显地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反的。
邓小平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第２２４页）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第１３５页）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也看出苏联计划经济的缺点和错误，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呢？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中，毛泽东越来越走到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方针。这样就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造成严重恶果的方法。接受这一类教训，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时，即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０页）
能够纠正计划经济的缺点的经济方法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人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探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引者）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１６—１７页）这段话里对计划经济采取分析态度，不是一笔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优点的同时，从根本上指出它的缺点是经济搞得不活，即各种社会积极性被压抑。这个谈话是邓小平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场问题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把经济搞得不活和市场运用得不好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
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的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在国家计划支配下的产品经济，被认为是为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必须采取的办法。
商品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但使商品覆盖到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以至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期。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要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生产技术、大生产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随大生产制度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一直拒绝市场经济，因此就造成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随的误解。还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间只能择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总的说来，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交换以外，主要还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原故。这些主要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在革命以后，依靠革命所燃起来的群众热情，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热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情况也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而发生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国从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２０多年间，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观点实行计划经济的。但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是不能废除的。这２０多年的经验又表明，在承认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曾极力想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例如，企图使农村人民公社变成自给自足的单位，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又例如，企图把工资制度改变为供给制度。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着倒退。
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时期中，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都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不断地缩小国家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社会积极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够起基础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固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不免发生许多困难，但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并不因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搞什么私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说明，国家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用宏观调控来补救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缺点和弱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
邓小平同志根据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第１４８页）“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第２０３页）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年说的。１９９２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３７３页）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１９９４年３—４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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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跨世纪中国青年的问题与导向》出版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黄志坚等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中国青年的问题与导向》一书，是历时一年半、遍及全国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结晶。
该项调查在取得大量来自青年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素质、科技素质、择业就业、生活方式以及同老一代之间的关系等五大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经有关专家论证认为，调查统计的可信度高，调查分析兼有广度和深度，调查的结论有新意并富有建设性。（梓子）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市场信息经济导论》出版
最近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市场信息经济导论》是郑英隆的新著。该书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信息经济欠发达这一现实及其多重规定性出发，系统地探讨了信息经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发展我国信息经济的条件与意义；信息经济发展中的决策体制变革；信息产品的特殊商品形式与社会消费；信息产业的成长规律与现实改造；信息流通水平取决于其与物质能量流、商品货币流的“和合”程度；信息经济的国民核算；信息经济效益的狭义与广义等。
最后，作者基于世界信息经济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势综合地讨论了在我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经济国际化进程中信息经济的发展思路与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