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胡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６页，以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引文只注页码）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些什么重要的新的思想呢？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初步的研讨。
邓小平的著作当然不是像通常的教科书那样，提出一般的定义，作出一般的解释。邓小平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６３页）
但是，我们又必须探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邓小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长青的树，本来应该随着实践而发展，不断丰富起来。邓小平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下讲四个问题：一、发展生产力；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改革——解放生产力；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在１９８６年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第１７２页）这个论点他在１９９２年春到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又加以展开。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３７３页）
邓小平一贯强调，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多年来他反复地讲这点。“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第６３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１１６页）他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是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联系的。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邓小平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断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不只是为了驳斥“四人帮”，而且是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缺点而说的。他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第６３页）因此，他又说：“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１１６页）
从我国历史中，还可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思想，有长久的、很深的影响。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也只能是在原有的低下的生产力的水平上，以实行平均主义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种平均主义也是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第１２３页）对于社会主义说来，公有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按劳分配制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第１１１页）他又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第２５５页）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公有制还是发展生产力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复是，只有以公有制为目的，才能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另一种答复是，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就要把这看作目的，而把公有制只看作一种手段。这样提问题和答复问题，我看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够进入共产主义），邓小平以通俗的语言称之为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是目的，他曾多次说过。例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第１１０—１１１页）为了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有公有制。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屏弃公有制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几乎都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６３页）所以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１１６页）这里说出了毛泽东和我们党过去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原因。可以举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说过的许多话，表明他们是非常想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结果在实际上忽略或忽视了发展生产力。
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这里有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而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但是，它如果不通过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生产力。所以邓小平早在１９７５年就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又说，应该把它看作第一生产力。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两者的关系，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优越的，那么它一经形成，就该维持不变，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斯大林曾经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因而不发生改进生产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不大同意斯大林的僵化的想法，但他没有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至少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决策中，企图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而所谓先进就是指“又大又公”。但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先进，并不能真正起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以后，就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制，虽然一般地说来是先进的，但公有制适用的范围多大，采取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等等，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其具体形式。各种具体形式是否适当，不能从又大又公的标准来判断，而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这是创造性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在农村体制开始改革的时候，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１９８０年有几个省已经开始实行把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收到了效果。但许多省份还没有这样做，或者刚刚开始进行这种改革。１９８０年５月底，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５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提出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这样的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原理不只是适用于中国，可能带有普遍性，但邓小平不是一般性地提出这些原理，而是紧紧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用这些原理。他不但要求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而且还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点，当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会议前两个月，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第２５２页）
多年来，人们一般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样，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把社会主义社会分成几个阶段。历史的实践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经过革命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也还值得考虑。至于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很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必须从初级阶段走起。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概念。
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曾经受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急性病的影响。虽然他们也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长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还提过社会主义会有发达的阶段和不发达的阶段的区别，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没有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邓小平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这以前，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２６９页）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
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他在１９７９年谈到底子薄这一点时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过去毛泽东和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性，往往估计不足；而且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评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说，那时人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他还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见该书第７２０页）
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在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人看来，是荒谬的。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第２６１页）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邓小平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１９７８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第３６７页）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２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第５２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
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第１１０页）关于外国资金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第６５页）按照这种观点，也根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他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主张。他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第５９页）“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第１０３页）
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上述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小平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他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第１９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上讲的，只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由于他们总结了一代代先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别由于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他们的设想只能是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的轮廓。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也还不可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比较系统的意见。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４页）如果搬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即使这种概念是完全正确的，来代替社会主义建设长过程的探索，可以肯定地说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走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是不能死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概念，把它当做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要善于根据国情，采取各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办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我们按抽象的标准来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而吃的亏太多了。我们曾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曾经流行过的“兴无灭资”的口号，就是在这种精神下提出的。邓小平说：“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８页）
三、改革——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一产生以后就是完全成熟的，十分完美的，不可能不在其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变化。这种情形和人类历史上已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形态是一样的。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制社会，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阶级剥削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感到自己统治的社会发生某些弊病，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若干方面实行某些改变，毅然采取行动，促成这种改变，这就叫做改革。在阶级剥削社会中，革命和改革的不同在于革命是由被统治阶级发动的，而改革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则其结果是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改革则一般是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变革（由于改革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例如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有过的。这是因为前后两种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毕竟都是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在美国经历从１９２９年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其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在开始实行时，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注意。当时对它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甚至认为罗斯福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罗斯福所实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确实使资本主义还没有用完的生命力渡过危机而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以后的三四百年间，在各个国家中经历过大小程度不同的多次自我改革。这段历史是很值得回顾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