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完善政府购销稳定粮食供给
柳纯忠董全海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每人年消费量有一定的合理范围，消费者不会因粮价上涨而大幅度地减少粮食消费，也不会因粮价下跌而大幅度地增加粮食消费，所以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小。生产粮食的耕地具有通用性，在我国目前使用通用农机具和手工工具的条件下，在每一个新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开始时，农户都可以重新确定作物结构，什么价高收益大就种什么，因而粮食的供给价格弹性大。粮食的这一供求特征使粮食市场价格和产量的周期性变动处于不稳定状态，靠市场的自动调节实现不了供求均衡，必须在政府的调控下实现供求均衡。粮食的这一供求特征告诉我们，粮食需求具有稳定性，实现粮食供求均衡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只有稳定粮食供给，才能稳定粮食市场，保持粮食供求的长期均衡。因此，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主要是对粮食供给的调控，主要是解决稳定粮食供给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稳定粮食供给，政府可采取多种措施，最根本的措施是完善政府购销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完善储备调节制度。为防止粮食市场价格的过大波动，我们已开始建立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即：政府建立粮食储备调节体系和价格风险基金，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预定最低限价时，政府按最低限价即保护价收购粮食形成粮食储备，而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预定最高限价时，政府按最高限价抛售储备粮。粮食的储备调节，既是通过政府购销稳定粮食价格的市场行为，也是通过政府购销稳定粮食供给的市场行为。在粮食储备调节体系中，政府对粮食的保护价收购是从收购制度上稳定粮食的长期有效供给，政府的最高限价抛售是从销售制度上稳定粮食的即期市场供给。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还不够完善，比如，保护价收购的价格风险基金没到位、仓储设施不落实，最高限价抛售的市场体系不健全，储备调节的执行机构不明确，等等。为充分发挥储备调节稳定粮食供给的作用，我们应在建立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和市场管理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尽快落实价格风险基金和仓储设施，明确储备调节的执行机构及其职能，使储备调节制度臻于完善。
二、建立指导性合同收购制度。储备调节稳定粮食供给的关键是政府掌握充足的粮源。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口大国仅靠储备调节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人口较多的市场经济大国一般不单独使用储备调节来稳定粮食供给，即便在强调自由流通的美国，对主要粮种也不单独使用储备调节稳定粮食供给，而用“农产品计划”指导农场主生产。为保证政府掌握充足的粮源，我们应对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种实行指导性合同收购制度。其要点是：在一个新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开始前，政府公布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种的指导性合同收购价格和“挂钩”生产资料的合同供应价格，农户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自主地决定是否参加合同收购；参加合同收购者出售各种粮食的数量、购买各种“挂钩”生产资料的数量及交货时间、地点，由农户同政府指定的合同收购机构双方协商议定并签订合同，农户按合同规定生产和出售粮食，政府按合同规定供应生产资料和收购粮食。粮食的指导性合同收购不同于１９８５年以来实行的国家定购：后者是指令性计划的实现形式，农户必须接受，“挂钩”生产资料的供应量很少；前者是指导性计划的实现形式，农户自愿参加，供应“挂钩”生产资料的数量满足需要。粮食的指导性合同收购也不同于保护价收购：前者要供应“挂钩”生产资料、要签合同，粮食合同收购价格和“挂钩”生产资料合同供应价格按供求均衡的价格水平制定；后者不签合同、不供应“挂钩”生产资料，保护价低于供求均衡价格水平。
指导性合同收购稳定粮食供给的关键是制定出适当的粮食合同收购价格和“挂钩”生产资料合同供应价格。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适当的合同价格已无多大困难。只要以业已形成的市场比价关系、差价关系、价格水平为基础，根据下一年度的供求趋势预测，对列入指导性合同收购的粮种和“挂钩”生产资料的当年市场价格略加调整，即可制定出下一年度的主要粮种合同收购价格和“挂钩”生产资料合同供应价格。指导性合同收购的合同价格是根据供求均衡的要求制定的，一经签订合同，不管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合同价格不变，纳入合同收购的粮食收益不变，纳入合同收购的粮食供给稳定。
为减少制定指导性合同收购价格的难度并保证“挂钩”生产资料的多品种足量供应，可只对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种的集中商品产区实行指导性合同收购，对其他产区实行保护价收购。
三、建立政府粮日常销售制度。政府粮是指政府掌握的粮食，包括指导性合同收购粮、保护价收购粮和市场价收购粮。对我国来说，即便政府掌握了充足的粮源，仅靠向批发市场抛售政府粮，仍然难以稳定粮食的即期市场供给。去年１１月至１２月的粮价上涨，就是在粮食总供给充裕的条件下出现的。为稳定粮食的即期市场供给，必须将政府粮的主要部分用于基层粮店的日常销售。我国政府通过国营基层粮店对政府粮的日常销售，有效地抑制了去年１１月至１２月的粮价上涨，已经证明这一点。国营基层粮店日常销售政府粮是在执行调控职能，应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根据稳定粮食市场的需要，通常按保本或微利原则制定政府粮各环节的购销价格。为使国营粮食流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政府应按各粮食流通企业购销政府粮的数量给予一定的补贴或奖励，保证各粮食流通企业正常盈利。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上述三项制度可以起到互补作用：指导性合同收购以适当而稳定的价格收购粮食和供应“挂钩”生产资料，有利于稳定粮食生产，稳定粮食的长期有效供给，使政府掌握充足的粮源；政府通过基层粮店以稳定而又较低的价格销售政府粮，有利于稳定粮食的即期市场供给，稳定粮食市场的消费价格；储备调节则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了余地，粮食市场的运作则为制定适当的指导性合同价格奠定了基础。在上述三项制度下，不仅粮食供给稳定，粮食的市场价格也会趋于稳定。
第5版(理论)
专栏：
完整全面地展示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文集》简介
《毛泽东军事文集》编辑组
新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录了毛泽东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期间撰写的军事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和军事理论著作１６１２篇，２６７万余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毛泽东军事著作集，具体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建历程和艰苦卓绝的光辉战斗历程，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生动展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较完整全面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和哲学思想遗产。
《文集》第一卷收入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著作２４７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以及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艰难探索。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湖南运动大纲》、《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的帮助》等文稿中明确提出了将农民暴动与军队帮助结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文集》收入的《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和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０日与４月５日红四军前委两次给中央的信等文稿，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在这时提出的确立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要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加强政治教育，建立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界限。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文献，它阐明的新型军队的基本原则，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集》全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总结了红四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在艰苦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探索和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从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等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著名的“十六字诀”，到反“围剿”作战中制定的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文集》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在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毛泽东在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重要作战原则。
作为红军十年血战史的总结，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完备的理论形态系统阐明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并且提到哲学的方法论的高度。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文集》第二卷收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稿２４４篇，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持久战以及游击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出动和战略展开及作战作了详尽的部署，而且以积极的态度就全国抗战战略指导等问题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文集》中《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等文稿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内容。
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充分论证了抗日战争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总方针，它对于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关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等不少文稿中作了充分的论述，它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中军队建设的突出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军队建设工作所作的系统总结和精辟论述，把中国共产党的建军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正确处理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是《文集》第２卷的一个重要内容。抗战初期，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共同支撑华北抗战局面，有一部分国民党军一度归八路军指挥，对这部分国民党军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第７０页）。又指示：“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第１３０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时，毛泽东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规定对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第５６７页）。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文集》第三、四、五卷收入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文稿９０２篇。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文集》收录的这时期的文稿，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作战指导和指挥艺术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１．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适时作出战略决策，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方针和方法。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全面内战的方针，毛泽东提醒全党全军不失时机进行战略转变，这主要是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和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依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初期我军作战经验，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重大胜利。在敌之重点进攻已处强弩之末，但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人民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从１９４８年秋起，他不失时机地指挥我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此后，毛泽东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不为蒋介石玩弄的“和谈”阴谋所欺骗，不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及时作出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策，粉碎了蒋介石凭借江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备、卷土重来的迷梦，并迫使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未敢实行武装干涉，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２．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战争发展要求和适应不同战场具体情况的作战指导原则。战争初期，根据国民党军在美械装备下战斗力一般增强的情况，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坚持歼灭战和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对敌情严重地区，强调要持重伺机，不求急效，诱敌深入。进行战略决战时，强调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概括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全部作战指导原则的集中体现。
３．机动灵活，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一切随敌情、时间、地点的变化而灵活处置，这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鲜明特点。
这一时期的文稿，还反映了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新发展。
《文集》第六卷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间毛泽东文稿２１９篇，主要反映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实施战略追击，解放全国大陆和一些重要岛屿包括向西藏进军、和平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等内容。
毛泽东非常重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和强大空军，组织良好的后勤系统。他下决心组织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提出要发展我国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与军队现代化装备相适应，他要求军队建设正规化，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第３１４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又随着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文集》，深刻领会和掌握其基本的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论，对于我们自觉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指导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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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沙健孙
５０年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首次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记述了１６４４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阐明了这次起义的意义和教训。文章刚一发表，就在当时的政坛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遭到了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有组织的攻击，更受到了革命营垒里的人们以及进步思想界的热烈的赞誉。半个世纪过去了，而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在启发着人们的思考。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它“有大益于中国人民”。１９４４年４月，即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２０天，他就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重要报告《学习和时局》中，要求党的干部加以学习。同年１１月，他亲自写信告诉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所以如此推重这篇文章，不仅因为它一反贬斥人民反抗斗争的旧史学的陈腐观念，以“新历史观点”从正面反映了李自成领导的伟大的明末农民战争，尤其因为它从这场斗争的失败所引出的历史教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鉴戒的意义。在郭沫若的笔下，李自成是来自被压迫者的真正的英雄。他反映备受苦难的人民的要求，揭起“剿兵安民”、“均田免粮”的旗帜，并且“与其下共甘苦”，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成就了扫荡腐朽的明王朝的宏伟事业。但是，作者也如实地指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这样，这支一度所向披靡的队伍，就由于骄傲自满，由于不再具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由于不再体恤民情和维护内部团结，终于变得不堪一击而归于溃灭，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成了一出英雄的悲剧。毛泽东认为，郭沫若所阐述的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是富于教育意义的。他当时要求重印并在解放区传布这篇文章，目的就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农民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却提不出高远的社会理想，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在历史上，有过暂时的劳动者专政，却不曾有过巩固的劳动者的政权。古代单纯的农民战争，如果不是像李自成领导的斗争那样，被封建统治者所镇压，就是如刘邦、朱元璋领导的斗争那样，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郭沫若的文章也讲到，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农民斗争以英雄史诗开篇，以悲剧形式终结，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也并不能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革命精神，他们总是以取得政权来结束革命的。而中国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连这一点都不可能做到。辛亥革命之后，政权旁落，原先的许多革命者，如鲁迅所说，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落荒而逃了。虽然国共合作一度使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但它的领导集团在利用人民革命力量取代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之后，随即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连它的坚定的支持者、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正因为如此，它执掌的政权终于被人民革命所推翻自然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能不能和怎样才能避免重蹈这种历史的覆辙？这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在革命迅速发展、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懈地进行艰苦的探索，可以说占据了毛泽东一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从根本上讲，共产党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而奋斗的。对于他们，取得政权，只是走向这个目标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们应当能够经得起胜利的考验、执政的考验，应当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应当能够永远保持住自己的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过，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在党的队伍中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教育，必须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必须经历严重的反复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时候，党仍然告诫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一定要坚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倡廉的教育和斗争。记取以往的革命者一到胜利和成功时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历史教训，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这是我们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时应当得到的一个根本性的启示。中国的事情是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来办的。只要我们的党能够保持住自身肌体的健康和强壮，那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