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来自乡村的报道·菜篮子篇

这里所讲的猪,特指猪肉价格和生猪生产;鸡,则指鸡蛋价格及其生产。如此界定之后,我们不妨问一问——
猪该向鸡学什么?
李恕佳肖双胜  

先来看看有关鸡的市场情况。
有人说:“今日蛋价无新闻”,这话不假。在采访中,每每问起当前市民对哪种副食品的价格最满意,得到的回答无不是:鸡蛋。据河北省贸易厅介绍,自1985年河北省放开鸡蛋价格以来,蛋价一直保持着平稳的走势。即使在目前多种主要副食品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蛋价依然在每公斤3.6元至4.5元之间跳着悠闲的“华尔兹”。
有关专家认为,蛋价所以多年保持平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生产持续、稳定发展,货源日益充足。据河北省贸易厅去年末统计,全省鸡存栏已达18227.4万只,鲜蛋产量88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23.44%和29.25%。另据河北省畜牧局介绍,自1988年以来,河北省先后新建、扩建了8个国有蛋鸡场,饲养蛋鸡135万只,年产鲜蛋1.7万吨左右,占市场需求总量的27%;同时,全省发展了354个规模养鸡场和4.35万个大的养鸡专业户,产蛋量已占全省蛋产品总量的37%,形成了稳定的蛋源。

下面看看有关猪的市场情况。
与鸡蛋相比,目前猪肉价格上涨过快。据河北省物价局统计,今年3月份全省猪肉(去骨统货)的集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4.33%。权威人士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货源紧张。据河北省商业厅典型调查推算,1993年全省生猪存栏比上年下降了3%。
河北省物价局曾对此作过专题调查:从1985年到1993年,全省生猪存栏9年间仅增加230.6万头,年均增长1.8%。可河北省不仅是生猪生产大省,而且是消费大省,这样的发展速度,显然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不相适应。在目前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肉少了,价格自然上扬。

回过头再让我们看看鸡的生产情况。
1985年鸡蛋价格放开后,河北农民在养鸡业发展中逐步摸索、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小规模,大群体”。这种与当前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模式,一改过去传统的小生产式的饲养方法,使广大农民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
小规模,也可以称为适度规模,一般一户养一两千只鸡,在自己家里或废弃地上建鸡舍,这在农村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农民可以不贷款或少贷款,不占耕地建厂房,不用雇工,不误农时。
由一户或数户搞规模饲养,从而带起一个村或一个乡镇,甚至辐射几个乡镇,可以形成养殖生产比较集中的区域,形成群体。这样,就便于组织周密的配套服务。
这种模式在石家庄市近郊各县市得到了普遍推广。“养鸡状元村”——藁城市黄庄村,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范例。1985年,这村农民李小利养蛋鸡1000只,收入1.8万元,震动了全村。于是,全村农户纷纷养起了蛋鸡。经过七八年的发展,村里养鸡500只以上的户已达860多户,占全村总户数一半以上。目前,全村鸡只存栏130多万只,日产鲜蛋40多吨。1993年全村养鸡收入1200万元,户均7000多元。随着养鸡业的发展,村里围绕养鸡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先后建立饲料厂18个、骨粉厂3个、饲料经销点50多个,并且兴起了禽蛋运销、禽病防治、鸡笼加工等产业。
“小规模、大群体”有效地解决了传统饲养中产量低、效益差、发展潜力有限的矛盾,使养鸡业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据调查,规模养殖成年鸡年均产蛋10公斤,比非规模养殖高40%。经济效益的提高,产品价格能伸能缩,使养殖户增强了对市场的应变和竞争能力。

在生产方面,猪的情形又如何呢?
据介绍,目前河北省散养生猪的比重占全省总存栏的80%以上。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千家万户散养的小生产方式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是制约全省生猪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猪购销价格的放开,农民养猪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加大:市场价格高了就多养,低了又纷纷宰杀公母猪或将生猪提前出栏,进而导致生猪市场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据河北省物价局介绍,1993年上半年受某些因素影响,生猪价格一降再降,最低时全省生猪平均售价为每500克1.41元,个别地方只有1.10元,接近或低于养猪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农民纷纷宰杀公母猪或提前出栏,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空圈”。而到了下半年,特别是进入第四季度后,由于育肥猪减少,需求增加,生猪价格又大幅度上扬,年末全省平均每500克2.38元,个别地区高达2.80元以上。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市场放开后尽管国家要求在“八五”期间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优惠政策不要取消,但实际上并未得到落实。一些地方忽视对生猪生产的扶持,服务严重滞后,致使生猪生产产前缺乏市场预测,产中缺乏技术指导,产后储存、运输能力不足,极大地制约了生猪生产的发展。
河北省贸易厅王义丰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养殖女状元”的张桂荣转产搞服装加工了。这位正定县蟠桃村的中年妇女,在1993年金秋收获的季节里,含泪忍痛卖掉了家中400头猪,50个整齐划一的猪圈里,只剩下了3头猪。是啥原因迫使张桂荣放弃了曾让她发家致富的养猪业呢?张桂荣的回答让人听了心酸:“还喂啥猪哇,饲料贵得出奇。春季那栏猪白喂了,还不够功夫钱。前些年俺心气高,累死也高兴,这会儿是啥滋味?”
采访中,通过上述猪与鸡的对比,我们与有关部门和专家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体会:丰富“菜篮子”,猪肉产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稳定猪肉价格,发展生产、搞好服务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既然我们在发展养鸡、稳定蛋价方面有诸多成功之处,那么,在发展生猪生产中是不是可以有所借鉴呢?
(河北日报供稿)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乡村干部一席谈

  当乡长实在太难了
编者按:这位乡长来信倾诉的肺腑之言,虽然不一定全都正确,但很实在。想必很多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同样的酸甜苦辣。乡村干部是国家基层政权的梁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到农民群众中去,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这就是群众常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基层干部的困难往往了解不够。确有极少数基层干部很不像话,吃喝玩乐、横行乡里,但大多数干部是任劳任怨地为群众服务的,即使有些事情群众有意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要具体分析。究竟怎样当好农村基层的干部?干部怎样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上级机关怎样为下级多解难题少找麻烦?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信谈谈自己的感想。
                 
我年轻、精力旺盛,读完高中参加工作,就和农民、农村工作打交道,平时,总是在为父老乡亲设身处地地想,比如提留款,我们乡比相邻乡每人每年少十几元。我晓得农民的艰难。
去年夏天,有件事情把我教育得三天三夜睡不着。我带队到村子里去,走进一户,照例地讲政策、宣传法规,话还没有落地,女主人——一位30多岁的农村妇女从屋里冲出来:“哦,你就是乡长呗!你来得好,我问一下你这些官,一年到头来催粮催款,我屋老汉在床上病了四五十天了,买包药都没得钱,你们晓不晓得?一天就是来收钱、钱、钱,要不要命嘛?”
这些话原汤原汁,除省略了好些骂人的话,我没有改它。
那女人哭了,说实在的,我心头也难过,回头一想,她的话不是没得道理,中央一直要求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我也一直要求自己和农民交朋友,可是,农民需要我们干部的时候,我们又下来了几回?是我们自己不来吗?不是,上头来人太多啦,必须要应付。我翻了一下笔记本,有一个月,我有21天在开会、在汇报、在迎接检查……该不该遭骂?
现在有好多事情,说得轻巧,做起来难得很。从去年开始,这乡长更加难了,不是说减轻农民负担吗?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广播整天吼。实在说,负担该减,但我们乡本来就没超过上年纯收入的5%,群众逼得紧,哪怕你周身上下长起嘴巴也说不清。过了一个月,县上的、区上的抽样调查、督察队一个个的来了,一来就是一两桌,坐下要吃的要喝的,这不都是农民负担吗?有段时间,我们只有躲。
现时农村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副产品卖不脱,价格老上不去,我们乡是全国有名的黄桃之乡,可是,一宣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好多部门都不管了,上头来的人训乡干部,乡干部学着训农民:“现在是市场经济啦!要更新观念呀!要各人去闯呀!”说了就完了,黄桃还是卖不出去,报纸上叫“黄桃告急”,结果倒霉的还是农民。
乡长这官实在难当。市、县、区条条块块衙门多、菩萨多,谁来了都会指手画脚,喝了酒开起车跑了。4月份,有天全体乡干部集体去搞公益活动,偏偏上头来了几个人,要我们陪着去搞调查研究,说是县上安排的。我说人手少,请他们自己去调查,几个人竟大闹乡政府,骂着离去。
在民众眼里,乡长是个官,可是在干部编制里,这根本是无级无别的差使。而且,乡长们的家庭、家属,大都在农村。农忙帮不到忙,子女教育不好,搞公事得罪了人,老婆哭、家人怨,弄得鸡犬不宁。为民众办实事,说起来痛快得很,可是落实得不多,条件受限制呀!只有当自己的经济计划、试验示范片、“三高”农业典型等让农民尝到点甜头时,看到农民脸上有点光的时候,自己也才稍稍高兴一下子。
(四川省潼南县伊人)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保全苗争早发攻单产
江西棉花生产开局喜人
江西的棉花产量在3年中由110万担猛增到312万担,由棉花调入省变为调出省,今年棉花生产的开局又不错。这一消息确实令人鼓舞。
江西棉花生产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良好态势,当然与他们尽心尽力地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认清省情、看准市场,发挥自身优势,把棉花生产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措施去抓。这样,就能常抓不懈,上下齐心,抓出成效。
开局喜人,还要再接再厉。相信各地的干部和农民能够抓好今年棉花生产的中后期管理,夺得今年棉花的好收成。     ——编者
              
本报讯棉花产量增长幅度连续3年名列全国前茅的江西省,今年棉花生产开局喜人。至5月25日,全省胜利完成移栽任务,比往年提早近10天。由于早管、精管、细管,一些移栽早的棉苗已度过缓苗期,棉苗健壮舒展。
近年来,江西省把棉花生产当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保障社会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作紧紧抓住不放,使江西棉花生产实现了“三年三大步,一步一台阶”。产量由1991年110万担猛增到312万担。在全国棉花生产出现大滑坡的1993年,江西棉花总产仍实现了比上年增加5.3%,增幅为全国第一,由棉花调入省变为调出省,连续三年每年向外省调出优质皮棉100万担以上。
今年,江西抓住棉花市场走俏,价格大幅度上扬的机遇,乘势而上,决定继续扩种25万亩。提出了“种足260万亩,确保400万担”新目标。(方宜文)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随笔

  棉铃虫肆虐的警示
潘承凡
在我国主要产棉区,如今,小小的棉铃虫,让农民谈之色变。
在人们记忆中,棉铃虫过去虽然有,但并不那么厉害,也没那么多。去年和前年,棉铃虫突然特大暴发,两年中吃掉1140万担棉花,其危害程度可见一斑。
过去,农民没把棉铃虫当回事,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灵丹妙药,虫一出现,一打药就完了。可现在药不灵了。据说,是因为没有节制地、单一地使用菊脂类一种类型农药,棉铃虫产生了极强的抗药性。莫说伪劣农药,就算真农药,面对棉铃虫的成虫,如今也奈何不得。
棉铃虫肆虐,原因很多,但有关专家认为,说到底还是怪我们自己。这些年来,大力推广小麦高产品种,小麦增收了,但成熟期比过去晚了10天。恰恰在这10天之内,越冬的棉铃虫获得了在小麦中繁殖发育的机会。再者,为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增加总产量,各地都种植了成熟期较晚的夏播棉,于是最后一代棉铃虫得到了过去不敢奢望的美味佳肴,吃饱肚子钻入土里,以待来年卷土重来。我们一边为棉铃虫提供着充分的生长条件,一边滥用特效农药,棉铃虫焉能不一代多过一代?
中国有句古话:未雨绸缪。我们眼下所掌握的科技水平完全可以预测前面提到的可怕后果,关键在提前采取措施。诸如小麦成熟期延长、夏季棉成熟期较晚问题,只有联系起来统盘解决,农业的增产措施才能真正稳妥可靠。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一样,它按照自然节律生产农产品,无论是收获硕果还是收获恶果,过程都比较缓慢。反之,一旦恶果产生,要消除它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在农业生产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更应坚持科学态度,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及早动手,避免恶果,硕果才能愈加累千盈万。否则,今天是棉铃虫,难说明天还会不会有别样的麻烦出来。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乡情实话

  “农民个体”说扶持
本报记者李而亮
马长俊,44岁,河南新乡市郊区牧野乡丰乐里村农民。他的父亲马学忠饲养奶牛十多年,带出了个奶牛专业村。到了他这一辈,除了继续饲养奶牛外,兄弟四人于1992年兴办了一个乳制品厂,现日产1吨消毒软包装鲜奶供应新乡市民。马长俊为自己开办的企业定了个性质,叫“农民个体”。
记者:这个名称听起来很新鲜,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马长俊: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兄弟几个搞的,农民都称我们是个体户,而政府和城市个体工商户认为我们是农民,两头挂不上,就自己瞎取了这么个称呼。
记者:你这个“农民个体”是怎么搞起来的?
马长俊: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们村养奶牛已有好多年,最多时达600多头。前几年由于城市牛奶需求量上升,饲料涨价,一些村民就往奶里加水加杂,坏了信誉。奶卖不出去,许多村民就把奶牛杀了。我家是养牛大户,父亲又是养牛老模范,一直饲养着40多头奶牛,不愿意就这样毁了。但近年加工鲜奶的市食品厂又经营不善,老拖欠奶款。我们就想,为啥不能自己加工呢?开始我们并不是打算办个体的,可许多村民对此没有信心,不愿干,我们兄弟几个只好自己干起来了。
记者:干个体和干集体是不是待遇不一样?
马长俊:话不能这么说。说良心话,各方面对我们办厂是够支持的了。从开始立项到投产,政府部门无论是办手续、贷款,还是买设备、设销售点,都是一路绿灯。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亲自来过问办厂情况,帮助解决具体困难,鼓励我们一定要办好。区、乡主要领导也多次来和我们一起探讨项目,解决问题,还帮助我们到啤酒厂联系啤酒渣,作为养牛饲料。市副食品办公室领导给我们出介绍信,联系销售点。区畜牧局局长四次到这里来,关心办厂的进度。可以说,我们的加工厂今天这样红火,离不开各级领导和方方面面的帮助。
记者:那你这个“农民个体”心里还有啥不踏实的呢?
马长俊:现在主要在发展上遇到了问题。新乡市60万人口,只有我们这一个乳制品加工厂,日产量只能供应4000个用户,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已经规划好了,准备今年把加工能力提高到5万吨,与此配套建一个饲养500头牛的现代化奶牛场。然后以此为龙头,把全村的养牛业再带动起来,形成“企业+农户”的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跑了十多个城市考察项目和设备,联系良种奶牛,还专门把大儿子送到日本学习现代化奶牛饲养技术。现在可以说万事俱备,就是在资金和用地上卡了壳。
记者:具体怎么卡壳了?
马长俊:上这个项目,需要50亩地和100万元的资金。我们是农民,土地应该好解决。可村里说:土地是集体的,你们是个体企业,哪能把这么多土地征给个人用?除非你们把企业归集体办。我们去贷款也遇到了难题。工商银行说,你们是农村的项目,应该到农行贷款。到了农行,他们认为,我这是个体企业,贷款数额又这么大,农行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我们想找合资,可现在连个厂房、办公室都没有,人家咋会看得上呢?资金、土地不落实,我们现在是光憋着劲使不上。
记者:你们希望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马长俊: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前连着几十万市民的“奶瓶子”,后连着几百农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我们只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像扶持寻找致富门路时一样,在上规模、上水平方面再助一把劲,而不要以个体“暴发户”看待我们的发展。这样的话,事情可能就好办得多。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鸟儿叫财神到
云梦引导农民发鸟财
本报讯“鸟儿叫,财神到”,这是时下湖北省云梦县流传的新谚语。如今走进云梦县,就像置身于鸟的王国,庄前屋后,到处是鸟。至今年4月,该县农民共饲养繁殖鸟42万对,年产仔鸟360万对。从事养鸟业的农民劳力达2万多人,鸟业年产值达5100多万元,纯收入3100万元,占农民年总收入的25%。
云梦县为三楚腹地,自古就有爱鸟护鸟的遗风。两千多年前云梦先人养鸟、爱鸟的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得到再现:目前云梦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鸟基地县。由县政府投资250万元,占地31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的珍珠坡鸟市场已于去年11月开业,现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商品鸟集散地。
云梦县养鸟业始于1977年,当时只是少数农民自养自赏自得其乐。真正把鸟当作商品引进市场,则是近几年的事。为支持养鸟业,县里成立了鸟业发展总公司,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县科协成立养鸟协会,为农民提供种鸟、鸟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方面的服务。县工商、供销、交通、林业、畜牧等部门同心协力制定优惠措施,鼓励农民从事养鸟、卖鸟、鸟笼加工、鸟饲料和鸟药供应等。这些得力的措施使全县农民养鸟由自发养殖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方向发展;由兼业养殖到专业养殖方向发展;由低档鸟向高档鸟方向发展;由城郊养殖到全县12个乡镇200多个村遍地开花,商品鸟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和国外。(杨欣波)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西藏全力围歼农田病虫害
据新华社拉萨六月十二日电(记者宁世群)西藏高原农区的广大农民全力以赴投入防治农田病虫害的斗争。
西藏今年入春以来气温偏高,干旱少雨,造成农田病虫害出现早,发生面大,危害程度重。现在,自治区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正采取防治措施,加强预测预报,控制病虫害密度的扩展蔓延。经过近段时期的群防群治,西藏的春季农田病虫害已基本得到控制。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徐闻县巧避天灾兴农业
据新华社广州六月十二日电(记者赵维、通讯员潘启建)地处广东雷州半岛、自然灾害频仍的徐闻县,近几年实施了避开干旱台风,开发耐旱、反季节农业的战略,现已收到明显成效。
近几年,徐闻在雨量较丰沛地区建起了十五万亩双季水稻保水高产田,保障粮食生产,在其它地块则因地制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经济作物。全县已种植了五万亩特别喜旱的芒果,今年有五千六百亩挂果,每亩纯收入超过五千元;种植的近十万亩菠萝,可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收割,现产量已达六万吨;数万亩反季节香蕉每年五月种下,避过台风后生长,次年春淡季节收获。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汉沽农渔业呈基地化规模化格局
本报讯天津市汉沽区农渔业打破旧的格局,向基地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到目前,已建成了年产一千五百万公斤果品,一千四百万公斤水产品,三千六百万公斤蔬菜,四百五十万公斤鲜蛋等生产基地,实现了生产、加工、冷藏、销售一条龙。(刘润来韩以发)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山东莱芜市细胞组培中心是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一支尖兵,近年来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图为该中心培育的脱毒地瓜与普通地瓜的比较。段熙曾摄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浙江省萧山市青年农民施生根今年将售粮十八万公斤,成为全省有名的售粮大户。施生根建立家庭农场,创业至今已承包土地一千七百多亩,被誉为“江南种粮状元”。新华社记者沈楚白摄(传真照片)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乌泥村在“祖山”上建新居
本报讯湖南永兴县碧塘乡乌泥村农民,为不毁一分耕地,在被人们视为神圣之地不能动土的“祖山”上建新村,大胆地从祖先的“祭堂”上走过。
笔者最近在乌泥村看到,村里那座专葬邓氏故人的“祖山”上,一排排房屋错落有致。目前,全村已有36户,在“祖山”上移坟上百座,建房152间,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
在湘南农村,许多地方都有专葬宗族故人的“祖山”。乌泥村这座“祖山”占地50亩,葬坟800多座,已有400年历史。80年代初,该村人均耕地不足0.7亩,为了保住这点“命根子”,不少农民几代人挤居在一起。1983年,村民邓永华率先提出在“祖山”动土。他的儿女已到了谈婚论嫁之时,一家7口却居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消息一传出,村里一片咒骂声。村党支部却从中看到了解决村民住房难的希望,批准邓永华建房的要求,邓永华建新居后,两个孩子相继结婚且生了个胖小子。看到这些,村里人大胆跟进。建房者将祖坟迁移到房屋旁边的空隙地里,垒上个空冢,后人仍能表达对先人的怀念。
自80年代后,乌泥村人没有占用一分耕地建房。到1993年,全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6.6平方米,亩产粮食保持在850公斤左右。近几年,乌泥村喜事不断,“祖山”上通了水通了电,有7家娶了媳妇。
(李志林何光杰湖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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