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丹心青史书奉献
——深切悼念颜金生同志
廖汉生余秋里黄新廷杨秀山
金生同志久病，前些日子，我们相继到医院探视，希望他早日康复，对他的溘然离去，我们这些长期与金生同志共同战斗、共同生活过的老战友老同事都感到十分惋惜和悲痛。
金生同志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前只上过３年私塾，没有什么文化底子。但是，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却非常重视学习，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养成了勤奋求知、好学不倦、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从而很快从一名基层政治干部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他的才识和工作水平，他那种注重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的精神，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一）
颜金生同志１９１８年４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和欺凌，促使他１２岁就参加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１９３２年３月，他还不满１４岁便毅然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他不仅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而且开始注意在实践中学习和积累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际工作中不断增长自己的才智。一次，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到部队检查工作途中突遭敌人的偷袭，在紧急关头，正是任副指导员的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带领全连与敌人巧妙周旋，才使军团领导和随行人员及时摆脱了险境。由于他很善于学习，工作中点子又多，因而很快被调到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任青年干事，担起组织全军团青年工作的担子。他虽然人很年轻，但好学、聪明，虚心向同志们请教，注意摸索和总结工作规律，因而许多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抗日战争期间，颜金生同志先后任１２０师３５８旅７１６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在部队深入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方方面面的工作异常繁忙之余，他也从未间断过自己的学习。他能随遇而学，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学，孜孜以求，从不满足。那时，部队的学习材料很少，但凡是能找到、对部队思想教育有参考作用的书或材料，他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他随身携带的一本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不知看了多少遍，以至有的页码都翻掉了。他当政治处主任，每逢“五一”、“五四”、“八一”等纪念日，而部队又有时间进行教育时，他都提前把营、连政治干部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解这些纪念日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以及对部队教育的重点和意义，使很多同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干部都十分佩服。
全国解放后，颜金生同志于１９５２年调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为了尽快熟悉和掌握炮兵射击原理和技术，凭着只读过３年私塾的文化基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居然学完了全部小学、初中和部分高中的数学课程，很快变成内行。?（二）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颜金生同志强烈地意识到知识的价值。他重视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更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指导革命斗争，指导部队各项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他入伍后，从当团宣传员起，历任连、团、师、军、军区、总部各级政治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深知，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传统，是加强基层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他平时很少蹲在机关，一有时间就直接深入到连队，与战士们谈心，及时了解情况，指导和帮助基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善于抓典型，用典型推动工作，是颜金生同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抗战时期，他任７１６团政治处主任就开始重视这一工作。无论是训练的典型，作战的典型，生产劳动的典型，还是做好转化后进战士思想工作的典型，不管事情大小，他都注意去发现、总结和培养，以此促进部队建设。
１９４７年冬，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普遍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当时在独一旅任副政委的颜金生同志，根据野战军、第一纵队党委的统一部署和３５８旅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在７１４团总结的基本经验，带领工作组直接深入到所属部队的６个连队，与战士们一起座谈讨论，共同研究问题，指导典型引路，从而使教育搞得生动活泼，深入人心，成效明显。他与旅政治部的同志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总结》的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４年，颜金生同志在任军政委期间，继续以很大的精力抓了一些老典型单位的培养、提高工作。他所在部队某团六连，是解放战争中我西北野战军３５８旅攻打敌瓦子街战役中涌现的“硬骨头”连队，曾出过刘四虎等多名全国战斗英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连队的成长浸透着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一大批我军著名将领的心血。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使这个老典型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荣誉，他经常深入到六连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亲自为连队授课讲传统，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一次，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同志下部队检查工作，恰巧碰到在六连已蹲点半个月的颜金生同志。杨秀山同志看到他脸色很憔悴，就关切地问：“老吃连队伙食，你身体抗得住吧？”他笑着回答：“没事儿，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在他同军里其他领导以及各级的共同帮助和精心培育下，六连的军事训练、思想工作和敢打敢拚永争上游的战斗作风，在保持发扬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高，１９６４年被国防部正式命名为“硬骨头六连”。
（三）
颜金生同志不仅一生酷爱学习，而且特别尊重、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广交知识分子朋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至今使许多同志难以忘怀。
这里想起一件往事。１９４１年他在７１６团当副政委，当时政治处教育股有一位学生干部到一营了解情况，发现了一些倾向性问题并向团领导作了汇报。事后，当这位同志再到一营时，工农出身的该营教导员当面讲了不少难听的话。颜金生同志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和团的主要领导商定并召开全团干部会议，对一营教导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宣讲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道理，使大家深受教育。打这以后，全团干部无论是工农出身的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注意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内部关系一直很融洽。
１９６５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亲自点名选调已是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颜金生同志，到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后，他凭着坚强的党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力争保护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后来，他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被非法关押了两年多。他在文化部尽管只待了４年多时间，但他交了许多知识分子朋友，２０多年来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专家、学者说：“跟老颜这样的领导干部打交道，有什么说什么，心里踏实！”（四）
颜金生同志身为高级干部却从不居功自傲，一向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生活节俭，粗茶淡饭，最反感别人给他送礼或用公款大吃大喝。他下部队检查工作，凡是超标准招待的一律“罢吃”。他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委纪委副书记期间，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有时看到一些干部犯错误的案例，会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颜金生同志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极其严格。他经常对孩子们讲，遇事要依靠组织，不要依赖父母，要自强自立，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多为党和人民做贡献。他从不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他有一个儿子和其对象在北京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在国务院文化系统工作，女方分配到外地，结婚后两地分居多年，尽管他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并有很多老熟人，但从未在孩子事情上讲过一句话。他的６个孩子结婚，他没有给过他们钱，而当他得知家乡办教育经费困难时，却无私地把平时省吃俭用、长期积攒下的１万元钱捐献给家乡小
学，为发展教育事业尽了一个老战士的最后一点心意。
颜金生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却给人以无尽的思念和回忆。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缅怀沈其震同志
陈丕显
沈其震同志是我在新四军时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是医学博士、著名医学家，又是有儒者风度的质朴的普通战士。
去年５月，在新四军卫生工作者的一次聚会上，沈其震同志接受了会议组织者献给他的鲜花，满怀激情地致了答词。当时，他虽年已古稀，然仍思路敏捷，精力充沛。我坐在他身旁，为他赢得大家的尊敬而高兴。孰料一个月之后，他在赴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视察工作时，猝然而逝。噩耗传来，使我不胜悲痛。
抗战初期，我和沈其震同志相识于南昌。当时，他正根据周恩来、叶挺同志的指示，忙于新四军军医处的组建工作。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工作，同他常见面，常促膝谈心，遂成知交。１９３８年４月上旬，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至安徽歙县的岩寺，６月中旬进驻泾县的云岭。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也于１９３９年初从南昌迁至云岭附近的丁家山。我们两人别后重逢，格外欣喜。那时沈其震同志领导的军医处，已在云岭南堡村和邻近的太平县小河口，分别建立了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医院建在祠堂和茅舍里，虽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然管理严格，环境整洁。我到军医处看望沈其震同志，他引我参观了医院。我在病房里看到医护人员用竹筒做的花瓶，插上野外采来的山花，宛如一股暖流扑面而来，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医院出色的开创性的工作，获得了伤病员和当地群众的好评，受到了周恩来同志和中外人士的赞扬。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曾撰文盛赞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感叹“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
沈其震同志永不满足，执著追求，是他一贯的品格。他不避艰险，一次又一次地到上海、香港等地，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动员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务工作者参加新四军，募集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持解放区。宋庆龄先生曾３次接见他，交托他把一些手术器械和“白浪多息尔”（即磺胺的前身）等紧缺药品转赠给新四军。嗣后，新四军军医处按红军建制改为军卫生部，由沈其震同志担任部长。他不负重托，更加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一面继续动员一批医学教授、专家到抗日根据地；一面派人到上海学习疫苗制作技术，并提出了立足自己培养医药卫生干部的计划，创办了华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医师和护士。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同志，曾亲切地对沈其震同志说：“我早就知道你。１９３１年起，你就为党工作。你翻译的那本《苏联五年计划概论》，我读过。你在新四军的情况，陈毅军长告诉了我。正当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最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并把医药物资带回来，你为革命做了好事。”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即将赴延安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说，中央对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中央急需像沈其震这样的医学专家，去加强卫生工作的建设。就这样，沈其震同志随刘少奇同志去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并当选为全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时，他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学顾问。建国以后，他长期从事卫生行政领导工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创建，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沈其震同志知识渊博，学术造诣很深。他精通英、德、日３国语言，翻译了一批医学研究和医学管理的文章与著作，曾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他不仅精于医道，而且有深厚的诗词和书法修养，工作之余常有佳作抒发革命情操。在苏北阜宁时，他与陈毅军长交换过诗作，陈毅同志曾夸奖他是“才子”。他经常与郭沫若、李一氓等同志作诗唱和，他的客厅里至今还悬挂着郭沫若同志书赠的诗词条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坐了７年冤狱，吟作了３００多首诗词，抒发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情操和坚定信念。他文章也写得好。宋庆龄主席去世后，他以《许国以身长画卷》为题著文悼念，亲切感人，催人泪下。他温文尔雅，坦率真诚，善于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在革命时期，他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引导他们走上革命之路；建国之后，又从国外吸引了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协助党组织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长期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认真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沈其震同志外柔内刚，矢志不移，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新四军处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出于从内部瓦解新四军的险恶用心，向新四军军部发出聘请沈其震为第三战区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的委任状。沈其震同志见到后十分气愤，当即撕得粉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批斗追逼，他仍坚持尊重事实，维护真理，严格保守党和国家机密。
沈其震同志从一个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成为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他出生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叔祖父沈荩，因揭露清政府与沙俄密谈丧权辱国条约而英勇就义。父亲沈明彝是同盟会会员，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事业。沈其震同志从小就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他在湖南长沙读中学时，积极参加了驱逐张敬尧军阀的运动。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了，他起草和散发抗议书，英勇地投入了反帝斗争。随后，他偕同一批同学到达正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他参加了支持北伐军讨伐军阀孙传芳的行动。大革命失败后，沈其震同志负笈东瀛，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沈其震同志回到祖国，进入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参与发起组织国际文化学会，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１９３４年他到天津开设诊所，以诊所掩护我党地下工作。１９３７年党组织紧急通知他撤离天津，到上海转往汉口，经叶挺同志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的革命熔炉里，他进一步经受了考验，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沈其震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思念和尊敬。我相信，他将和成千上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无私奉献的先辈们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响堂寺的福音
孙万宝
１９５９年６月３日这天上午，蒙蒙细雨把山河洗刷一新，邯郸南响堂寺更显得清静幽雅。中午１２时许，一队小轿车在细雨中缓缓地驶近南响堂寺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视察宿凤焦厂后，路经南响堂寺，要看一看这座始建于北齐的石窟艺术明珠。
响堂寺距今已有１４００多年的历史。这座古寺不仅以石窟中千姿百态的雕刻石佛久闻于世，而且也以古老的园林建筑艺术扬名天下。人们常以“依山傍水滏河湾，响堂古寺立山间；石窟千佛留盛世，鸟语花香树含烟”的诗句赞美它。总理对响堂寺十分感兴趣。他老人家兴致勃勃地登上响堂寺，在寺院东门外的摩崖浮雕大空佛前停住步，高兴地观看了浮雕和说明牌。步入寺院，总理又详细阅读了南响堂寺简介。当他从简介中看到汉奸伪县长李聘三盗窃文物和毁坏石窟雕像的罪证时，气愤地说：“李聘三这个祸国殃民的败家子！”
当时，在南响堂寺的正门上挂着一块“破除迷信”的牌子，总理看后说：“文物保管所，挂破除迷信牌，太不够意思！”一语道出了当地群众和文物工作者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很快，那块牌子就消失了。响堂寺后院挂着邯郸市文物分布图和峰峰矿区文物分布图。总理看后对周围的同志赞扬说：“这个地区的文物相当多。”又问：“到北响堂寺有多远？”陪同的同志说：“有３５里路。”总理用手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说：这里离北响堂寺３５里路，离宿凤１５里……但从地图上看，这里距宿凤和北响堂寺远近差不多呀。决没有３５里路，要么是地图画得不准。周围的同志都被总理那种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动了。
说笑中，总理信步来到第一窟华严洞。他在正龛内本尊释迦雕像前问文物保管所长：“这是什么年代开凿的？”所长回答：“北齐。”随行的同志接话说：“这里有经文。”当他看到石刻上的裂纹和用泥补修的石佛像时，连连摇头说：“真丑死了，真愧煞了。”他深为这些珍贵文物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风格而惋惜。周总理非常欣赏窟内门楣上雕有洗澡、擦背、游泳等人物的佛经故事图。看完第一洞，周总理拍着残缺的石佛说：这也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在第二层第五窟释迦洞，周总理连连称赞洞顶飞天的艺术很美，很讲究。这时，文物保管所长说：“第七窟飞天完整。”随即，周总理到第七窟千佛洞参观。周总理看了洞顶飞天说：“挂这层颜色就不好了。”石刻原没有颜色，后世人加了彩，就破坏了原来的艺术风格。总理看了本尊释迦的胁待菩萨石像说：“这是真的，石质很好。”总理用手摸着石佛说：“你们看这手、站姿和曲线都很美，很像印度手法。”并让摄影记者在这里为他留影。
周总理看了一下手表说：用了３５分钟参观石窟，时间正合适。当走到大殿“槐抱柏”树下时，总理详细询问了树的生长情况，并问：“这树１０００多年了，可靠吗？生命力很强，是不是每年发新芽？”随行陪同人员说：“千年松，万年柏，顶不住老槐歇一歇。”总理说：“看来你们对这棵树还有点研究。”
按照平时人们参观的惯例，谈论完槐抱柏，就意味着与古响堂寺告别，要下山了。但总理没有向寺门口走去，而是在离槐抱柏不远的一棵树前停下了。总理指着那棵树问：“这是棵什么树？”周围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到总理的问话上。只见总理所指的那棵树，枝叶繁茂，树干挺拔，茁茁向上，就像是守卫在古寺响堂的忠实的卫兵。随行人员谁也答不上这树名。
总理见大家不语，便风趣地说：“那就是无名树吧！”
多少朝代，游人从这里经过，都对槐抱柏谈论不休，留言题诗，有谁注意到距槐抱柏咫尺之远的无名树呢！对无名树的重视正是体现了总理对祖国一草一木的热爱。
春去秋来，３５年过去了，总理参观响堂寺时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是那样地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