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西进：鲁冠球选择风险
本报记者高海浩新华社记者吴小波
农民企业家鲁冠球时下又成了新闻人物。
不久前，这位杭州万向集团总经理连获殊荣：“全国十大杰出职工”和中国经济实业界“创业骄子”。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宣布：万向集团决定向中国西部地区投资１亿元，实施充满风险的“西进计划”。
鲁冠球的“西进”立即引起人们关注。赞赏者有之，不解者也有之，更多的则是担心：
“这１亿元哪里不好投，干嘛看中边远的西部，会不会搞砸了？”
日前，记者走访这位农民企业家，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西部农民不富，必将影响东部发展”
在许多朋友和同行看来，鲁冠球“突然”关注西部，实出意外。而鲁冠球说：“这绝不是心血来潮。”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议论民工潮，民工潮为什么会出现？”言及此话题，鲁冠球显然已有一番思考。他认为，民工潮的出现，是因为西部经济尚不发达。作为西部农民，他们想尽快致富，必然要到经济发达地区寻找机会。
“我年轻时，也十分向往城市生活。两次进城做工，都因为政策变化又回到了农村。”这位年过五十的农民企业家谈及自己的经历记忆犹新：“第二次从城里回到农村后，我终于悟出了一条，农民要富裕，不能依赖城市，只有靠农民自己。”
从几个人的铁匠铺起步，鲁冠球以坚韧不拔的创业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他领导的万向集团已发展成为国家大型企业，总资产高达８亿元，跻身全国企业经济效益５００强。今年初，万向集团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成为全国乡镇企业最早上市的公司。“现在，许多城里人纷纷到我们农村来打工。”鲁冠球笑着说。
“西部经济要上去，不仅仅是西部的事。从民工潮给东部发达地区带来的人口拥挤、社会秩序、交通负重等许多矛盾可以看到，西部经济不上去，必将影响东部经济。西部农民不富，必将拖累东部发展。”
鲁冠球至今还记得，８０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考察沿海地区，曾与他彻夜长谈，话题是发达的东部和不发达的西部如何联合。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聘请他当理事，鲁冠球欣然接受。他觉得，作为东部农民企业家，他的事业注定将与西部的开发连在一起。
“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就在乡镇企业。而民工潮的出现，恰恰证明西部已有许多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这是农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鲁冠球说，他的“西进计划”就是与西部乡镇企业结合，投入１个亿的资金，兼并、合资、收购、联合一批西部的骨干乡镇企业，开发新产业。
“这１个亿对整个西部开发来说，也许微不足道。”鲁冠球说：“我的愿望是，它能成为‘星星之火’，１个亿带活几个亿。对此我充满信心，因为农民之间最能沟通。”
“西进，不是扶贫，而是机遇”
在“西进计划”的论证会上，有人对鲁冠球说：“如果要扶贫，送几辆汽车，捐几万资金，已是很大支持，干嘛要冒风险？”也有人提醒鲁冠球：以前，扶持西部搞了不少项目，较少有成功的。
鲁冠球却别有思路：“这次万向集团西进，不是政府动员去扶贫，而是企业自主选择。我是一个企业家，没有资格去施舍，我是去办企业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企业家看好中国，大量外资涌入？人家看中的是１２亿人的大市场，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从东部看西部，结论也是如此。”
鲁冠球看到，在过去的１０多年间，政策和地理的优势造就了东部地区的“凹地效应”，使许多东部企业创造了从无到有，从几万到几十亿的高速发展。现在，政策和地域优势正在消失，相反东部企业在激烈竞争中面临新的矛盾：包括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等，投资成本增加，平均获利机会减少，交通运输日益紧张。而东西部差距带来的产业和市场的梯级差，恰恰蕴藏着大量的发展机会。以东部企业的灵活机制和经济实力，去组合盘活西部成百上千亿的存量资产，或许这正是东部经济和企业第二次腾飞的“起跳板”。
他对属下一再强调，西进必须完全按市场的手段来实施。１亿元投资要公开招标择优寻找合作伙伴、开发项目，并设１０万元重奖，征集开发西部的良计妙策。
“企业家要为改革发展分忧”
鲁冠球“西进”的消息发布后，迅速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何载副会长专门赶来杭州与鲁冠球共商西部开发大计。
西部经济界的反响远远超出鲁冠球的预料。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他的桌上已堆起３００封西部来信，许多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赶来洽谈，几十篇开发西部的献策论文从全国各地寄来。
此时此刻，鲁冠球没有陶醉。反而感到压力日重。“西进计划”万一失败怎么办？许多朋友不断问他，他也不断问自己。
“改革总要有人去冒风险。从办厂第一天起，我就随时准备付出代价，作出牺牲。”鲁冠球冷静地回顾说：“从只有７个人的打铁铺，发展到万向节厂和今天的万向集团，这十几年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雨艰辛。就说搞股份制改造，从１９８４年就率先试点，几经曲折直到去年才达到规范化要求。因此，我们要理解改革的难处，更要为国家的改革大业分忧。”鲁冠球最后说：“我相信‘西进计划’能成功，这１亿元不会白投。”
熟悉鲁冠球的人都知道，他关注的已不是一厂一事的得失。近年来，他先后发表了８０多篇经济论文，此番又以自己的思考和“西进”行动来探索东西部经济互补的新路子。
鲁冠球又一次超越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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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人和为本
——访德化县委书记吴汉民
甘大孟
吴汉民，１９５０年出生，福建泉州人，大专文化程度。１９８７年９月，任泉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１９８９年８月，任晋江县委副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任德化县委书记。
从福建省计划委员会外资处调到闽中山区德化县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吴汉民做过许多调查研究，他说：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可以看到，福建第二高峰——戴云山主峰雄踞德化县境内，全县２２３２平方公里土地以山地为主，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盘山公路。从德化到泉州，１３０多公里路程，汽车要走五六个小时，交通设施的落后，制约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再看有利的一面：我县拥有丰富的森林、水电、矿产资源，加上蜚声中外的陶瓷业，构成了德化经济发展的“林、瓷、电、矿”四大资源优势。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兵家之道：天时地利人和。论天时，德化的改革开放政策跟别处没什么两样；论地利，德化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通讯设施落后，投资硬环境远不如沿海发达地区。如此看来，德化能挖掘的潜力重在人和上。
我们在全县提出了“团结、开拓、务实、奉献”的口号，持续深入开展“爱我瓷城”系列活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扬长避短，内联外引，促进德化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为了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我们在提高办事效率上力争比别的地方快些，在服务方面做得比别的地方好些。例如去年１１月３日，远离德化２３０多公里的一位福清籍客商派人到德化，洽谈合办养鳗场事宜，结果当天双方达成协议，一星期后就办妥了审批、征地手续，资金很快到位。如今这个投资１０００万元的养鳗场已形成规模经营，一年可创产值２０００多万元。德化人创出了自己引以自豪的“德化速度”。软环境的改善弥补了德化硬环境的不足，现在，德化县三资企业已发展到５０多家，总投资１．９亿元，合同利用外资２３８４万美元。年创产值３．２９亿元。
地利不足人和补，正是紧紧地依靠人和，全县上下团结一致，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改善脆弱的基础设施，去年开通了５０００门程控电话；龙门滩二级电站和自来水厂相继竣工投产；省道１０３线、３０５线改造工程进展迅速；“小县大城关”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仅有２９万人口的德化县，去年财政收入突破５０００万元大关，全县人均创汇１６０美元。
我体会，干事业离不开“人和”这两个字，说深一步，这实际上就是群众观念问题。改革开放大业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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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３３位妈妈与一个孤儿战士
周海鸿黄翊明
驻守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宁夏青铜峡市的兰州军区某“老虎团”四连战士郑周民，是一名孤儿战士。
小郑是陕西旬邑人。两岁时失去母亲，八岁时父亲又离他去世，在地方政府的照顾下长大。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参军到青铜峡某“老虎团”四连。
那年的一个星期天，青铜峡镇利民街居委会的四位老大娘像往常一样来到军营为战士们洗衣缝被。交谈中，他们了解到小郑的不幸身世。居委会副主任毛榴文便找来同伴蒋友姣、马玉英、孙风霞几位老妈妈组成一个特殊“妈妈服务队”，经常来到部队照顾小郑。使这位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战士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小郑永远忘不了的是入伍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天，４位老妈妈争先恐后来到部队要小郑去他们家过节。经部队首长批准，小郑来到毛妈妈家，面对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一句句体贴的话语，小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头扎在毛妈妈怀里失声痛哭。
一传十，十传百，４位老妈妈义务照顾一位孤儿战士的消息迅速传开了。一时间，青铜峡造纸厂、河东粮站、银行等单位的２９位中年妈妈纷纷找到部队，一时间，绿色军营又一次掀起了军民一家亲的波涛。
正当小郑以饱满的热情为部队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无情的病魔降临到他头上。他得了下丘脑多位性病变。部队及时将小郑送进军医院。听到小郑住院的消息，３３位妈妈心急如焚，她们先后来到离住地４０多公里的医院，除了给小郑送来各种营养品外，还帮他换洗衣服，安慰他好好养病，小郑面对妈妈们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小郑住院期间，３３位妈妈轮流照顾小郑，使他很快康复。
如今，３年半过去了，３３位妈妈对小郑的关心和照顾从未间断过。今年春节，３３位妈妈又来到四连与小郑共度春节。年初一早晨，妈妈们早早的就来到连队接小郑到自己家去吃饺子。３３位妈妈，３３双温暖的手，３３颗无私奉献的心，就像一团火焰，温暖着小郑的心。
（附图片）
郑周民（左二）和他的“妈妈”们。周海鸿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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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新闻
郑州：“轿的”大杀价
李而亮刘寅
５月１日，商城郑州大街上人流穿梭，车流如织。忽然，一个奇特的景观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５００多辆出租轿车结队从各主要街道缓缓驶过，汽车挡风玻璃和车顶上，醒目地张贴着“面的价”、“起步费６元，每公里１元”的广告。
郑州出租小轿车在劳动者的节日里，采取了统一降价大行动。
出租车中的“轿的”与“面的”竞价的现象，在其他大城市已早有所闻。可由“轿的”采取自发性大规模统一降价，并一次性降到与“面的”价格齐平，在全国尚属罕见。它立时成为近年因“商战”而出名的郑州市又一奇特经济现象。
“二虎相斗”，喜了乘客，亏了车主
由夏利、桑塔纳、拉达等车为主的郑州“轿的”，收费标准原为起价１０元，每车公里１．２０元至１．４０元。仅仅在半年前，车主还几次联合呼吁有关部门上调价格，如今为何突然自发杀价？
去冬今春，郑州一些部门和企业受北京“面的”吃香的启发，不约而同纷纷成立出租汽车公司，大量购进“面的”。据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介绍：目前，郑州的出租汽车公司已发展到７０多家，申请上市的“面的”总数６０００多辆，使街上奔跑的“面的”数量在短短几个月猛增了２０多倍。
“面的”的大量出现，立即给需求并不旺盛的郑州出租车市场燃起了激烈竞争的“烽火”。为了抢占市场，“面的”一开始就以热情的服务，适合于一般工薪阶层的价格和灵活的运营方式，吸引了大部分的乘客。而街上跑的“轿的”则常常放空。
轿车的成本比面包车高得多，联合降价也是孤注一掷。
５月１７日，记者坐上一辆夏利“轿的”，说起杀价之事，姓尚的车主直言不讳：“谁愿意降价？都是被逼出来的。”他过去每天拉２００来元轻轻松松，一个月除开各种费用，可赚个１５００元左右。可年后每天能拉５０元就不容易，仅仅够交费用。
“轿的”的降价，给“面的”带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记者近日乘坐“面的”，司机小李认为：“轿的”降价，虽还没有拉跑多少乘客，但提高了乘客的期望值，“面的”失去了价格的优势，因此在服务上更得加倍“小心”。
无疑，在这场“龙虎斗”中，得利的首先是广大乘客。因此，郑州街头“打的”的人越来越多。据抽样调查，目前工薪阶层用于出租车消费已占收入的１０％。在红白喜事中，出现了列队租用出租汽车的景象。
“轿的”杀价，输掉的不仅仅是差价损失
２０多天过去了，“轿的”的联合降价行动虽使营运有所好转，可远没有实现他们追求的目标。尽管“轿的”在车子最醒目的地方打着“面的价”，许多乘客依然选择“面的”。
这种反常现象令“轿的”的车主们大为不解，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过去的声誉太差了，乘客是向我们讨还欠债呢。”这次统一降价的主要牵头人、出租车司机马金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苦地道破了“轿的”面临的最大危机。
提起郑州出租车过去的声誉，许多人记忆犹新：一些司机从不打计时器，漫天要价，乘客出了钱还惹一肚子气。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整顿，新闻单位也没少曝光，但总是管一段，好一阵。风头一过，依然故我。
一位省直机关的干部说：我现在愿意打“面的”，不在乎价钱便宜，主要是希望坐个舒心车、顺气车。
看来，这正是“轿的”输掉的一着棋。他们长期摆不正自己与“上帝”的位置，终于在市场竞争中收获到了苦涩的果子。
记者与几位“轿的”司机座谈，他们感到：要重新吸引乘客，可以咬牙降价。而失去的信誉，现在看来远不是靠降价就能换回来的。一个叫时云山的老司机说：“公平地说，大多数‘轿的’司机是遵纪守法，公道经营的，宰客的只是个别‘害群之马’。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让大伙都背了黑锅。”
从“商战”到“车战”，留下不尽的思索
“轿的”降价斗“面的”，使人联想起前几年郑州几大商场爆发的“商战”。商战初期，各大商场使出的“杀手锏”便是竞相杀价。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几败俱伤，最后几大商场的老总在公平竞争的旗帜下坐在一起，协定如何使各自的竞争更加规范化，各自向内使劲，深化改革，强化服务，把商业竞争引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今日“轿的”杀价，会不会把出租车的竞争引向“大战”，重蹈“商战”初期的覆辙？
一种观点认为，郑州当前出现的“轿的”杀价现象，是出租车行业引进竞争机制后出现的新气象，它体现了市场调节出效果，既平抑了市场物价，又使广大消费者受益，应当对此变化持欢迎态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竞争的前提是公平、正当。“轿的”与“面的”运营成本不一样，价格有所差异才是公平条件下的竞争。如今郑州的“轿的”把价格降到“面的”档次，虽是一种自发行为，但显然不是自觉行为，只为应付当前客源窘况。它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利用自身的优势，重新占领市场，压迫“面的”降价，形成出租车的“价格大战”，二是为了维护其收益，明降暗不降，采取变通的办法坑乘客，扰乱市场秩序。
一些曾密切关注过郑州“商战”的同志指出，市场竞争就是利益之争，拱手将利益让给消费者的竞争是不会持久的。当初商业上的“杀价”、“巨降”竞争，名为让利，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旦发展为不正当竞争，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消费者。
郑州市城市交通客运管理处主任余健认为：当前“轿的”降价，尚属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价值规律，所以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没有必要直接干预。但我们必须作好引导工作，把“轿的”和“面的”价格之争，引入各扬所长，相互补充，争比服务的健康、有序竞争的轨道。
郑州“轿的”杀价斗“面的”，其走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附图片）
郑州街头的“轿的”打出了“面包”价。朱广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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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活得累一点好！”
——记广东川惠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延林
本报记者赖仁琼
激烈的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使不少都市人感叹：“活得真累！”然而，３０岁的广东川惠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延林却说：“活得累一点好！”
熟悉刘延林的知道，这绝非大话，而是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刘延林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乡。那年，家乡大旱，开学前，父母实在拿不出２元钱的学费，１４岁的他只好含泪辍学务农、搞长途贩运。刘延林贷款买了辆嘉陵摩托，把乡间收购的鸡、鸭、鱼运到重庆贩卖。他毕竟年纪小，又不懂经营之道，常常将东西半卖半送。一年下来，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欠下３００元的债。当时，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村里人都为他担忧：“怕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倔强的刘延林不服输，更不信自己干不成事。他决心离开家乡去闯荡。他步行１００公里来到广安的前锋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到了广州，兜里只剩下９元２角钱。他先在一家砖厂当小工，干又脏又累的活，每小时工钱仅为６角。同去的人吃不消都另谋出路了，特能吃苦的刘延林却咬牙坚持下来。两年后，不仅还清了老家的债务，还用剩余的钱入股，与人合伙买下一家倒闭的砖厂。以后，他来到广东惠阳办公司、搞实体，业务范围也从建材、房地产转向高科技产品。去年，刘延林赴美考察之后，又在旧金山注册了一家公司。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如今已成为拥有亿万资产、９个分公司的大老板。忆及创业的艰辛，刘延林无限感慨：“如果说我在事业上取得比同龄人更大的成功，除了善抓机遇、敢冒风险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吃的苦、受的累比他们要多。”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刘延林认为，有人“甘洒热血写春秋”，有人却愿“潇洒走一回”。虽然活法各不相同，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承认自己活得不轻松，但却很充实、很愉快。因为在不断发展业务的同时，我也在不断体味人生。
刘延林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年回广安探亲，看见昔日就读的小学更加破旧，便慷慨捐资４０万元修建新校舍，他要让老区的孩子们在设备一流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广安境内的公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他捐资１００多万元修路。得知四川省筹办中小学艺术节，刘延林又捐资３０万元……
作为企业家，刘延林当然注重经济效益。但辍学的痛苦与打工的经历又使他格外关心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刘延林说，广安是小平同志的故乡，可现在依旧贫穷、落后，他老人家曾语重心长地叮嘱广安的干部：“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虽然我离开广安已经十几年，可总觉得应对故乡建设尽一份责任。一个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企业家，眼睛不能只盯着钱，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比金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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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古城一瞥
凤阳崛起旅游城
祁贵兴
一座具有明代风格的新型商业旅游城正在安徽省凤阳县城崛起。
县城府城镇内明代鼓楼是我国现存鼓楼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城头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笔力雄健，堪称一绝。现在，以鼓楼为中心，东进九十二米，南下三十五米，西去四十米，北上四百五十米形成广场，四周建起商业楼房，全部是回廊式的仿古徽派建筑。当年狭窄的鼓楼小巷，如今成了鼓楼商业旅游区。
鼓楼北侧，历史上狭窄的花铺廊玉石大街，街面拓宽为七米，两侧高耸仿明代建筑。大街上横跨三道天桥，天桥沟通整个商业旅游区内的约七百家店铺。
鼓楼商业旅游区，占地四十五亩，投资二千多万元，是建国以来凤阳城镇建设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与已经开放的明皇陵、明中都城、明龙兴寺等旅游景点融为一体，形成商业旅游共同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