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二为”方向 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坚持“双百”方针
繁荣我国出版事业的指导原则
袁亮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新时期出版工作。他针对出版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深刻论述，提出了各项指导原则。认真学习和落实邓小平同志的出版理论，对于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是十分重要的。
出版工作应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出版工作要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必然要改变过去一度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并确立正确的方向和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一切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他说，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是出版工作坚持“二为”方向的最核心的内容。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他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是说，出版工作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思想上智力上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和支持，不是干扰它、损害它，而是千方百计维护它、促进它。
为培育“四有”新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出版工作坚持“二为”方向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根据这一要求，出版工作者应自觉地担负起“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的读物，积极出版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读物，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而决不能出版内容有害、格调低下的出版物，去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出版工作应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在高度计划管理和国家统收统支体制下，出版单位几乎不存在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体制，两个效益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确实要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好，也有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必须看到，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其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效益上。
邓小平反复强调，包括出版部门在内的思想文化部门，都要严肃考虑自己一切活动的社会影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他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特别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作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社会效益的内涵是什么？从邓小平同志的大量论述看，主要是要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四有”新人，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就必须反对“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邓小平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要求“把这种不正之风整一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部门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但是应当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两个效益的正确结合。绝不允许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错误倾向危害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在新时期，我们应如何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这在一部分出版和文化工作者中，一度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原则和科学态度。他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要继续完整地坚持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今天的科学文化事业。邓小平指出，对待我国文化遗产，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发展新时期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版工作还要坚持洋为中用，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不能盲目推崇，不能输入低级庸俗的有害的书籍。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我们出版工作者要全面准确地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方针，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和出版西方的著作。
加强和改善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是搞好出版改革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保证。邓小平说：“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邓小平强调指出，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不能由党去包揽一切行政事务工作，而是要把握政治方向，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改革出版管理体制，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出路。出版事业的改革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符合出版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要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增强出版事业发展的活力。要抓紧出版立法，加强依法管理，使我国的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建立起企业破产淘汰机制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调研部
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１９９４年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改革进入到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攻坚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破产淘汰机制。
搞活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如何看待搞活企业，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的问题。搞活企业，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概念，即从总体上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不可能也不必强求把每一个企业都搞活。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着生与死的辩证法：一些企业兴旺发展，另一些企业可能会淘汰消亡。企业有生有死，优胜劣汰，既是市场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要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企业之间难分优劣，企业因而有生无死。十几年来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企业破产淘汰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突破，企业只生不死，致使许多矛盾长期积累，无法解决，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制约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一些长期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不能淘汰，躺在国家身上，或靠财政补贴“输血”，或靠银行贷款延长“寿命”。巨额的财政补贴，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的积累功能，增加了财政赤字；大量无效贷款，使得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呆滞，甚至永远无法收回，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承担能力降低。两种情况，最终都形成亏损企业倒逼银行，导致货币和信用的扩张，加大通货膨胀。
其次，该死的企业不能死，既阻碍着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制约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使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运用竞争法则调整结构的实践，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企业没有破产淘汰的压力，经营机制的转换就很难最终完成。对于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来说，如果缺乏对破产结果的认识和警惕，要建立起比较严格和明确的自我约束机制恐怕只是一句空话。
总之，以破产为手段，建立起优胜劣汰机制，促进企业经营成效的提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现实需要。
回顾改革的历程，要不要在中国搞破产法，最初是发生过较大争论的。当时除了理论上的障碍之外，就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而言，与现在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在刚刚萌芽的市场、很不健全的市场规则面前，仅仅处于放权让利阶段的国有企业很难与破产概念联系在一起。随着改革逐步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建立，价格生成机制转向市场为主，法律调节较多地出现在经济活动之中，市场经济对破产机制的呼唤才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步步摆脱政府的行政控制，走向市场，拥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力，使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说，正是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才使破产机制从理论探讨真正进入到改革实践。
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破产开始有了突破。据统计，１９９２年在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４２８件破产案件中，国有企业有１３０件，其中当年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有１１家。这一情况表明，不管人们主观意念怎样，破产淘汰已步入社会经济生活。
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经济工作者缺乏对破产机制的正确认识，他们较多地看到破产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暴露出的生产亏空、贷款损失、部分职工进入社会待业等等，感到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因此对推进企业破产持消极态度，怀疑建立这个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应当看到，今年起开始实施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外贸以及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监管等重大改革措施，为企业创造出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企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责任要求，从而使建立破产淘汰机制显得更为迫切。据各地经委反映，对一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沿用的调整产品结构、更换领导班子，乃至关、停、并、转、包等都已越来越难起作用。求救无术，告贷无门，生产瘫痪，债主登门，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些企业，在债务纠纷中，财产被查封扣押，设备和产品被判以抵偿债务，完全丧失了生存条件，实际上“不破自破”。这些都说明，企业破产淘汰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现实，不主动理智地选择破产，破产也会自己找上门来。
毋庸讳言，破产本身也存在一些消极效应，尤其是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会引发一些矛盾。但是，更应看到的是，破产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对于国家来说，借助破产手段淘汰那些经营不善、素质极差的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优化程度，减少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无效占用。通过破产的实施，能给企业以外部压力和警戒，鞭策企业自觉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另外，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破产机制更深层次的意义将逐步显现出来，那就是约束所有者行为，促使所有者谨慎投资，科学地选择和监督经营者，及时、充分地保护和支持企业合理的经营行为。
对于债权人（包括目前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银行）来说，破产的实施，将对债权提供最有效的法律保护。企业在破产宣告后，必须依法最大限度地归还债务，这就使债权人长期虚置的债权得到相对合理的实现，从而减少债权中的水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企业破产将终止债务的拖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在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债务现象和屡清屡欠的“三角债”困扰，从一个侧面促进经济运行秩序走向合理。
最后，对于企业职工来讲，建立破产机制，一方面将更加紧密地把企业兴衰与个人利益融合起来，促使职工更为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在真正出现破产倒闭的情况下，职工可以尽早摆脱停工停产、少薪缺薪的局面，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即使一时就业困难，待业期间，国家将提供一定程度的生活救济，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也将能够得到保障。
当然，在我国要真正建立起破产淘汰机制决非一件易事。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看到企业破产的客观性和建立破产机制的作用，还必须研究我国的具体情况，总结实际经验，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导致企业破产的直接原因往往带有许多旧体制打下的烙印，历史形成的债务与一定意义上的商业债务性质并不相同，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积累水平不高，覆盖面不广，这些实际情况要求解决企业破产必须要有过渡性的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但是，只要我们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破产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适时推进企业破产，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破产淘汰机制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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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述要
今年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也是翁同龢逝世九十周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翁氏后裔六十余人，聚会于风光秀丽的虞山脚下，举行“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
翁同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两朝帝师，两入军机，对外主张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对内主张维新，支持并参与戊戌变法，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会上有关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的评价分歧较大。
与会的大多数学者，对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和责任，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一致认定他是坚定的主战派，并且他的态度对光绪帝最终决定对日宣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并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情况下，主战就是爱国。也有学者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般说来，光绪帝与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官员之间的态度是互为影响的。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的态度和思想动向，应该是具有更加突出的影响力。由于光绪帝鲜明地表示要主战卫国，这就首先使一些也有抵御外侮要求的帝党和其他一些官员受到了鼓舞，纷纷言战，与光绪帝上下呼应。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与其说是翁同龢等人的抗战主张影响了光绪帝，还不如说是光绪帝的主战态度影响了他们。
另有一些史学家对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力主抗战，反对求和的立场，表示了非议和责难。有的同意当年清政府主和派指责翁同龢主战误国的观点，有的则认为翁同龢主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罔顾国家的利益。更有的人认为翁同龢的主战是为了向李鸿章报私仇。因为李鸿章当年曾入曾国藩之幕府，曾国藩严参翁同书的奏折就是出之于李鸿章的手笔，而翁同书则是翁同龢的长兄云云。
许多与会学者不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纵观翁同龢宦海浮沉近四十年之经历，证明凡逢国政大事，他不仅从来都是立场明确，而且是持较为理智的态度。他坚持抵抗、反对和议，决不仅仅为了个人名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事实正好相反，主和派之所以力主割地赔款而屈辱求和，这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利益。
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史学会与常熟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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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秘密武器——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
陈俊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１９９３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３６％，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７１％；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４７％。在世界经济正处于普遍不景气的时期，中国经济则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中乡镇企业起了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能够异军突起，被国外权威人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奥妙在哪里？我看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乡镇企业率先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在不断改革、不断实践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乡镇企业独特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总结乡镇企业新鲜经验，研究乡镇企业管理制度，探讨乡镇企业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持续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秘密武器——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这本书所阐述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我个人认为，研究乡镇企业的管理，意义有以下３点：
第一，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工业发展的模式，一般都是从城市开始，城市工业发展又常常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我国的国情和特点，决定我们不能走西方某些国家工业发展的模式，而要另辟新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的一支生力军，目前正在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向“半壁河山”迈进。事实证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但是我国农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而且是通过农村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道路，回答了在我国国情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步骤和方法；企业怎样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何进行管理和不断地发展自己。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正是我国其他工业企业即将遇到和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乡镇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超前性，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先例和经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
第二，乡镇企业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创新。这个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不断学习、总结、积累而逐步形成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他们有效的管理分不开的。这些管理不是从计划经济运作中照搬过来的，而是他们靠改革、靠实践，在企业独特经营机制基础上形成的。本书提出的著名企业在管理上的一些共同品质，很有新意。
第三，总结新鲜经验，研究企业管理实践问题，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乡镇企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要靠管理。但是乡镇企业管理制度只能从实践中来，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然后去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要下更多、更艰苦的工夫。当前，对乡镇企业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不一，对乡镇企业的管理经验认识不足。我国许多著名乡镇企业１０多年来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经验还没有变为共同财富。从社会大环境来看，重硬轻软、重技术轻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本书中，我国著名乡镇企业案例研究，为这种结合进行了成功而有效的探索。我们要宣传和推广这些实践和理论成果，使之更好地为企业发展和改革服务。
《秘密武器——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这本书，对教育职工，改进管理，促进企业发展，都会有直接帮助。学习和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研究新的实践问题，解决企业难题，这应该是企业界、科学界和政府部门共同的职责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