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商榕
要重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
宋士堂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于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作了概括，即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对于这一结论，史学工作者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却存在相当分歧的看法。
这些分歧，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笔者认为，忽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是这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庆龄参与孙中山最后十年革命实践与其并肩战斗，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并终生从事孙中山研究，成绩斐然。她的著作与言论不仅数量多（仅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著作就有１０余篇），而且有很多、很好的独到见解，史实确凿，文风严谨。应该说，宋庆龄这方面的著作与言论，是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思想，消除史学界学术分歧的宝贵史料。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已发表的著作和述评中，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及宋庆龄的研究成果。例如：已经出版的大部头《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中，宋庆龄的著作竟然一个字也未收集进去。有的学者认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革命伴侣，感情深厚，她研究和撰写有关孙中山的文章，必然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其实，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孙中山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来说明宋庆龄对孙中山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一）关于孙中山晚年的理想是否转变的问题
近代中国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专家们普遍地认为，孙中山自始至终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此观点不同，宋庆龄认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的旧民主革命中，孙中山理想和思想理论的中心，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此后，由于受十月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启迪和帮助，他的理想、理论和政策却发生了飞跃。她明确指出：孙中山晚年已“看到真理”，“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宋庆龄指出孙中山晚年理想的改变是个很新颖的观点。这是她与孙中山并肩从事革命实践而又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所得出的重要观点。她知道孙中山理想变化的历史过程。１９２２年元月初，孙中山在她陪同下与马林会谈后十余天，便在一次演说中大讲“破旧”、“立新”的哲学后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经过两年，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又重新解释他的民权制度“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即非“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的共和国。可是，这个共和国最“新式者何”？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制度是何种制度？孙中山晚年认为就是“人民共和国”。从当时他的一系列实践来看，其实质精神已显露无遗。更加上宋庆龄除得知他的上述思想状况外，还得知孙中山对于工人阶级在人民共和国的民权制度中是否会占据领导地位的某些谈论和孕育情况，从而经过探索研究而得出孙中山晚年“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理想的崭新观点。这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她并特意以《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命题把它集中表达出来。
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并不以为然，一直不把这种重要的观点列入研究探讨的课题和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予以采纳和宣传了。
（二）孙中山晚年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新认识
建国以来，学术界的人们一直认为，孙中山革命４０年始终主张中国革命必须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领导，来唤起民众。
宋庆龄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很显然，孙中山在旧民主革命近４０年，确实是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同盟会和国民党（未改组前）来领导革命的，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的确在此。但孙中山晚年是否有一定领悟和“转变”？从基本情况来看，他没有解决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正是他未能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成科学社会主义者而猝然辞世的悲局，但孙中山晚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也确实有些认识和孕育。（１）他不仅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把民权主义从少数者私有改变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且在此后他还一再强调提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团体“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即含有领导的意思），甚至还明确说“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他晚年一直在积极支持工人运动，乃至说自己要做工人阶级的总统。（２）他把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列宁视为“革命中的圣人”、“最好的模范”、“国友人师”，把列宁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马林、鲍罗廷等都作为共产主义好朋友敬重、信赖。他在广州工人阶级举行的“五一”节大会上宣扬：俄国工人阶级推倒俄皇，建立“独裁”，管理国事，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榜样。（３）至于他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还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等大批的共产党人作为“新血液”吸收加入国民党，乃至让他们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宣传部长等，亲密合作，共同领导国民党改组和北伐大革命。
孙中山以上思想和活动都是和宋庆龄共同孕育的。作为孙中山思想、遗志和革命事业忠诚继承者的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的革命中始终竭力地为实现其思想和遗愿而奋斗。在大革命中，她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领导。３０年代初期国内局势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时，她不畏强暴和生命危险，毅然高扬时代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大旗，英勇地同那些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和遗愿的反动势力——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搏斗。她还说：“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自此直至全国解放，她都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竭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立直到“文革”前夕，她感到孙中山的理想已开始变成现实，表示由衷高兴。
然而，宋庆龄在从事孙中山研究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则极少提及这个问题；只是在１９６２年写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才又联系孙中山来阐述“无产阶级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意义。如她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客人之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这些言论充分说明，孙中山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生前就有了这种思想孕育和遗愿。
总之，以后对孙中山的研讨，如能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宋庆龄从事孙中山研究的成果给予一定的重视，这对于学术界突破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消除一些学术分歧，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
徐远和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集海峡两岸３０多位著名学者，召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会学者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切，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选择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关切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任何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能顺其自然，消极地适应传统文化。相反，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选择和改造。正确的文化选择对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健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近代以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维新派的“西学中源”论和西化派的“西体西用”论，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文化选择。这些文化选择都背离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致使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受阻。正确的文化选择应突破以“体”、“用”建构文化模式的传统理论格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首先要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它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能容纳吸收中外古今一切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从而使这种新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是对多种文化选择进行历史反思后所应得的结论。文化选择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关切是紧密相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对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为新时期的文化选择提供科学依据，以减少和避免失误。
二、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接轨
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道德迅速转型。对此，与会学者表示高度关切，认为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是时代的要求。而创立新的伦理道德观，既要依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也需利用传统文化提供的丰富的道德思想资源。在利用传统道德文化资源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例如，把“道德”界定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既不能概括我国古代思想家的道德理念，也不符合当前建立新道德以求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吸取前人的智慧，大力阐扬“民胞物与”的精神思想，把人伦关系加以发展，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归入道德规范之内，拓展伦理道德的涵义，对伦理原则、道德规范、道德境界、道德价值作出更全面科学的理论说明。在利用传统道德文化资源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那些向来被认为所谓含有封建主义的东西，如传统礼乐，有没有值得继承的优秀内容？“礼”是用来规定社会名分和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其所体现的基本伦理观念与各种具体的礼仪和道德规范相结合，是使一个社会得以“群居和一”，即有序而和谐的必要保证；“乐”是用以调节人的性情的，具有化民成俗的作用。因此，传统的礼乐文化同样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经过批判改造，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也可以作为现代礼仪和审美教育之资，借以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并建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三、文化发展战略与世界文明前景
与会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现代文明应当是传统文化的新发展。与会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前景的问题。当代中国与西方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西方人要把在“科学”束缚下的人文精神释放出来，中国人则要把在人文精神笼罩下的科学发扬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为解决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富资源，西方文化则为创造物质财富开辟了广阔道路。就发展前景而言，二者如能结合或融合，当然很理想。因为在发展智能和理性的同时，能够不断提高精神情操和精神境界，而在提高情操和境界的同时，能够不断发展智能和理性，从而不至于缺乏科学精神，变成固步自封甚至盲目的实践者。未来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建立自然、社会和人的真美善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有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以其内在的和谐、深刻的意蕴，呈现自然、社会、人生的真谛，给人精神情操的陶冶。与会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创新，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与会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聚集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人才，开展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才可望获得较好的成果。因此，邀请文、史、哲、经等学科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举行研讨活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书刊评介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即将出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
胡乔木逝世后，原来协助他工作的编写组采取将这本书分为“谈话录”和“初拟稿”两部分的方式继续编辑完成。“谈话录”这部分是胡乔木关于撰写这本书收集的十多次谈话的记录。“初拟稿”这部分是编写组根据胡乔木的要求撰写的十九篇文稿。这些谈话和文稿涉及四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许多重要方面。有关的题目有：皖南事变和打败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政局，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历史决议，抗战后期延安的外交活动，重庆谈判，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一九四七年在陕北，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等等。对于毛泽东和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这本书既提供了胡乔木口述的一些珍贵的史实和见解，又披露了许多新的档案资料。这是一本有较高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其中的几篇在近期中央几个报刊上先行发表时，已得到读者的重视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