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
我们正年轻
本报记者赖仁琼
中央电视台开播一年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快速、翔实报道新闻事件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独有魅力，赢得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的喜爱。有位观众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然而，更多的电视观众或许并不知道，为给“早市”提供“活鱼”和“青菜”，《东方时空》的电视制作人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辛劳！
有人说，这是一帮电视“狂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狂人”主要包括制片人、主持人、制作人、审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３０来岁，最小的仅为２０岁。《东方时空》实行的是第二用工制，使一批痴迷电视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
《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曲榜》、《生活空间》、《焦点时刻》，每天都是新节目。百十来号人每周提供２８０分钟的节目，工作量无疑是大大超负荷的。他们没有正常的上下班，也不能休息完整的节假日、星期天。遇到摄制特别节目，常常几天几夜连轴转。
今年３月，《东方时空》首次派记者赴日内瓦采访中国复关谈判。记者组原计划拍两条新闻、两个“焦点”、一个人物。下飞机后，他们便分头联系卫星回传、熟悉情况、做采访前的准备。第二天，领队童宁犯胃痉挛。但身兼记者、摄像的他吃下几片药，扛起机器就忘了一切。主持人白岩松、记者兼翻译李小萍两人也很快进入“角色”。短短７天，他们拍了６条新闻、两个《焦点时刻》、４个《东方之子》。中国谈判代表团秘书长龙永图见童宁等人克服诸多困难，完成了相当于平时６倍的工作量，十分感慨地说：“以前在国外常见到外国记者不顾一切抢新闻的场面，这次你们发挥得极好。中国记者抓新闻也同样能‘抢’会‘钻’。”
去年夏天，《东方时空》拍摄开播１００期特别节目。按常规，４０分钟的节目制作周期需要两个月。但这支由３１岁的《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担任总编导的摄制组分赴宁夏拍沙漠，秦皇岛海滨拍日出。从７月２３日开拍到８月６日完成后期制作，前后仅用了１５天。为了抢时间，总编导时间在机房连续熬了４宿未曾合眼。他说：“只要拿出观众喜爱的作品，豁出命来也值！”
这个组的多数编导、摄像都是才出校门三五年的青年，在采访、拍摄新闻事件、各界精英、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情、民情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各种人物心灵的交流、碰撞，又使他们对人生多了一些感受和体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鄢蔓说，原来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拍了一些片子后，才知道真正了不起的是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空间》的不少编导、摄像都发现来《东方时空》后自己变了，变得更加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变得善良、富有同情心了。
“我们最容易被真情所打动。”主持人白岩松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汇款单。在汇款人简短留言处有这样几句话：“烦请岩松将款转交武汉莲花区小学肖想莉学生，以资学习、生活用。（以栏目名义捐）并向您本人致意。汇款人９４．３．８．”
去年，白岩松等人在武汉采访，偶然听人讲起一个１４岁的女孩照顾盲人养父母的故事，便找到了这个名叫肖想莉的女孩家中。肖想莉在幼年时被亲生父母遗弃，这对好心的盲人夫妇收养了她。从５岁起，小想莉就承担家务并细心照顾养父母。白岩松他们被这个清贫但却温暖的家庭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对肖想莉跟踪拍摄了整整一天，回到住地，几个人都沉默不语。第二天，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去书店选购青少年读物。他们知道，这个爱看书却又买不起书的小女孩每天不吃早餐，就是为了省下钱去买书。他们在一本本新书扉页上，写下了对她的期望和鼓励。返京前，他们每人拿出５０元钱，凑在一起留给了肖想莉。
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肖想莉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热情援助。不少人寄书、寄钱给《东方时空》和肖想莉本人。春节前，白岩松收到肖想莉寄来的贺年卡，上面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不幸的肖想莉又是幸运的。如今，白岩松和他的同事们更为关注的是那些与肖想莉有着相同遭遇而至今还未得到社会援助的人们。
无论是各具特色的《东方之子》，还是展示老百姓生存状态的《生活空间》，几乎每一个好看的节目后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同时，《东方时空》的青年们不仅充分调动电视手段，力求真实、迅速地反映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而且也在忘我拚搏、奉献中丰富了人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观众就是上帝——《东方时空》的不少人都这么说。各栏目在竞争中不断调整，以提高节目质量，争取更多的观众。《东方时空金曲榜》创办之初播流行歌曲ＭＴＶ，以后与外单位合资投拍中国民族歌曲经典ＭＴＶ。目前又在拍当代名曲。用ＭＴＶ这一音乐文化的现代传播手段拍摄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歌曲在我国是个创举，播出后，音乐界和广大电视观众反响十分强烈。今年２月１８日，李鹏总理欣然命笔，为《东方时空金曲榜》题词：“高歌民族曲，激荡中国魂。”
《焦点时刻》是个颇受欢迎的栏目，为了及时捕捉重大新闻、报道突发事件、评说社会热点，记者、编导、摄像都做好了随时可能出差的准备。从辽宁大石桥交通事故、洋河水污染、北京隆福大厦火灾、北京站出租车“宰”客、国库券发行、银河号事件，到复关谈判、南非大选，《焦点时刻》把镜头对准那些国内外刚刚发生的、老百姓极为关注的热点、疑点、难点。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和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法、不良行为，他们也敢于揭露、仗义执言。
孙克文等几位编辑以为人作嫁的默默奉献深得同仁们的好评。平日他们虽不如前期辛苦，但熬时间，为别人包装节目、补台，毫无怨言。轮到值班，得在清晨６点４５分赶到台里。《东方时空》播出３８０多期了，编辑谷源旭说，“我们几人轮流值早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从未出差错，更未误点。”
３３岁的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是《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这位首届全国韬奋新闻奖最年轻的得主在负责《东方时空》工作的一年里，曾两次累得胃出血而被送进医院。他十分感慨地说：“好在大家都年轻，又都对电视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否则，谁能这样把休息和睡眠降至最低点还毫无怨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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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片：《东方时空》的年轻人。上图：《东方时空》的编辑在制作节目。摄影：本报记者王霞光
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
辉煌的旗帜
——记首都青年突击队
何宁
首都青年突击队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声，走过了４０年的风雨历程。突击队的旗帜，从一代又一代青年手中传过，已在祖国大地上飘扬了４０个寒暑冬夏。
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３日，北京展览馆工地。施工正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奋战在工地上的１８名团员青年在团组织的号召下，聚集到一面共同的旗帜下，宣告了第一支青年突击队——胡耀林突击队的诞生。
同年年底，中共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团北京市委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的报告，称赞青年突击队是“组织青年工人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发挥其首创精神，从而推动劳动竞赛进一步高涨和对青年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这样，青年突击队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北京建筑、市政以及其它行业，并迅速推向全国。
青年突击队是与创业、奉献连在一起的。
张百发，早在５０年代就闻名全国的青年突击队队长。他率领的队伍敢打硬仗、恶仗，而且创造了掌握多种技术，成为一专多能多面手的奇迹。在施工中，他们把科学组织生产和大搞竞赛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全队生产效率超过定额两倍。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学张百发队，赶张百发队”的群众运动。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当年是木工青年突击队队长兼团支部书记。他经过４年刻苦自学，创造出木工简易计算法，还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木工细备速装工作法”。
在铺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人字形地板时，李瑞环率领伙伴们毅然放弃了只有高级工匠才能干的“放大样”这一依样画葫芦的千年老规矩，采用新办法，仅用８天就完成了计划中４５天的任务。从此，“青年鲁班”名扬天下。
杨桂云也是一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作为一名女同志，她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痛苦和艰辛。一年冬天，当她与队友们奋战在北京国际饭店工地上时，她４岁的女儿因病毒性感冒高烧不退，嗓子咳嗽得已说不出话来。可此时工程到了节骨眼上，关键时刻哪能在家看孩子呀！她一咬牙，给女儿穿上厚衣服抱起来就奔到了工地。为了安全，她找了块空地画了个圈，再三叮嘱：“孩子，千万别出圈，看着妈妈干活……”孩子连“妈妈”都叫不出来，只能眼泪汪汪地用目光追逐着妈妈的身影。
在不同的青年突击队里，几乎都发生过同样感人的故事。
８０年代以来，北京建筑行业实行了以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全行业改革。面对这一形势，青年突击队一马当先，有３０多支队伍成为改革试点单位，绝大多数队引进招标竞争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有的突击队还大胆探索，带头打破过去以班组或工种划分的劳动组合形式，进行多工种、多班组动态优化组合，创造了青年承包队这样的新形式，显示了更大的作用和旺盛的生命力。余孝德青年综合承包队，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工程质量，均达到了一流水平。这支队伍早已声名远播，成为新时期青年突击队的又一制高点。
无论是在创造了“北京速度”的东三环改造工程及京津塘、京石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上，还是在与首都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源九厂二期工程、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西客站的建设工地上，都可以看到那迎风招展的青年突击队的旗帜。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后，青年突击队抓住时机，再一次以改革者的姿态投身到首都改革与建设中，管理型青年突击队便应运而生。以王民岗、李之会青年突击队为代表的第一批管理型青年突击队，一举使青年突击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树立起了新的形象。
坚持在创业实践中培养“四有”新人，是青年突击队育人的根本。４０年来，青年突击队凭着强大的思想凝聚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育人方法。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在突击队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好、技术精、懂管理的优秀人才。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江泽民总书记挥毫为冒着寒风奋战在治理大江大河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题写队旗，表明了党中央对９０年代青年突击队的嘱托与厚望。
如今在这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下，正跳动着４万多颗年轻活泼的心。为了共和国的明天，他们正高举大旗走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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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青春絮语
谈现代伯乐
张挺
报载，北京超越人才电脑中心以“现代伯乐”自勉。此事，引发了我早就想说的一些话。
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才是一个千年不衰的话题。古代的一篇《马说》，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自此，“伯乐”成为千百万“千里马”仰慕渴望的福星。然而，纵观正史野传，真正有幸遇上“伯乐”而能驰骋千里的“千里马”可谓凤毛麟角。
一篇《马说》不管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但“千里马”骈死于槽枥之间的悲剧却一直延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圣君贤帝、清官明吏能有几人？进入他们视野的“千里马”又能有几个？其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极为有限的“伯乐”眼中的极为有限的“千里马”又可能因“伯乐”的错误和偏见而惨遭埋没；其三，即使这为数极少的“伯乐”为不犯错误的“圣人”，其生老病死亦难逃脱，倾其一人毕生精力，能相出多少“千里马”？难怪乎，无数的“千里马”骈死于槽枥之间。
历史呼唤着新时代的“伯乐”，而这新“伯乐”不应再是可能会犯错误而必然要寿终正寝的人，而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办法和体系。这就是逐渐走向成熟的人才产业。在这里，我们欣喜地发现，“伯乐”实现了由一个人向一套机制、一种产业的转轨变型。这些人才交流、开发机构，运用电脑等现代化高科技的手段，高屋建瓴，覆盖全社会，有些还全国联网，形成了对各类人才科学化的筛选、输送机制。从全社会凝聚人才，又从全社会为人才寻找适宜的用武之地，恰如百川汇流、竞奔大海，使各类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千里马”不再有找“伯乐”之难，不再受被埋没之苦。
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
当代青年的承诺
鲁勇徐桂士田科武
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旋律都离不开青年，任何一代青年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不能远离时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当代中国青年如何承诺，是全社会关心的话题。
在“五四”运动７５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我们以此为题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用实干承诺未来
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９９１年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发表著述近２００万字，１９９３年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情。几百年了，摆脱贫困，摆脱奴役，摆脱压迫，摆脱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状态，是中华民族的梦想。我想，现在时代变了，但发展壮大民族力量，使国家更繁荣、更富强的主题没有变。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我们这一代人理应抱有一种对社会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各个领域里努力而认真地去做，去踏踏实实地干。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正置身于一个非常精彩的历史时期。的确是这样。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其它学科的角度，我都相信，历史是我们实干出来的，中国的发展也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挣出来的，无它可求。
不要让机遇擦肩而过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首席研究员）
原在某国家机关工作，后“下海”办起民营企业——零点市场调查分析公司，任总裁。该公司前不久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零点公司从成立至今已进行了涉及投资金额达３．２亿元的４６项的大型调查。
一个美国朋友曾经问我：如果可以由你自己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去美国，还是愿意留在中国？我告诉他，我愿意留在中国。我认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机会比中国多。我更觉得对年轻人来说，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发展机会。从表面看，现在的中国并不一定是生活得最好的地方；但发展中的中国却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创业的地方。而且，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想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代又一代人创出新的业绩。说大一点，需要有人为她的发展付出努力和牺牲。就机遇而言，我觉得选择很重要。人们总说赶上了一个机遇众多的年代，可是现实中很多年轻人又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坦率地讲，很多人不善于捕捉机遇。我的看法是，抓机遇，既要和自己的专业、经验相符合，又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爱好来决断。
唯有愚公能移山
秦晓鹰（中宣部调研员）
《党建》杂志编审，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大型电视政论专题片《世纪行》总撰稿。
我想，每一位青年此时都有自己的内心悸动，但光有壮志没有创业精神是绝干不成事的。有时候，我很愿意回首插队时的生活，对城市人来说那是一种艰苦的体验。但是，正是在这种艰苦的体验中，造就了一大批在当今社会中卓有成绩的人才。所以，我至今依然认为，我们的民族要在２１世纪熠熠生辉，那么，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在干每一件事的时候，在内心深处都必须要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艰苦奋斗不是指穿补钉衣服，不是绝缘于高楼大厦，而是要承受精神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生活早就告诉了人们，精神上的艰苦奋斗，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性格。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应该给艰苦奋斗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人们尤其是青年的一种精神力量。在我们心灵的大山上应该有这样八个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面对教鞭，我们别无选择
严纯华（北京大学教授）
１９８８年获博士学位，两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务院“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１９８９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１９９２年被破格升为教授，１９９４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到本世纪末，现在活跃在我国科技界的这些年富力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逐渐都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那么，科研教学的任务将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头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用才学来修养自己，用责任感和紧迫感来警醒自己。现在有人把经济大潮笼统地看成“钱”的大潮，以至忽视了科技的价值。实际上，科技本身就是经济。我觉得在欧美国家，以至在东南亚一些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中，科技也在迅速向前发展，而中国与之相比，领先的少落后的多。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更不能把头衔看成荣誉，而是应看成压力，拿出教授的功夫，拿出教授的修养，能够在课堂上真正讲出教授的课，在实验室里做好你教授的工作，这样才不愧对接过的教鞭、教案。我想套用一句话：不要问时代、世界、社会能给我什么，而要问我们能给社会创造了什么。
也该向孩子承诺
郑渊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共发表各类童话５００多万字，由他一人撰稿的《童话大王》杂志每月发行１００多万册，台湾地区也开始出版他的《童话大王》，１９９４年当选为“首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我是搞儿童文学的，所以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就关注些。现在好多儿童一打开电视就是外国生产的动画片，里面不少充斥着凶杀、武打，这对于我们的孩子成长能有多少好处？我作为一个童话作家，感到有责任写出好作品，引导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在跨世纪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肩负起责任，也切不能忘记有许多好传统需要我们一代代地传下去。青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应该为孩子做出表率，去积极地影响孩子，这也是一个对孩子的教育过程。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方世界，在我们教育他们的时候，不能单单以分数衡量他们，也不能溺爱他们。历史的接力棒是由一代人传给下一代的，我们又怎能忽视接替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人的素质呢？
（附图片）
樊纲袁岳秦晓鹰严纯华郑渊洁
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
伊图里河铁路分局团委为青年排忧解难
本报讯在伊图里河铁路分局，一线工人结婚，最忙的不是父母，不是本人，而是一帮团干部。据悉，仅１９９３年，由团干部操办的婚礼就超过２０对，保证了一线工人“不欠勤、不分神”。而这，仅是他们服务青年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项。搬家、修房、购物等生活琐细都在他们的“承包”之列。
伊图里河分局地处全国铁路最北端，是典型的高寒区，生活条件艰苦，文化生活枯燥。一线职工中，８０％又是青工。“独身青年成家难，成家之后家务缠”成为这里人心不稳的主要因素。为此，分局团委把单一的宣传思想教育变为宣传教育和排忧解难并举。从１９８８年起，各基层团支部陆续组织成立“搬家队”、“鹊桥会”、“代购组”等青年互助组织，承包青年恋爱、结婚、修房、搬家等诸多难事。一线工人有事，只要挂通团委设的“服务热线”或投书“解难箱”，就会有人上门服务，职工自可安心上岗。
关心换安心，安心换安全。目前，全分局有这样的活动小组１８０多个，形成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互助网络，既解除了一线职工的后顾之忧，又形成了一种团结、奋斗的凝聚力。（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