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张文健
新中国一成立，她与世界的交往便日益增多起来。１９５０年７月中旬，我在北京西郊一座别墅里，参加接待一位苏联贵宾，他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当时他是苏联哲学家，《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杂志主编，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接待外宾，也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
一天中午，中南海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同志通知我，下午３时毛主席来看望尤金。当我请翻译杨志超同志把这一喜讯报告尤金时，他听了非常高兴，本来他刚用过午饭，马上又要服务员拿酒来，和我们一起举杯祝毛主席健康。然后他说，我要洗澡更衣，等候毛主席的到来。
北京的７月，骄阳似火。那时我们还没有空调设备，靠一个电扇和一盆冰块降温，在气温高达３５摄氏度的大热天，尤金很讲礼貌，西服革履，打着领带，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停地吸烟，不时地看表，真是等人心焦，还不到３点钟，他已是满身大汗，衣服湿透了。他觉得这样见毛主席很不礼貌，就又去洗澡更衣。
毛主席下午３点按时来到。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毛主席在离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便走下汽车。我看见毛主席身材高大，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脚穿皮鞋，步履矫健，神情平和，同工作人员有说有笑，边走边问尤金来后生活得是否适应，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尤金因更衣未能出来迎接以及他的生活情况。毛主席说不要催，我在客厅等他。毛主席坐下后对我们说：“尤金是我们党中央请来的客人，也是我的客人，他是来帮助我们党工作的。你们要努力做好他的接待工作。你们为党中央接待好客人，就是为党中央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时，尤金从卧室来到客厅，毛主席同他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互相问候，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们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尤金送毛主席走后仍然非常兴奋，他说：“毛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他的谈话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要我多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革命。我们还讨论了哲学问题。毛主席对我十分关心，他说北京现在天热，劝我到青岛避暑去，还劝我把夫人和孩子接来，叫她们也看看新中国。毛主席对人真好。”
这时，我的心情比尤金更加激动。我是来自解放区穷苦农民的儿子，想见到毛主席是我日夜想念的大事。自从１９４８年冬天，我从部队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做警卫工作以后，虽然也在远处看见过毛主席，但像今天这样和毛主席面对面说话，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还是第一次。我反复回忆看见毛主席的全过程，把毛主席对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牢记心中。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教导的“为党中央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成了我的座右铭，成了推动我进步的巨大力量，她伴随我在中央机关做警卫工作４０多年。去年是毛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我在医院里反复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它就像贴在我脑子里的一张照片，没有随着时光消失，总也忘不了，我要把这个美好的记忆永远保留在心中。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耿耿革命志拳拳报国心
——缅怀孔从洲同志
陈锡联马文瑞王平余秋里段君毅陈鹤桥宋承志
孔从洲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３年了，我们和从洲同志相交多年，有的曾在一起共过事，结下了浓厚的革命情谊。他毕生追求真理、忠于革命的高风亮节，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高尚情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追求真理跟党走
从洲同志于１９０６年的１０月出生于西安市灞桥镇，１７岁时毅然离家北上，独自长途跋涉数百里，历尽艰辛，终于在陕北安边找到了杨部教导队当了学兵。从洲同志由此追随杨虎城，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在这支部队度过了他的青壮年。他亲身经历了北伐战争，参加了驱逐军阀等革命斗争。因作战勇敢、忠诚正直受到杨虎城的器重，从学兵、排长逐级晋升到少将旅长。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洲同志当时任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在杨虎城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受命指挥所属部队一举解决了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警宪特武装。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亲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他又负责西安城防的治安警备，护卫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洋考察”，并以军事重压和收买利用等手段，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瓦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从洲同志牢记杨将军出国前面晤“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的嘱托及与中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初衷，无论是奉命上庐山受训，还是赴重庆受蒋介石召见，均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在中共中央３８军党的工作委员会的协助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及其压迫分化部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率领部队血战中原，参加永济战役等大小１０余次战斗，与日寇浴血奋战。
早在大革命时期，从洲同志受中国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的教育，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因党组织让他暂时留在党外，以便开展工作而未获解决，但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一直没有中断与党的联系。他任用中共党员何寓础当秘书，安排中共党员在部队工作，积极支持革命事业。毛主席曾赞誉“３８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孙蔚如、赵寿山相继调离３８军后，从洲同志实际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者。为了掌握住这支部队，他紧紧依靠中共３８军工委，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配合工委的工作，团结大多数官兵。蒋介石派嫡系张耀明担任３８军军长后，从洲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稳定部队、统一思想、掩护党组织，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向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表示：“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置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急待和平复兴而不顾，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阴谋用军事手段解决３８军这支反蒋的进步武装。先是将３８军整编为３８师，移防至河南巩县，处于蒋系部队的包围之下。接着胡宗南下达密令，将部队调离巩县，拟在赴新乡途中全部缴械遣散。在此危急关头，从洲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当机立断，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率部回归到人民军队的行列，这是杨虎城将军创立的十七路军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荣归宿。党中央毛主席高度评价“３８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形象”。９月１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实现了他多年来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心愿。他为自己历经忧患，艰难探索而找到真理感到无比激动和喜悦。从此，从洲同志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服从党的分配，积极贯彻党的决议，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毫不动摇地为实现党的崇高理想——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年９月１３日，根据党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３８军，任命孔从洲为军长，仍辖旧属１７师和５５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从洲同志率部参加豫西、陕南战役。１９４９年初，他出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向西南进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洲同志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等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中，从洲同志遭到审查，免去炮兵党委常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地坚信党，一如既往地抓好本职工作。
志存高远重事业
从洲同志是我军炮兵教育工作的杰出领导者。１９５５年５月，组织上征求他对调动工作的意见，去向是：一到军区，二到学校。当时他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到军区工作顺手，情况熟悉。但他想到中央军委对我军建设的基本困难所作的分析，深刻认识到，我军要担负起未来反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装备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因而主动选择到院校工作。他先任高级炮校校长，继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高级炮兵指挥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在院校工作期间，他极为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认为是办好院校的关键。他对我军培养的一大批经选拔留校任教的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工作中压重担，放手使用，促使他们很快成长为专业上的教学骨干。对于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留用人员，他也一视同仁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专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他在全体教职员工中反复宣传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作为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抓，要求学校的各项工作做到教学第一线去，主动上门服务，解除教员的后顾之忧，从而形成了部门协调服务教学的风气，１９６０年５月，他负责在武昌组建炮兵工程学院，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面对着人员骤增，用房紧张，农副业生产不敷需求，高年级学员一度采摘榆树叶搞植物蛋白，以补充口粮不足的窘况，从洲同志身为院长心急如焚，他多次带领部门负责同志到有关单位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同时教育全体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风格，在住房上和粮油供应上优先照顾讲师以上的老教员，保证每周４／５以上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在上级和省委、军区的关怀下，经过全院同志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我军一所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高级工程技术院校。
１９６４年６月，从洲同志调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一度兼任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分管炮兵科研和装备发展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奋斗了１８年直到离休，为我军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屡有建树，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身处逆境靠边站的情况下，仍然思虑工作，了解情况，提出建议，鼓励科研人员和参谋人员抓紧项目的研制和管理。恢复工作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他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不能再耽误了。为了改变我军炮兵装备的落后面貌，他以近７０岁的高龄，下工厂，到部队，蹲在科研单位和试验基地，检查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亲自参加新武器试验，足迹遍及边防和大小三线。他患有糖尿病和前列腺炎，旅途中的颠簸劳累全然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看到装备发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感到衷心的喜悦，兴之所至，不时哼上一段秦腔：“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军民八亿兵。帝国主义胆敢侵犯，定叫它有来无回不留情。”毛主席曾关切地询问他对工作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什么要求，表示要干一辈子炮兵，把工作做好，表达他对人民炮兵的热爱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联系群众严自律
从洲同志待人宽厚，平易近人。他认为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检验一个领导者的领导作风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在工作中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采纳群言，作风民主。日常生活中对下级关心体贴，问寒问暖，有时随便到一些同志家中走一走，看一看，碰到一些难处，热心帮助解决。闲暇时，找几个人打扑克，边打边聊，无拘无束。从洲同志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院校工作时，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方针，不论出身、经历、地位如何，他都看成是党的干部，一样关心一样使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尽力保护了一些干部。他与人为善，公道正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对于整过他的一些人，他从不计较，而是重在教育，为了党的事业，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从洲同志不谋私利，律己甚严。早在参加革命后，他即将西安的一所房子交公。１９５０年初，他以前派到外面去办事的一个老干部将剩余的两根金条（每根十两）还给了他，他主动交给党组织，表示自己是中共党的干部，就算是交了党费。前些年他撰写回忆录，亲手接办这笔党费的陈鹤桥同志提议把这件事写出来，有教育意义，书印出来了却没有写，他说，共产党员交党费是应该做的。从洲同志是毛主席的儿女亲家，他从不惊动主席。对于个人的工作、生活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从不反映或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一切听从组织决定。有时到上海出差，顺便去看望贺子珍同志，总是悄悄去回不惊动别人。他一生只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反映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另一封是有关３８军地下党委落实政策的，由此可见一斑。平时，他也是怕麻烦组织，怕麻烦别人，生活上能从简的尽量从简。他说：“人要知足，党和人民给我的待遇很优厚了，我只有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并以此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逝世前还嘱咐丧事从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交待子女好好为党工作，不能提任何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康庄大道，从洲同志为此而欢欣鼓舞。他在杂咏一首述怀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后所率部队的战斗历程，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豫州举义旗，陕军获新生；燕赵子弟兵，壮志卫邯城；中原还逐鹿，走马追征程；随军入西川，神驰天安门。戍边建油田，文武两昆仑；关山少音讯，梦中寻故人。开国多英烈，忆旧慰忠魂；新人如后浪，远望一片春。
（附图片）
1945年8月，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解放了被日寇侵占8年的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在地——张家口。本报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