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经济效益论坛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楼贤俊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著名观点。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这一科学论断,就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与一定的发展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科学的速度观是科学的发展观的重点。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始终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较高速度;另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较好的效益,以提高效益求发展。这就是说,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如果说,明确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那么,小平同志关于“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则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问题。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还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小平同志在关注经济发展要有较高速度的同时,总是强调不能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他说,“计划订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不能像1958年那样搞“大跃进”,一哄而起。所以,他总是主张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既要积极,又要留有余地,力争“适度的发展”。而所谓“适度”,应该理解为既不能是主观臆想的、会伤害机体和机制的过高速度,又不能是没有危机感、紧迫感的疲沓速度。同时,他总是强调“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将效益作为争取较快发展速度的基础。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只抓速度而不注重效益,随之而出现的就会是只抓产值而不看产品销路、只抓高指标的完成而不管成本的扭曲现象,势必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人一提到发展,首先想到的是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依靠的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支撑较高的增长速度。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采取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方式是必要的。而当国民经济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时,就应有新的发展思路,抓紧实现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方式向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方式的转变。所谓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以生产技术进步为基础,依靠提高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效率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生活中,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只能从主导方面对二者进行区分。在我国投资的总盘子已经不小,投资率也一直保持相当高水平的今天,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为主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现实情况看,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还应把握好如下五个方面:
⒈以改革促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性因素,具有能动性。发展生产力,关键在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那么,在现代化建设时期,怎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呢?诚然,政治动员、思想教育仍然是需要的,但主要是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改革,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传统观念,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才能使整个经济活起来。
⒉以开放促发展。由于各国经济社会条件不同,生产力发展总会呈现不平衡性。只有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各国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理所当然地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科学的、进步的、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成果。这一点,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如果按照常规发展,差距很难缩短,甚至会越拉越大。要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则会涉及一个问题: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跳跃?就人类社会的总体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但是,对于个别国家来讲,这种跳跃发展是可能的,历史上后来者居上的实例也并不少见。其原因,在于经济落后国家不必事事自己探索,重复经济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阶段,而可以通过引进经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资本,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使本国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⒊以科技进步求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不少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薄弱,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科技人员严重不足,靠拚设备、消耗大量资源维持生产。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尚相当落后的严峻事实,要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就必须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作为战略重点,切实贯彻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方针。只有以推动科技进步求发展,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有希望。
⒋以协调促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与优化,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但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政府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对资源配置进行必要的调节和管理。其中,最基本的调节手段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规划产业结构成长的目标和对策,确定各发展阶段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实现资源的重点分配和合理配置。二是产业组织政策。即规划各产业内部企业的合理规模,使之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保持各产业内部企业的一定数量,使各企业间开展平等竞争。产业政策的实施,有赖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适度倾斜政策相配合,甚至需要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已连续两年高速增长,“瓶颈”制约和通胀压力正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重视做好调整产业结构这篇大文章。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基本思路应是根据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则,制定调整产业结构的举措,以协调、优化不同产业间的相互关系,为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⒌以稳定保发展。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改革整体推进的攻坚阶段,强调稳定则显得更为必要。毫无疑问,改革的整体推进将进一步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但是,也应看到,由于一些重大改革将会广泛涉及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改变某些现存的运行秩序和利益格局,从而使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呈现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并遇到一些事先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问题。因此,要在加快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就更需要保持社会稳定。首先,稳定来源于党的正确领导。这就要求我们党的领导部门提高决策水平,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在战略、时机和节奏的掌握上,在具体步骤、措施的运筹上,做到积极慎重,举措得当。其次,稳定来源于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和全局观念,而团结和全局观念又来自各方面的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并结合实际对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理解,才能顾全大局,才能在理智的基础上寻求改革出路,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当然,我们在强调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前提的同时,也决不可忽视经济发展。因为社会能否长期稳定,最终取决于经济能否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
雷云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观,都必须首先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不同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崭新论断,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表述,有五句话,它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完整的整体,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需要我们全面地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不可偏废,更不能断章取义。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传统社会主义观所忽视的内容。其实这一点又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人民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说到底,无非是希望社会主义能为人们创造幸福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离开了这一点,搞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所以,邓小平同志历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物质手段、物质基础或物质上的保证。这本是一个极简单极朴素的真理,因为没有必要的手段,目的就是空话;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不会有人民的共同富裕。惟其如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又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它实际上是讲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第一,剥削是两极分化的基础,只有消灭剥削,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所以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当然,这是就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最终结果来说的;在当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不容许一定范围内的剥削存在,从而也不能绝对防止局部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但是,作为一个总体原则和要求,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决不能认为社会主义与剥削现象可以永远兼容和并存,否则就从根本上丧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了。第二,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有两极分化就没有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得消除两极分化,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因此,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总之,连贯起来说,只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么,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呢?除了发展生产力以外,这就涉及到经济上的根本制度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分配制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实际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根源,只有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且相应地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才能铲除这个根源,从而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确切些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且相应地在分配领域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动摇的根本原则,是从经济制度方面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供最有力的保证。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到本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表述,是一个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关系的整体。它既讲了生产力,又讲了生产关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正是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他的新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之所在。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来就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我们在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时,都要注意把握这种统一性,既不能离开生产力来谈生产关系,也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否则就难免陷入这样那样的片面性。过去,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毛病是离开生产力来谈生产关系,因此陷入了某种片面性,不能准确地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在,有些人中产生了另一种片面性,即离开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把邓小平同志表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仅仅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居然提出可以削弱乃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主张,殊不知如果按此办理,在中国搞私有化,怎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怎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们提出这种主张的一个理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表述中,并没有提到公有制,说明他并不认为公有制是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应当说,这是一种只看文字和现象而不看事情的实质的形而上学观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尽管在邓小平同志的表述中没有出现坚持公有制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际上就是说的坚持公有制,因为不坚持公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能成为空话。他们提出这种主张的另一个理由是:邓小平同志的表述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为首位,这说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而所有制只是手段,手段是服从目的的,如果公有制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不必坚持,可以换用别的手段即别的所有制形式。应当说,这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目的和手段,都是相对的概念,都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即相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对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可以认为公有制是一种手段,因为我们对于这一制度,不是为坚持而坚持,而是由于我们确信它是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才予以坚持的;但是,从我们的理想和信念的意义上说,它又是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制度,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特征,都是从这个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建立了公有制近40年之后又取消公有制,恢复私有制,我们过去的革命岂非等于白干一场?我们今天的奋斗岂非等于蛮干一阵?不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即相对于我们的“最高目的”和“信念理想”来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一种手段,因为我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最高目的和理想信念——最终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的、大家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离开这个最高目的和理想信念来抽象地谈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难免失去正确的方向,迟早会走到歧路和邪路上去。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企业经营者职业风险机制的探讨
罗精奋
如何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使其切实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追求盈利,重视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是经济改革的要害所在。在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确立企业经营者的风险机制。事实告诉我们,在企业经济活动中除了资产风险外,还可以树立职业风险。我们应当在经营人员中倡导职业风险。
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里,一些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中,不论是私有制企业抑或国有制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法人占有权、经营权是分离的,企业的经营者(包括经理和由股东聘任委派的董事)经营的不像小业主、个体户那样是个人财产,而都是他人财产,那时一旦经营失败、资不抵债而破产,损失的财产当然不是经营者自己的,而是属于出资的股东的。虽然如此,经营者对其经营的财产却是兢兢业业,力求使其事业获得成功。这个奥妙在哪里呢?他们的法宝是建立经理层的职业风险机制。这就是将经营者的地位和荣誉与企业资产的增值状况联结起来,将经营者的命运与企业的生死存亡联结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而形成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格局。如果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出资者将损失资本金,而经营者则丧失声誉,这是比任何一种单纯的物质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随着企业的亏损、破产和倒闭,这些经营者将受到解聘,并难以在企业界另谋与之相当的高级职位,至多到知名度较低的企业中担当低一档的职务,严重的名誉扫地,没有人再聘他当经理,甚至从此断送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职业生涯。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办法,促使企业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资产十分精心。如果企业经营成功,出资者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经营者则可以从资产所有者那里获得殊荣,不仅工薪收入增加,还可以获得赠股,而且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也显著提高。即使在该企业聘任期满后,也会得到众多的资产所有者的重金聘用和倍加器重。退休以后,还可以享受多方面的优厚待遇,领取到高额退休金。这样,作为企业家的经营者,成为一项既具有风险,又极富有吸引力的职业。
为了建立起这样的职业风险机制,对我国企业来说,当然必须相应地改革现行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为社会各界确认。
在人事制度上,企业董事由出资者招聘委任,总经理由董事会向社会上广泛招聘选拔。为此,要在社会上培育和形成一个企业家阶层,这些人受过职业培训,具有专门化的知识技术、经营经验、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是一群职业化的企业家,似同高级会计师、高级律师、高级厨师一样,是一支专门化的职业队伍。政府中一个称职的高级公务员不一定能当好一个企业经营者,职业化企业家与公务员是两类不同的专业化人才。有了这样一个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市场,出资者和董事会就可以从中挑选和招聘了,与此同时,将相应建立起企业家的竞争和淘汰的外部环境。在企业内部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对企业经营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实行全面领导,并以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为行为准则。各级经理人员在遵守企业规范章程的前提下,有权独立地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只是在最终业绩上对主管上级负责,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不必事事都向上请示报告;而上级也只考核下级的最终业绩,考查其是否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多盈利,不去干预其职责范围内有权独立处理的一些具体做法。对总经理的工薪收入,是股东对经营者经营才能和经营业绩的回报,应当体现社会对其劳动价值的承认。因此,它不应由企业自行决定,而应由董事会根据企业资产增值、利润增长和任职契约中规定的经营目标等方面的实现状况从利润中支付,形成有别于政府公务员、资产所有者和职工的企业家独立的经济利益和风险收入。
纵观世界上一些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取得比较明显成效的国家,几乎都是通过建立经理人员职业风险机制从而相应地形成企业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这样,就可以促使经营者重视市场调查,强化产品开发,追求技术进步,慎重选择生产要素的投入,关心投入与产出、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力求创造出比投入的各种资源量大得多的经营成果,以实现出资者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当资金、工资、费用等新的追加投入能带来更多的利润时,就不失时机地果断投入;反之,当新的追加投入不能带来额外的利润时,或者把握不十分大时,即使能从多方面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也不轻易地追加这类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投入。在我国如果广泛地建立起经营者的职业风险和企业的财产风险相结合的经营机制,那么必然有利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使国家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到企业的响应,并有助于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令人头痛的“投资饥饿症”和“工资性支出增长过多”这些痼疾得到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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