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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论指南
张铭清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有十几篇文章论述了这一科学构想。这些论述集中表现出他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是指导我们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论指南和做好对台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
在解决国家领土完整的课题面前,中国面临着用什么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用传统观念的“一国一制”的办法,或者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这一实际问题而产生的,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小平同志在谈到“一国两制”的构想时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里,未曾有“一国两制”的论述,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一个国家只能实行一种社会制度。纵观世界历史,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社会制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前人恐怕还未曾想过。
老祖宗没讲过的话,我们能不能讲?他们没做过的事,我们能不能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在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个论点时,很多人就难免踌躇不前,在这里,没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是无法想象的。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些方面,表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表现了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无疑是一大卓越的贡献。
二、理论成熟的表现
一个政党的成熟,其重要标志是理论思维的成熟。“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如同一种成熟的思想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一样,“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也不例外。
“一国两制”的提法,正式见诸文字,是在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的时候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谈到这一构想。早在1981年国庆前夕,在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中,有6条都谈到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当时,虽然没有将这些内容概括为“一国两制”,但是,“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都已经提出来了。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到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3年6月2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才对“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表述。他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至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已臻成熟,这一科学构想于一年之后正式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一国两制”的构想要作全面的理解。
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两制”并不是平分秋色,相互排斥的,而是有主有次、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小平同志在论述“一国两制”构想时,明确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而且不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要确定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说,“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对大陆的社会主义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这个前提下,引进和借鉴资本主义于我有利的东西,不但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还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熠熠光辉。小平同志的这一分析,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胆略和胆识。而这个胆略和胆识是建立在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有充分的自信心这个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基础来自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就难以有“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三、和平共处原则的新发展
小平同志还把“一国两制”的思想延伸到处理国际问题上,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可资借鉴的办法,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1984年2月2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代表团时就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当时,他就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新路子。
1984年7月31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很有信心地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他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小平同志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崭新的视角,全新的思路,不断地提出新的办法。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还是处理复杂纷纭的国内国际问题,他都没有停留在已经取得的经验上,没有拘泥于老的办法。就在他提出可以用“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之后的几个月,他在谈到解决国际领土争端时,又提出可以先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先进行共同开发。他说:“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当问题集中在某一焦点上时,人们通常的思维往往是盯在这个焦点上,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焦点的疙瘩解开。国际上的武力冲突,多由领土主权的争议升级引发。这就是小平同志谈到的“死胡同”。为了从这个“死胡同”里走出来,小平同志的办法是绕开这个“死胡同”,即采用“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的办法,另辟蹊径——共同开发。这不仅表现了他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处理复杂问题的灵活性和高超艺术,更表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突破陈规,开辟稳定国际局势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


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深化改革同深入反腐败是一致的
钟季岩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新旧体制交错,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存在着种种碰撞、磨擦和漏洞,因而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的特点,不正之风面比较广。在此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深化改革与深入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成为干部、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和保证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深化改革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腐败现象遏制在最低限度,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因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产生的种种腐败现象。其次,国有企业要进行清产核资,界定产权,逐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国家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解决目前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易于发生的国有财产流入个人腰包的各种腐败现象。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企业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以及宏观调控等等,要有一套科学、严密、完整的法律规范作保证。近年来国家已先后制定颁布了一批经济法律法规,如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法、会计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不仅规定了有关经济行为及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还规定了惩治行贿受贿、营私舞弊以及失职渎职等腐败行为的条款。目前国家正在加紧经济立法工作,随着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新旧经济体制交错时期的缝隙和漏洞将逐步减少,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将逐步完善,这将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为推进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证。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国家公务人员的物质待遇以及廉政部门的工作条件,增强国家公务人员的敬业精神,为廉政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和进步。它有利于冲决守旧僵化观念、等级特权观念、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观念,激励人们树立平等观念、法制观念、纪律观念、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观念、合法经营、廉洁自律的观念。同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更加繁荣,不断提高全民族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文化水平,为搞好廉政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条件和文化道德氛围。
可见,那种认为腐败现象是改革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腐败行为的多发现象,主要是新旧体制换轨期间改革不彻底的表现。要扭转腐败行为的多发、高发状态,就要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反腐倡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它的保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开展反腐败斗争,打击和克服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可为进行平等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重要保证。第二,反腐倡廉,不断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及企事业干部的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消除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第三,不断惩治贪污、盗窃、奢侈浪费、失职渎职等腐败行为,保卫国有和集体财产不受侵犯,可以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第四,纠正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报销、乱设卡等不正之风,可以减轻企业和劳动者的不合理负担,为市场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五,惩治腐败,打击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将有力地维护国家法律、党纪、政纪的严肃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改革措施的顺利实行。第六,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有利于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改革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深化改革、发展经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显然,那种认为反腐败会妨碍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正是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改革开放。因此,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经济,就越要加强反腐败斗争。邓小平同志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深入、持久、更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又必须有现实紧迫感,根据实际情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把反腐败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为了切实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今年反腐败斗争任务,并把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地深入开展下去,必须认识和遵循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路数和基本要求:(1)反腐败必须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出发,抓住妨碍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败的阶段性任务,使反腐败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持稳定服务的正确方向。(2)要正确理解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各级党政领导应切实把反腐败作为大事抓,带头搞好廉洁自律。(3)惩治腐败必须坚决,不能手软。只有坚决惩治,才可以表明党和政府对腐败行为的严肃态度,取信于民;只有坚决惩治,才能有力地打击、震慑违法犯罪的人,有效地教育广大干部,挽救干部。(4)必须边反边建、标本兼治。惩治腐败分子、纠正不正之风,总的说属于治标措施。当前,必须强化治标措施的力度。与此同时,需要大力加强治本工作。治本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体制、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清除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同时,还要改革、完善、强化监督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二是大力推进廉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还要完善各行各业的业务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三是大力加强党风廉政的宣传教育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廉政勤政的教育,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形成搞好廉政建设的道德和舆论环境。(5)必须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把发动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查处结合起来。(6)必须严格掌握政策。对于触犯刑律和党纪、政纪的,要按法纪、党纪、政纪严肃处理。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方面,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有一般不正之风的人,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本人主动检查了,改正了,就好;对拒绝接受教育,不肯改正的,要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5版(理论)
专栏:

  认真解决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王道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广大农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地方党委如何从区情出发,构造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农民奔小康打开“快车道”?我认为,应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矛盾。
一、认真解决和处理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与社会化服务滞后的矛盾,为农民进入市场挑担子。
十多年的农村改革,不仅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特征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而且逐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加速了农民走向市场的速度。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某些改革措施还不到位,新旧体制交替运行,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导致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化服务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农民开始注重按照价值规律调整产业结构,力争获取较多的家庭经营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转换职能缓慢,宏观调控不力,各项服务诸如信息咨询、技术指导等没有跟上,还没有形成地、县、乡等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的服务组织,农民对发展什么心中无数,某些产业或产品发展起来后,由于没有将生产与市场很好地联结起来,造成生产什么就卖什么难。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一是要从改革入手,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党委在抓好中央和省委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下,其精力主要用在宏观决策及发展规划指导上。政府部门应由单纯行政管理向管理服务和经营服务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直接管理经济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二是打破行业部门界限,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功能服务。职能部门像农业、水利、科技等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农民进入市场牵线搭桥,率先把职责内的服务开展起来。有能力的部门也可积极向外渗透,吸收外行业、外部门参加,形成系列化服务。三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特别要针对过去存在的地区封锁的弊端,改进市场调控方式,用开放的模式管理经济。四是积极组织、引导各职能部门、乡村基层组织和个体、联体服务组织“同台演出”,搞好社会化服务“大合唱”,靠健全、高效的服务体系,推动农民大步走向市场。
二、认真解决农民奔小康与增收减缓的矛盾,为农民走向市场、实现小康找路子。
推进农村改革,培育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根本目的是为农民开拓更多的致富门路,更快地实现小康目标。我国农村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虽然搞起了乡镇企业和高产高效农业,开辟了一些致富门路,但总的说来,致富的门路仍很窄。对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善于把握本地发展优势,选择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路子。
组织和引导农民奔市场、达小康的路子很多,但最简捷、见效快的则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注重从发展高产高效农业上路,构造农业走向市场的基础。从一些地方创造的经验来看,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并将生产的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搞成名优系列产品,就可以迅速占领市场,创造更高的效益。同时,还能带起一批加工产业,为农民增加新的就业门路。其次,搞好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结合,发育农民和农业走向市场的载体。发展农村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连接和带动的载体。实践证明,实现这个连接和带动的载体,主要是乡镇企业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小城镇。应运用全新的管理模式,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加速镇的发展,将其建设成带动能力强的样板。第三,按照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的模式,大搞多种经营,发育“家庭工程”。通过这种办法,主要解决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工副业项目偏少的乡村的发展路子问题。
三、认真解决现行土地制度与规模经营的矛盾,为农业实现集约化、现代化和市场化找法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必须继续坚持,并在稳定中完善,在完善中提高。在承包制初始阶段,由于过分强调平均包地,致使土地划分得过于零碎,不利于统一耕种。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一部分农民转向发展工副业或第三产业,而承包的土地成了累赘。这就形成了新的矛盾,一方面,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和高效农业,需要土地连片集中、规模经营;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起土地流转机制,土地不能自由转让,难以向种田能手集中。许多地方通过试行两田制或种田户与工商户分离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前提下,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我认为,就一个地区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探索。一是对现有承包土地,在群众双方自愿的条件下,经过法律公证,可以实现自由流转,但必须在村级集体监督下实施。至于转包期限、承包费用、提留款项等内容,则要视各地情况而定。二是对新开发的土地,实行集体开发,连片治理,规模经营,大户或联户承包,力求开发一片,成功一片。对开发的土地,按市场需求,选产业,定产品,将其建设成走向市场的农副产品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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