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朱镕基在七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搞好农业生产和国有企业
巩固和发展大好经济形势
新华社郑州５月２２日电（记者唐卫彬、解国记）５月１３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先后在武汉、郑州两地，召开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河北、山东、河南经济工作座谈会，并考察了湖北、河南的粮棉生产和购销情况。朱镕基强调，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经济形势，保持社会稳定，各级领导同志都要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农业生产和国有企业上，这是当前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的关键。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农业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努力争取粮棉丰收，为有效平抑市场物价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搞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朱镕基认真听取了各省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了当前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方案。湖北等七个省的领导同志贾志杰、陈邦柱、傅锡寿、吴官正、叶连松、赵志浩、李长春等以及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朱镕基充分肯定了湖北等七个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说，目前全国经济形势很好，各项改革正在顺利推进，不断完善，新体制逐步进入了正常运行的轨道。实践证明，去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作的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策，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朱镕基反复强调了当前狠抓农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今年头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生产资料价格有所回落；工业消费品十分丰富，价格趋于稳定。因此，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稳定的重点，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好粮棉油和“菜篮子”生产。这个工作做好了，市场就稳定了，物价就下来了。当前各地要千方百计做好夏季粮油的收购工作，加强粮油市场的管理，维护正常的收购秩序，并且充分保证收购资金，坚决不打“白条”。
朱镕基指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势头良好，按可比口径计算，今年１至４月实现利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亏损面不是扩大而是缩小，这是主流。极少数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确实处于开工不足甚至停产的困难境地。从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日前对北京等十多个省市调查的情况，以及这次对武汉、黄石市几户企业的实地调查看，这些停产和开工不足的企业，确实有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但主要是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大、企业内部管理不善、产品不适销对路、产成品占压资金增加、企业间互相拖欠严重。这些问题都不是靠放松银根、扩大贷款就能够解决的。各级领导同志和企业负责人应当用更多的精力关注市场的变化趋势，加强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改善企业管理，并且坚决执行“限产、压库、促销”方针。
朱镕基强调，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各方面反映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做好调查研究。对于产品销得出去、货款收得回来、企业有效益的生产，银行要充分给以支持。即使企业已经出现亏损，银行也要给予贷款，帮助企业扭亏。对于发放职工工资有困难的停产国有企业，在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作用的前提下，银行要和地方政府配合，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并且帮助这些企业恢复生产，摆脱困境。对于那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切实搞好准备工作，依法实行破产，先试点，后推广，以此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在湖北期间，朱镕基由湖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贾志杰等陪同，考察了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汉川县，在洪淌村、晨光村访问了正在田间耕作、治虫的农民，在刘隔镇调查了粮食的销售价格和粮管所的经营管理情况。在河南期间，朱镕基由河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李长春等陪同，考察了尉氏县、扶沟县的粮棉产销和蔬菜大棚的情况。他还到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和河南省分行，看望了金融战线的干部职工。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韩杼滨、姚振炎、王春正、陈清泰、刘志峰、项怀诚、吴亦侠、白美清、刘山在、朱小华、马永伟、王雪冰、王岐山等参加了座谈会，并随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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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任仲平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的改革事业正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在相当广泛的方面，将触及到社会各方利益的深层结构，其影响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迟或早地要波及各个地区、单位和个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社会生活既有充满活力、异常活跃的一面，也有各种矛盾扭结、碰撞、磨擦等等错综复杂的一面。虽然这些矛盾是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但处理得不好，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甚至诱发足以影响全局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审时度势，头脑清醒，善于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和建设积极性。
（一）
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弄清这些矛盾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对于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现在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主要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断地调整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旧的平衡被打破，也就难免带来一系列的矛盾。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都会有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总的来说，是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趋于合理，但由于各方面都有各自的具体利益，也都希望在利益格局调整中不受损或者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围绕利益问题，各个层面各式各样的矛盾也就显著增加。同时存在着培育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矛盾，合法经营和非法经营的矛盾，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矛盾等。这种情况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明显，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变得日益突出。
第二，我们是在国民经济高速运行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要在加快体制转换过程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因此整个经济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存在着加快发展速度和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不平衡的矛盾；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和有限的物力财力，也构成矛盾；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基金的膨胀又造成资金短缺和物价上扬。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形式从业人员在分配、收益上的差异，苦乐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第三，我们的国家日益对外开放，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旧的体制向新的体制过渡时期，在实际工作和思想观念方面都呈现出异常复杂、活跃的情况。比如如何处理把市场机制引入分配制度与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矛盾，如何处理价格体系与现行工资政策和消费政策的矛盾，还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享乐思想、腐败现象和艰苦奋斗传统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在短时期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往往产生一些难题和工作上的漏洞。因为很多单位和部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最终要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中反映出来，所以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波动和失衡。
不必讳言，目前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而每一对矛盾中又包含着多种复杂因素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家的改革政策，群众的实际利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解决也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的态度是：一、要认识到，这是社会前进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有些是老问题，也有新矛盾。我们的改革正是要逐步解决或缓解这些矛盾，理顺这些关系。二、也必须勇于面对改革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保持改革活力的同时，对各种矛盾加以妥善处理，以此为契机，把改革引向深入。
（二）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今年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也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其一，我们的立足点，是要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目前存在的种种人民内部矛盾，多属于利益关系问题或者是思想认识和思想观念问题，一般不具有对抗性。我们的方针是多做调解、协调、疏通工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善于在矛盾和纠纷中，消除隔阂，排除障碍，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搭设相互沟通的桥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实践证明，理解和沟通很重要，这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如果各方面都能够求同存异，互谅互让，顾全大局，很多矛盾包括一些很棘手的矛盾就完全可以比较平和妥善地得到解决。关键是要拿出诚意，采取建设性态度和切实的措施。
其二，我们的基本思路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去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发展过程中去解决。比如就业问题，就不是个单纯的安置问题。如果不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不采取各种形式的就业方式，而是仍然靠政府包下来，就很难解决。又如，一些企业由于经营不善，产品积压，质次价高，发生亏损，采取单纯的保护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有把企业推向市场，参与竞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长远来看，发展是硬道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回旋余地就宽裕多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加了，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很多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经济搞不上去，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三，通过民主和法制化解矛盾，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没有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将一事无成。因此，举凡重大举措，都要发扬民主，和群众商量。重大政策出台之前，要多方听取意见，择善而从；政策出台之后，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同时注意收集反映，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这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本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和制度之上，自行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矛盾和问题只能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框架里加以解决。实践证明，依法办事，照章办事，是摆脱无理纠缠，排除种种人为干扰的有效途径。
（三）
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负有重要责任。在大力推进改革的形势下，新矛盾、新问题会大量出现，我们更要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动，群众的思想会异常活跃。各种看法和想法比较多，这是正常的。如果忽视思想教育，缺乏正确的引导，往往容易因为一些小事酿起事端。所以改革越深化，思想工作也要越深入越细致。思想教育工作要联系实际，不回避矛盾，不能只讲官话、套话，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针对性。要提倡把政策把困难交给群众，有问题、有矛盾，不要捂着盖着。这是消除误解，增加共识的一个办法。比如在交粮、纳税、提留、宅基地、土地征收、资源开发等方面，要说清楚为什么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政策，哪些是群众应该承担的义务，哪些是群众应该享有的权利。
比如收益分配方面，要讲清楚收入差异和分配不公有什么区别，哪些致富是合理的，哪些致富是不合理的，尤其是获取暴利是我们所反对的。要特别注意用改革的思想对群众进行教育，使大家明白，个人、局部和眼前利益为什么要服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如果把事实摆清，把道理讲透，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会识大体、顾大局的。
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是缓解各种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些地方，群众意见最大的，一个是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干部不廉主要表现在有些干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介入经济活动，趁机捞一把。这虽属少数人的行为，但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很多地方的利益纠纷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而变得复杂化，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引发或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矛盾和纠纷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积以时日没人理睬，就会导致群众的过激反应。要提倡认真负责的精神，反对上推下卸，文过饰非。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又有条件能够办到的一定要及时办。对于那些意见和要求虽然合理，但由于条件制约一时还难办或难以全办的，要说明情况，多做说服解释工作，创造条件促其解决。对于那些不尽合理的要求，只要不是无理取闹，也要讲明情况，介绍政策，晓以大义，给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总之，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哪里有矛盾、有问题，领导干部就要深入到哪里去做工作。
要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亏损企业职工的收入下降，生活发生困难；一部分农民务农的比较利益下降，面对着不少生产和生活难题。这关乎大局稳定。现在有些地方建设热度很高，资金非常紧张，往往忽视了一部分群众的基本生活保证。这要引起重视，宁可少上几个项目，宁可压缩其它开支，也要腾出些钱来保住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对那些亏损企业的特困职工，尤其要关心爱护，雪中送炭，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对于社会治安、供电用水、入托就学等所有关乎群众生活的问题，都要时刻挂在心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这样，我们的社会生活就能有一种安定、祥和的气氛，少一些矛盾和磨擦，即使有也比较容易解决。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凡属人民内部矛盾都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调解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切忌生硬粗暴。但也要注意矛盾性质的变化。在复杂的矛盾现象中，对矛盾的性质要判断准确，采取的措施要及时有力。我们各项工作要争取主动，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涉及方面很广，所以要动员各方力量，大家一起来做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也要积极配合，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要做。总之，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而这一切又必须有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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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主席李瑞环回京
胡锦涛等在人大会堂迎接祝贺出访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２日电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结束了对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王兆国、朱光亚、万国权，民进中央副主席葛志成，九三学社副主席赵伟之，地质矿产部部长宋瑞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光宝，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夏道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作霖，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等在人民大会堂迎接李瑞环一行，祝贺他们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陪同李瑞环主席访问的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梅向明，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全国政协常委吴冠中，全国政协委员方放，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唐龙彬同机到达北京。
五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人民大会堂迎接。
（附图片）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圆满结束对欧洲五国的正式访问，５月２２日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接李瑞环。 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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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友先在全国新华书店城市发行研讨会上强调
深化改革苦练内功 重振主渠道雄风
本报讯据５月２０日《新闻出版报》报道：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城市发行工作研讨会上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新华书店必须加快内部经营机制改革，苦练内功，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重振主渠道的雄风。
新华书店，是全国图书发行工作的主渠道。１９９３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发行图书６２亿册，占全行业发行总量的９５％，是我国图书发行事业的主力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步伐的加快，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的新华书店，在竞争中也存在缺乏活力和应变能力的问题。尤其在图书批发渠道大大拓宽，市场被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图书批发环节较乱，管理也较弱，新华书店在经营中遇到了困难。为此，于友先强调，图书总批发权必须掌握在国有图书批发企业手中。同时，要制止那些名为二级批发，实际上从事总批发业务的“假集体、真个体”的二级批发单位。对于经过批准从事二级批发的集体发行单位，要加强管理，一旦发现其有买书号出书行为的，要坚决依法查处，取缔其二级批发权。
会上，于友先还就深化发行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举措：加快新华书店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在全行业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改变单一的“目录征订”，试行图书发行代理制和寄销制等多种购销形式；有步骤、有组织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行新华书店的连锁经营；努力扩大农村图书销售；积极开拓城市图书市场；建立健康有序的图书市场体系。
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华书店和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华书店的负责人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与会者联系当前图书市场实际，分析“折扣大战”实质，指出新华书店经营机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会议呼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支持和关心国营新华书店的改革和发展，依法管理图书市场，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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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凤山任黑龙江省代省长
新华社哈尔滨５月２１日电（记者王来喜）在今天举行的黑龙江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根据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命田凤山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同时，批准了邵奇惠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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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闻世震任辽宁省代省长
新华社沈阳５月２２日电（记者魏运亨）辽宁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同意岳岐峰辞去辽宁省省长职务，并任命闻世震为辽宁省代省长。
今年５４岁的闻世震，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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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确定首次农业普查内容
“中国农业普查准备”顾问委员会在京举行首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２日电（记者张锦胜）为摸清我国农村资源等方面的“家底”，国家已确定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概念和指标，进行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农业普查。有关方面已明确这次普查的项目和指标。
据介绍，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农村的资源和生产资料要素等基本情况也有了重大的改变。为了全面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今后我国制定农业发展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国家确定进行这次普查。
据国家统计局透露，这次农业普查的内容有我国耕地面积、分布及增减情况；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及储备情况；农村劳动力及其流动状况；乡镇企业状况；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需求状况；乡镇企业状况；重要的农田水利设施状况等。根据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把农业普查作为经常性制度的情况，我国今后也将逐步建立比较稳定的农业普查统计制度，并在普查中采用国际标准，使普查既符合我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
本报北京５月２２日讯记者蒋千红报道：“中国农业普查准备”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５月２２—２４日在北京召开。普查准备工作始于１９８７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我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三方面合作进行，目标是在中国开展第一次农业普查，改善中国的国家农业信息体系。意大利政府已为这一项目提供了１１３５万美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１６个省级分中心，完成了近５０００名农业统计人员的培训。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主席诸里阿尼教授、意大利驻华大使阿莱桑德洛、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科瑞希、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出席了今天的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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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
九四财税金融改革与企业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等有关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部门联合发起组织的我国首家专门从事政策科学研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为各级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政策和决策咨询服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五月二十二日在京成立。
该会的宗旨是：在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立足我国国情，广泛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深入开展对政策科学理论和我国各项具体政策的调查研究，不断探索我国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有效地指导和促进我国政策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通过广泛的实际调查研究活动和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及时为我国各级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合理化建议和政策咨询意见。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的党委政研室、政府研究室、经济研究中心、统计局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办的政研室、政策法规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中央党校、北大、人大、社科院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和专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优秀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代表共计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
大会推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同志担任该会名誉会长，推选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为会长，聘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为顾问，还聘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各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为特邀顾问。
该会在召开成立大会的同时，还召集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及部分知名企业家代表召开了“九四财税金融改革与企业发展研讨会”。代表们对我国今年实施财税金融等项重大改革措施以来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应邀到会作了有关财税改革和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