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谢觉哉扬州躲生记
易柯明
1964年4月27日是谢觉哉的80寿辰。谢老在乡(谢老是湖南宁乡县人)的儿子谢廉伯、谢子谷和侄女婿吴岂凡在1963年年底就开始在一块商议要给老人家去祝寿,因为谢老自1927年“马日事变”离乡近40年,家人从没有给他祝过寿,如今80高龄了,仍不去祝寿,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同时晚辈们也知道,老人家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工作繁忙,加上又在病中,去祝寿也应该得到他的同意,于是由吴岂凡代表大家给谢老写信。信寄出后不久,1964年初,谢老亲笔给儿子和侄女婿回了信:岂凡并告廉伯、子谷:
岂凡除夕信收到。
我今年,明年都要“躲生”。躲到哪里去?反正交通便利,准备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过去。但决定不来长沙。
为什么要躲?一、党中央早就有规定,不准做生,也没有人做过生。最近还批评某某下级为父母做生的事。二、人的生日,一年一度,是很寻常的事。三、不合增产节约的规定。四、老人的喜欢是后一辈工作做得好,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而不在乎甚么庆祝,岂凡如能写一篇很实际有意义的信给我,是最有价值的寿礼!
祝你们好!
谢觉哉
谢老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处处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高贵品质,使他的亲属们受到深刻教育,大家放弃了去京祝寿的念头。吴岂凡遵照谢老的嘱咐写了《农村“社大”、“社代”与民主集中制》的调查报告并寄给了谢老。谢老很快又给岂凡复了信,称调查报告是给他的“一份丰厚的寿礼”。
1964年4月中旬,谢老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同时也是为了“躲生”。4月26日,他到达扬州。27日,是他的大寿,这天他未告知当地的党政负责同志,上午轻车简从视察了一个村镇,和农民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下午游览了扬州名胜瘦西湖,晚上在日记中写了一首《生日在扬州》的诗抒怀:
今年生日在扬州,
十里扬州景物稠;
寺里琼花繁若锦,
湖中西子瘦于秋;
偶从僧舍观书画,
又向同僚问乐忧;
八十年华如水逝,
红旗招我再来游。
后来,谢老把这首诗抄寄给了故乡的儿子、孙子和其他亲属,他们从老人家的诗中更加感受到一个老共产党员严于律己、和亿万人民同忧共乐的高风亮节。
(附图片)
1956年,谢觉哉同志在北京。他虽已年逾古稀,仍在为祖国和人民操劳。 新华社发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颜金生同志
李琦
颜金生同志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女,失去了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而高尚的战士,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患难之交的挚友。
我和他在1964、1965年相继调到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当时,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因为他在部队中素以擅长政治工作而有盛名,周总理指名要他到文化部兼任部的政治部主任。
我们到文化部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谁也不曾料到的厄运的降临。我们被夺了权,但每天还要到机关去交代“罪行”。由于两人住在一处,恰好对门,所以经常同去同回。如果有一个人被揪走了,也好向另一个人的家里说说。有时两人被同台批斗,乘车游街。在这些场合中,金生同志表现得较为镇定。他从不乱说,从不推诿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勇于承担。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承认是走资派。咱们从小革命,怎么会是反对社会主义呢?不要怕一时的斗争,要撑得住。”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两个人家庭的成员、小孩子们频繁往来,也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两家的关系搞得更紧密了。
1969年,我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时,听说金生同志解放了。他在副部长中算是解放最早的,但从他个人来说,他在文化部这一段,工作时间不长,挨斗的时间倒是不短。后来又听说他重新穿上了军装,而且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我暗暗庆幸他总算是过了这一关。当时,我在干校,全家老小都离开北京,7口人分散在6个地方,其中的两个女儿,“找到了颜伯伯”才得以入伍当兵。
“四人帮”被粉碎后,金生同志从外地调回北京,我们又有机会见面了。当时,两个人的心情是兴奋的,很想多做点事,弥补失去的岁月。他在工作中、生活中脚踏实地,不计名利,兢兢业业,勤奋清廉,一身正气。我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每个共产党员都像颜金生那样,也就不要整党了。”我俩见面时,即使所谈不多,也都涉及党风如何端正,加强联系群众等。
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俩人都被选为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可以经常见面、参政议政。他潜心研究问题,在会上发言不多。间或在会上或会下议论时,对一些问题较有见解,语言朴素、直截了当,从不长篇大论。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每个人、每位常务委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当时金生同志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1992年一次人大常委的小组会议上,他突然大口大口呕吐,我恰好坐在他的身边,帮他擦拭,呼唤服务员。谁知这竟是他脑血管病发作的征兆。他立即住院,一住2年多。在1994年3月28日晚间终因肝癌夺去了他的生命。
回忆3月28日下午,我和老伴匆匆赶赴医院,看到他那憔悴痛苦的面容,心都碎了。往事又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有许多感慨:“金生同志,你去吧。任何人是不能违背生死规律的,而革命事业总会有后来继承者。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大智若愚善解惑微言如闪擅传真
——深切悼念楚图南同志
费孝通
一位为人民的事业奋斗毕生、鞠躬尽瘁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失去了德高望重的楚图南同志。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重大损失。但是,楚老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音容笑貌、智睿胆略、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民群众心中,留在知识分子心中,留在每个民盟盟员心中。而作为中国人民文化使者的楚图南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他足迹所至的五洲四海的各国朋友心中。
楚图南同志1899年8月生于云南省文山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民主思想熏陶,长成后,于1919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兼修文学,更直接受到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学校里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工学会”,参与出版《工学月刊》,并于1922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楚图南同志受李大钊同志指派,以教师身份去东北工作。他到哈尔滨与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接上头,于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席了组建中共北满地委哈尔滨特支扩大会。此后,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所委托的工作,组织演讲会、读书会,开展青年运动。1927年春,楚图南同志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宣传工作。“四·一二”事变后,李大钊同志牺牲,北方党受到破坏。楚图南同志掩护了多位从关内出来的党的干部到东北各地任教。年底,东北地下党组织也受到破坏,他随组织转移到山东,在泰安、曲阜、济南等地,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屡屡遭到反动当局缉捕,再度转移到哈尔滨第一女中任教,却因涉嫌伊通县发生的特大学潮被捕判处死刑。后经狱内外的斗争,改判11年11个月,直至1934年特赦出狱。
1936年,他改名楚曾,到上海暨南大学任史地教授。在自编《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等讲义中,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观点介绍到中国。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楚图南同志携眷经香港、河内,回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与西南联大进步师生互相配合,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会长。
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华岗同志到昆明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楚图南同志按党的指示,设法将华岗同志安排在云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化名林少侯。于是,楚图南同志就在华岗同志直接领导下,按周恩来同志指示,在云南帮助民盟开展工作,加强民主运动。是年4月,他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广泛团结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为坚持抗日、民主、进步而斗争。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后,楚图南同志继续担任支部领导工作,配合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在各大中学校积极开展学生民主运动。我本人就是在云南大学当教授时,从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开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
楚图南同志还配合华岗同志做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龙云先生的工作,领导民盟云南省支部在龙云系统的上层军政人员中开展统战工作。最终使龙云很倚重的军长张冲举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军队,成为共产党员,并争取龙云先生和他的儿子龙绳祖先生秘密加入民盟。他和闻一多、冯素陶就在龙云家里主持了龙绳祖的入盟宣誓仪式。无疑,这对日后云南和平解放和龙云系统军政人员起义是有一定作用的。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指令军警特务攻打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对要求和平、制止内战的罢课学生进行殴打,致使4位师生死亡,10余位受伤。楚图南同志挺身而出,一方面以著名教授的个人身份,联合云南文教界知名人士,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呼吁全国声援昆明罢课师生,另一方面领导民盟云南支部进行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的响应,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1946年6月,楚老不顾危险,和闻一多、李公仆、潘光旦一起主持了连续三天的民盟云南省支部招待会,向新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士介绍民盟支持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假和平、真独裁的面目。恼羞成怒的反动派,于7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事件。楚图南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昆明主持了李、闻追悼大会。8月,他被迫离开昆明去上海,找到了华岗和董必武同志,并经沈钧儒介绍,担任上海法学院教授,继续参加民盟总部在上海的工作。他和民盟的领导人一起,坚决抵制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国共和谈,片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倒行逆施。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楚图南同志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的指示离沪抵港,准备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活动。抵港后,又按党的指示,返回上海,准备择时进入解放区,因此,他指定周新民、冯素陶代表他出席了1948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恢复民盟总部活动。并公开宣告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1948年11月,在中共中央城工部的安排下,楚老从上海乘坐一艘荷兰海轮到达天津,然后秘密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民盟负责人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九等同志会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开始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的前期协商筹备工作,并与胡愈之等同志代表在解放区的民盟同志发表联名通电,重申坚决遵循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指出任何违背这一路线的做法和主张都是非法的。1949年2月,楚老随军进入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参与文教接管委员会工作。6月,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并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1月,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楚老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年底,由中共中央指派赴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土改委员会委员、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兼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并先后任民盟西南特派员、西南总支部主任委员,参与了西南大区的党政文教工作和盟务整理工作。
1953年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撤销,楚老奉调至京,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着手筹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于1954年5月当选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积极开展我国的人民外交工作。楚老担任对外文协的领导工作直至1988年他本人提出辞呈,前后共34年(其中“文革”期间1968年至1973年被迫中止工作)之久,足迹遍及五大洲20余个国家,同时邀请和接待了几十个国家的有关团体和代表人士百余次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促进文化交流,发展人民外交进行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间,1958年起兼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在1966年中共中央批准他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后,同时担任对外文委党组成员和对外友协党组书记。1976年10月,担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副书记,兼任中日友好协会顾问。
1954年9月,楚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此后连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4年12月,楚老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连任至第五届。楚图南同志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1958年12月民盟三届一次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于1986年12月民盟五届三次全会上推举为民盟中央代主席。1987年1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他为民盟中央主席。为推进民盟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他率先提出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旋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1988年春,楚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人大职务和友协党政职务的请求,获得批准。中央高度评价他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推进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
楚老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他的文学著作、译著和书法创作也卓有成就。他从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和译著,先后以高素、高寒等笔名和本名出版了小说《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散文集《悲剧及其他》、《刁斗集》、《荷戈集》、《旅尘余记》,翻译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美国惠特曼诗选《草叶集选》、德国斯威布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以及《枫叶集》、《大路之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看哪些人》和《地理学发达史》等等。楚老退居二线后,仍笔耕不辍,致力于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竭忠尽智。
楚图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在他70多年的革命的生涯中,自始至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要和实际相结合,放之四海而皆准,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他被反动派判过死刑,坐过大牢受过刑,他的名字就在特务枪杀李、闻之后的暗杀黑名单上,也曾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关押,在70岁高龄时,仍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坚信革命一定胜利,真理永远属于人民;他坚贞不屈,临危不惧,从没有在凶残的敌人面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的秘密,没有在敌人的枪口面前退却,更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刚正不阿,忠诚无畏的崇高品德,可敬可佩。
楚老还是一个十分守纪律的老人。他像每个普通盟员一样按时交纳盟费,从不延误。今年初实行公务员工资后,还特地派人来问,按照新的标准应该交纳多少盟费,其精神感人至深。他在生活上十分俭朴,对浪费挥霍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疾恶如仇。临终前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遗体献给医院作科学研究,不保留骨灰。
现在,楚图南已经作古。我们用什么来悼念他?我想,最好的悼念就是以楚图南为榜样,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不说空话,多做实事,早日实现老人的遗愿,告慰于前人,无愧于后人!(附图片)
1957年3月20日,楚图南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本报资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