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精神的寻找
——谈近年来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吴秀明陈广录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描写和反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它往往总是与伟大、崇高、忠诚、深厚等一类价值倾向联系在一起，甚至选材本身就别具一种非凡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精神指向。正因此，近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８年以来，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由于受现实社会思潮的催发而在短短的四、五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品：影视片如《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周恩来》、《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百色起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籍方面的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朱德与康克清》、《叶剑英在１９７６》、《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邓小平》等。细看这些作品，比起文学史上深孚众望的路德维希、莫洛亚、茨威格、罗曼·罗兰的佳构，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虽然自觉不如，而且大多局囿于连缀式故事的汇编，对传主思想性格也缺乏深刻有力的把握；但是，与以前的纪怀散文以及带有明显摹拟外形特征的戏剧影视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真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于思想意蕴上跳出了单纯为人物立传的窠臼，而努力从民族特别是从人民性的视角去掘发领袖身上与之对应的内在特质，借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则更见出我们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家是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文学形式的。
一切源于人民，本于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仍然是我们最宝贵、最需要的精神本原。可能是与这批５０岁上下传记作家的年龄结构和认知方式有关，当他们按照当代的视角描写领袖的历史和历史的领袖的时候，都自然而然地把艺术的聚光镜集中在领袖们身体力行的对人民利益无比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上，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时代精神的理性基点，架起了沟通作者—领袖—读者（观众）之间能动对话的思想桥梁。翻读陈贵斌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等作品，我们有谁不为毛泽东在关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真挚赤诚的人民性思想而动容；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当枪声响在耳畔，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全部安全撤离，在枪林弹雨中穿过浮桥时，毛泽东说：“同志们先走”；当饥荒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蔓延，出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领导工作的内责，毛泽东含泪咽下了那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当中苏、中美会谈时，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更好更快地造福于人民，毛泽东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将革命原则与斗争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魅力地倾倒和征服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政治强手……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描写，朴实无华而又感人弥深，它从理性高度把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真情作了深刻的揭示。是的，大波大澜的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是领袖人物巨人性格最显光彩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思想进行审美把握的理想契机。我们不是英雄（领袖）决定论者，但无产阶级从不排斥领袖人物的特殊历史作用。正如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人不能分离一样，如果我们有关领袖思想的描写完全背离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一味堕入“好人好事”的模式，那同样是片面不足取的，难以有效地体现领袖形象身上所固有的“这一个”艺术特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能对历史产生非常人所有的特殊影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衡量领袖地位和贡献的，主要也就表现在这里。
当然，从宏观整体的大事件、大场面来描绘领袖人物，难度是很大的。这里既需要有史胆史识，亦需要“深入历史”，进行艰苦细致的史料搜集、甄别和取舍的工作。如《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从积累到成书，前后花费了２０多年，所写的笔记和卡片多达数百万字。《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的最后写成，历时也有数十年之久。它绝不是靠聪颖和才气所能奏效的。近年来，此类作品在文学中尚不多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还处在初创阶段。自然，我们这样讲并无将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大事记混为一谈的意思。领袖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历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固然最能显见革命领袖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性格，但历史的重大、重要并不等同于文学的重大、重要。作为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领袖传记文学在展开大事件、大场面的同时，理应糅进许多血肉丰盈的生活细节。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与微观的生活细部的有机交融，才是领袖传记文学的最佳选择。也许正是在这里，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领袖大事记以及其它一般的传记文学严格地区别开来，而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既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以此衡之，上述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等有关作品，虽或尚存简单粗糙的缺点，但它们终究在历史宏阔图景中穿插和引进了不少生活化的内容，如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婚恋，毛泽东与李敏、李讷特别是与岸英的父子（女）亲情，毛泽东与湖南父老乡亲的梓情念故，等等。这些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与他在大波大澜历史关头非凡思想行为互为交织，才较好地避免了艺术描写空洞、浮泛的弊病，使塑造的领袖形象显得丰富、生动。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等一批作品则是将领袖形象的人民性思想定位在一般的个人品德、情操、情感、行为的层面上；首先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从人的基点上去透视，从平凡中寻找内在不平凡的爱民为民思想。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影视片尤其是文学著作中十分普遍，数量也颇为惊人。
有必要指出，在近年来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上，虽然，有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缺乏应有的升华提炼，手法也嫌呆板单一；但由于它们写的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挚情，并且用非常平民化的叙事视角——绝大多数以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叙事视角甚至以他们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和口吻来写，因此这就一下子缩短了广大读者、观众与之的心理和情感距离而同传主对象达成了对话交流。更何况，在这里它还有一个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党风民风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腐败消极现象多有不满、渴望要求改变的问题；而且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心理迷惘和情感缺憾等，也促使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和欣赏时格外感兴于领袖身上的人民性内涵。在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品中，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毛泽东有关的“最高的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得知农民还在吃窝窝头时流泪，送岸英上朝鲜战场以及在闻讯爱子牺牲所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等描写？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周恩来的身患重病而心系天下百姓，以及在震区灾民家里吃窝窝头、喝玉米粥，用窝窝头揩干净碗上的剩粥吃掉等描写，许多人还为此流下了热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节或细节，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平民化了，它在相当程度地抚慰和满足了广大读者、观众的现实思想情感，其所显示的意义已经涉及到当代中国人关怀的最深领域。由此可见，跟其它的历史题材文学一样，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也是“古为今用”的产物。它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都无不受到现实时代精神的制约和影响。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坛新观察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王必胜
市场经济运作天下，文化市场日益发展，市场文化日益形成，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自诘中，走着艰难的路。但是在精神的圣殿里，仍然有一批坚执的守望者，他们以对文学的执著和忠实，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守护着文学的神圣，寻找文学同读者联系的话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年以来的几家文学期刊所做的努力。
《青年文学》编辑部在今年第３期开始推出一个新的栏目：“６０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大联展”，定位于发掘和培养一批新生代的作家，推出新人新作，着眼于文坛的后继者。《北京文学》编辑部则是打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荟萃北京的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写自己亲历闻见，写正在发生和经历的人物和事件，以期对文坛的某些虚妄和虚弱予以矫正。这个动议以写平民世情，写生活的进行时，写作者自己的采访见闻，打捞生活的鲜味为特色，突出的是作家的参与性和对生活的敏感反映。
还有《特区文学》、《广州文艺》提倡“新都市文学”，《峨嵋》开设的“中国新乡土小说年展”、“华文新叙述体中篇小说展”等等；诸如此类，对当前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引导。
文学创作近年内一直是在徘徊中艰难地行进着。新时期以来挟思想解放之锐气，一吐为快的威势和厚积薄发的潜能，造就了一个时期的辉煌。然而，曾几何时，文学的这种景象成了昔日的风光；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文化的多元景观，斑驳陆离，各领风骚，影视文化和通俗文化走俏，流行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红火，严肃文学却陷入了平淡和沉寂。人们的审美趋向的变化，加上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精神的多方求索，读文学作品并不成为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唯一需要；如何适应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变化中调整自己，寻找着喷发的契机，是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严肃的小说创作）面临的新课题。
有困境就得求发展。那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的这些举措不能不是契合了文学面对市场经济的形势，适应大众文化精神的变化，所寻求的对策，所采取的“新变”，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变则活，“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姑且不论这几家刊物的新举措，各种新提法是否科学，但是在创造中寻找出路，对文学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就《青年文学》来说，着眼于跨世纪的文学新军，从６０年代出生的这批有创作实践并崭露才气的文学新人中推出其新作，展示新的“方阵”、新的面貌，无疑会对文坛带来新的冲击力。从这两期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既有已成名并形成自己的风格的作家，又有新的特别是基层的作者的处女作，可以看出这个行动的初见成效。《北京文学》的作者队伍是一个既成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风格尽管各有不同，但聚集在新体验的旗帜下，以写自己的亲闻历见的生活体验，参与对新的文学行为的努力，显示了这个活动的实绩。刊物编辑部为了生存起见，推出新的招数，不可避免地有某种宣传性的效应，但是，在文学需要热心者的热情组织，文坛需要建设者的热情投入和切实的劳作的时候，行动本身的意义就不一般了。从最近几期刊物中，我们看到了陈建功的《半日追踪》、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许谋清的《富起来还要多少时间》等新作时，或许更体会了组织者的苦心。
文学需要发展，发展需要创新，需要探索。文学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探索、创新离不开作家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和熟悉，离不开文学家的个体的劳作，从时代文化的制高点出发，对社会人生，对生命自然，对历史文化的深刻领悟，离不开作家们从心底里流泻出来的艺术赤诚，同样，作为参与这个文学行动本身的编辑、组织者们，敏锐的创造精神和良好的创新意识，寻找新的话题开展新的运作，推动文学创作深入发展，对于文学来说则是一项善举。另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求新，求变，求活，是读者大众的欣赏习惯，如果没有新思路的不断运作，没有经常性的新的热点的激活，文学的景象难免会凝固；调动不了公众的热情，圈内的孤芳自赏，不免令人感到缺失。当然寻找新的思路和新话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考虑到文学自身的特性，又要顾及到文坛的现状和社会的实际接受力，更重要的是话题的“鲜”味。现在能够把读者的胃口调动起来，拿不出扎实的新鲜的货色是不行的。读者的口味变精了的同时，又变得更挑剔了，变得不是一个口号或几篇粗枝大叶的东西就能糊弄住的。如是，创新，只能是切切实实的创新而不是拼凑，也要有一定的操作性。商品市场上新字招牌太多，精神产品的伪劣品也时有可见，拿出真货色是取信于读者的关键。“变则新，不变则腐。”任何时代的文学，任何样式的文学，只有在不断的创造和变化中，才能引领风骚，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也才能受到读者大众的青睐。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任光椿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雍文华
任光椿同志积数十年的心血创作了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时代三部曲》，即《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五四洪波曲》。这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真实、全面、形象地描绘了近、现代中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大历史事件，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改革图强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在读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任光椿的《时代三部曲》所写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中看到我们民族波澜壮阔的生活主潮，看到我们民族沉重的往昔，看到我们民族坚毅执著的追求与光辉美好的未来。
任光椿的《时代三部曲》塑造了许许多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改革现状，推动民族振兴的先进分子的形象，诸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孙中山、宋教仁、蔡锷、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
任光椿的《时代三部曲》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历史小说，乃至整个文学艺术如何把握时代的主潮，使文艺更好地反映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何通过文艺的熏陶，使人们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变得高尚起来，关注民族的前途、祖国的命运，发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而不仅仅只注重个人那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念。
由于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海外有出版公司要出版《时代三部曲》系列历史小说，而且《辛亥风云录》还荣获了“中国大陆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孙中山文学创作优秀成果奖”。
任光椿取得创作《时代三部曲》的突出成就，除了别的诸多因素之外，与他本人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不仅是建构长篇历史小说的名家，而且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诗人和书法家。他考入大学进的并不是文学系，而是美术系。虽然后来一直在机关工作，搞文学无暇顾及美术，但美术的胚胎却已植入了他的艺术机体。６０岁重操画笔，６１岁在长沙举办个人画展。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治华为其画展题词曰：诗文书画齐放彩，人物山水各千秋。他的画曾先后在《文艺报》、《中国作家》、《文学报》、《小说家》、《美术》、《芙蓉》、《湖南画报》等刊物上发表。任光椿同志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诗人。早在１９５９年他就发表过长诗《兰香与小虎》，曾一度引起轰动，随后也给他带来了厄运。他的《梦见母亲》，选入《中美诗歌年鉴·蝴蝶》。他还写过上百首旧体诗词，其中《游东诗简》８首曾发表于《日本文学》。综合看起来，真可谓诗书画三者皆妙。书画艺术对于任光椿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补益，这在其历史小说中约略可见。
任光椿同志已年届花甲，目前正致力于创作湖南抗战的长篇历史小说。我们静候任君的佳音。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理论建设的实绩
钱竞
中国文学理论进入九十年代，是冷静与坚韧的学科建设时期。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压之下，文学理论的建设经历坎坷，备尝艰辛，却终于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钱中文和杜书瀛主编、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建设丛书”。它们包括钱中文的《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栾昌大的《艺术哲学》、王善忠的《美感教育研究》、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周宪的《走向创造的境界》、白春仁的《文学修辞学》和陆学明的《艺术典型的文化阐释》。
这一套丛书以“主导、多样、鉴别、创新”为宗旨，从而形成了某种整体性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这几位作者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识。他们坚持用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没有重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物而抛弃的虚无主义覆辙，也不是急功近利地把基本理论原则用来生搬硬套。钱中文在《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中所贯穿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现实，朝向未来，活泼进取的马克思主义线索。栾昌大先生的《艺术哲学》，同样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出发，把以往繁复的艺术哲学命题高度集中概括为“第一主客体”和“第二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关系，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和丰富的经验内涵。
特色之二，是每一位作者大都具有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自己钻研的领域做到了广泛占有资料，显现出学识的丰富。对于以往那种空疏而浅薄的学风，也是一次反拨。如果说王善忠的《美感教育研究》课题本身就要求搜罗梳理古今中外的美育思想资料，那么直接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联系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美育问题，对调查问卷进行综合分析，勾勒出比较完整的论题轮廓，就明显拓宽了研究的视界。在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中，更是进行了大范围的交叉学科整合，显示出一种宏大的包容气度。
特色之三，是这套丛书刻意追求创新意识。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处于不同年龄层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年轻的周宪。作为后起学子，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走向创造的境界》中那种创造性努力。创造，尤其是艺术创造，仿佛是人本身最深奥的秘密，在这很重要又极困难的课题面前，周宪无疑做出了尽可能全面的扫描，然而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省悟到以往治学方法的弊端，力求由综合内省方法与实验方法而进展为一种“参与性观察”，从而对自己研究对象既有冷静的剖析，又有“同情的理解”。至于白春仁先生的《文学修辞学》则是一门新学科。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着眼于宏观架构的建立，在哲学、美学、伦理学层面上消耗了许多力量，却似乎忽略了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而往往把这一关系文学自身存亡的课题推给了语法、逻辑和修辞学。《文学修辞学》正是从文学理论和语言学两者最薄弱的结合部切入，在微观的修辞现象上入手，而最终取得了宏观上的突破。
当然，还应该看到，丛书中还有像陆学明的《艺术典型的文化阐释》对传统的重要课题的重新审视和纵深开拓，加深了人们对典型的理解，这同样是文学理论建设的又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给人以重要启示。首先是加强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自信心。也许可以说，今天世界的文学理论研究正是中国人更富有恢宏的学术视野，更可能产生符合实际的真知灼见。再有，就是学者们这种自甘寂寞的坚韧努力，更昭示我们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这就是形成一种持续不断而又富于独创精神的新文化建设！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
文化类型
运作方式
潘凯雄
在决策部门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气候下，文化界自然也不甘落后，一时间，文人“下海”、文稿竞卖以及各种文化公司应运而生等等我们在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未曾见过的新举动纷纷登台亮相，且莫不与市场经济这面大旗联在一起，一个常见的说法便是“走向市场”，而对那些一时不能“走”或是不知如何“走”的则要“推向市场”，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显示自己与时代的同步。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但文化与市场之间，仅仅只是“走”与“推”二字就能了结的吗？恐怕未必这么简单。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的分配与自然资源的配置，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及经济效益、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以及收入的分配等都需要通过市场来调节，而决定着市场调节的基本规律则是价值、供求和竞争三大因素。很显然，在市场经济这个体系中，市场与供求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那么，文化若想进入市场，就不能不考察其文化市场体系是否发达和健全以及市场对文化的供求状况又是怎样的。
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文化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具有商品的性质，然而既是商品，自然就免不了进入市场流通。但这还只是就文化的一般品性而言。而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文化同时又更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其构成也远比一般商品要复杂得多。仅从类型上着眼，依照不同的标准就可以将文化分解成不同的类型：比如，按照自身的品性，文化当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亦即高雅与通俗之分；按照功能，对位于通俗与高雅，文化又有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和以品悟陶冶为主的区别；而从文化进入市场的经营结果看，文化还可以划分成赢利性的与薄利或非赢利性的两类，前者如歌舞厅、流行歌星演唱会、通俗性书报刊等，后者如图书馆、博物馆、交响乐、芭蕾舞等等……这样的划分也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而言，其中不免有所交叉和重叠，但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的这种多类型状态无论如何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所以，文化能否顺利地进入市场、能否顺畅地与市场经济的大格局接轨，其关键在于市场对文化的供求关系如何。而决定市场对文化供求关系的全部要害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即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全民的文化素质如何。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的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这样一种基本国情不能不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市场必然呈现出两个基本的事实，即，一、我们的文化市场相对于其它的商品市场无疑要小得多；二、即使是在这有限的文化市场中，其供求也是十分不平衡的，比如对通俗、对消遣娱乐性、对赢利性文化的需求就远远大于对高雅、对品悟陶冶性、对非赢利性文化的需求。因此，面对这样的国情，时下一些文化事业所面临的生存窘境，诸如中央乐团难以维持正常的排练，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出版困难，图书馆、博物馆等出租场地办什么家具展销等等不正常的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我们对文化与市场关系的简单片面理解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联系。很显然，在一个文化市场尚不发达甚至还有进一步萎缩可能的条件下，不同的文化类型根本不可能整齐划一地一同走向市场。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终究要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文化要不要走向市场，而在于如何走？如果离开我们的具体国情，对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加分析，其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在现阶段，倒不如为文化如何走向市场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工作。而在我看来，这种切实的工作的当务之急更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切实改革原有的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下所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比如单一的、僵硬的图书发行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管理体制，特别是依照不同的文化类型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经济政策，通过经济上的适当倾斜以保证那些高雅的、非赢利性的文化事业不至于在过渡期内陷于生存的窘境；第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化事业单位，在自身的运作方式上也应该逐步朝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上转移，彻底抛弃那种“好酒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等旧有观念，有意识地自觉地注意文化市场的需求，讲究一下自身的“包装”等等，而这样一些具体的运作方式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言其实都是通用的，并非只是通俗文化的专利。
一句话，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中的文化建设，与其统而论之，不如分而治之。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处于结构合理、协调运作的良性发展之中。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由河北省作协、中国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乔再芳作品研讨会，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赵凤云）
由河北省文艺理论指导小组、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第一部）研讨会最近在古城沧州召开。与会者认为，《汴京梦断》是郑熙亭同志经过半生准备之后的创作。作者以九百年前王安石变法为题材，描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一部史实与艺术交融的厚重小说。（刘）
北京“群众喜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建筑”评选活动近日揭晓，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等五十座北京建筑入选。这次活动体现了北京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的崭新风采。（顾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