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海外学者论中国》序
隔海凝望赤子情
张劲夫
《海外学者论中国》编讫付梓之际，总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既是对读者，也是对为本书提供文稿的诸位海外学者。
由于工作关系，近１０多年来，我有幸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海外学者，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后来我退休了，但他们每次回国，只要有机会，总相约见面，谈工作，谈生活，谈改革开放，谈祖国和人类的未来。我已是八旬老人，所谓“老骥伏枥”，自问还能学习新思想，接受新事物，跟上社会和时代前进的脚步，不为老朽者，原因之一，不能不归于同这些著名的海外学者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思想上的联系。
这些海外学者中间，有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和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其他奖项的世界级大师，有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专家，有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专家、教授。他们都是站在各自学科领域最前沿的人，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当代前沿的先进思想。这些先进的思想，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和汲取海外学者的思想成果，无疑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也为改革开放１０多年的事实所证明。对于我来说，在同这些著名的海外学者的交往中，除敬仰、钦佩他们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创新精神外，尤其令我感动、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他们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无比眷恋、无限热爱，希望祖国日见繁荣昌盛并为之执著追求的赤子之心。他们以其亲自体验，融会中外文化二者之长，从历史规律和思想逻辑上，预见２１世纪祖国未来的光明前景，使我振奋不已。
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近代中国突出的特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屈原、陆游等先哲的爱国诗词，一向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称道。晚清以降，列强侵凌，国势日衰，有不少中国人或出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或出于学习前沿的学术思想，或出于躲避政治迫害和战乱，或出于生活贫困等原因，背井离乡，远走他国，其中一些人发愤读书，刻苦治学，成为世界学子中的佼佼者。虽然他们在海外定居的原因不尽相同，在海外生活的岁月或长或短，但他们胸腔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也就是“身居海外，心恋中华”的赤诚之心是相同的。古代的中华，视黄河为祖国母亲的象征。近代的中华，视长江为祖国母亲的象征。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将在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的宏伟目标，其间虽可能遇到某些困难或挫折，但祖国的人民一往无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这一趋势，正如：江河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哪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许多海外学者对振兴中华的前景，具有热望和信心，我从国内工作的经历，是很赞同并敬佩这一看法的。
如果说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是叹国事之多艰、哀生民之不幸，愤然出国求学是为强国寻一出路，在海外又备尝寄人篱下、颠沛流离之苦。那末，当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后，海外学者则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祖国为骄傲、为光荣、为依靠，而同国人一起感到扬眉吐气。尤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海外学者更以祖国找到一条通往繁荣富强的道路而感到欢欣鼓舞，以祖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心驰神往。收集在本书中十几位海外学者的几十篇文章，多是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就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论述和建议，字里行间，学者们同祖国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促进四化建设的心情跃然纸上，令人十分感动。其中有不少意见和建议，已被国内有关方面采纳，对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外学者的爱国、报国心情，同许多海外爱国同胞一样，但其方式又各具特点。惟其是学者，他们报效祖国的方式，不同于经济巨子的资金、设备，而是自己研究一生的学问，是自己智慧的结晶。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激越的、澎湃的，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却是科学的、理性的、客观的。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是从各自研究的学科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从人类社会的大视角，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们殚思竭虑，只要是有用的理论、模式、方法，他们都予以引用。这既体现了作为一名学者在研究问题时的科学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应拘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海外学者论中国，立题、观点、方法鲜活多样，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生动活泼和日新月异，也反映了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去看，可以互补的优越性。一些海外学者，他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有些地方明显地与国内一般人不同，他们的论点或使人耳目一新，或使人感到颇受启发。比如，本书中海外学者关于世界商业中心东移的论点，生产要素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论述，就很透辟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关于对德国统一的教训，从一个侧面反证了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伟大英明。
海外学者论中国，当然不是也不应是只说我们的好话。“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对我国在发展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对如何根治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给中国社会的痼疾，学者们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都能有的放矢，予以针砭。不论是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有益的。
我以为，海外学者在论中国时的文风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极少教条，极少教训人的口吻，即使是比较专门的学问，也极少艰涩的叙述，不摆学者架子，使人感到亲切，尽可能让人一看就懂，在深入浅出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由于资料有限，此次收集到的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章内容不够全面，未及收集到的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述甚多。已收集到的海外学者的文章，也只限于所知的一部分，也可能不是他们著作中最精要的；同时限于篇幅，对已收集到的学者文稿，也不可能尽数辑录。所有上述遗珠之憾，只好待之今后来弥补了。专题编辑出版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集，在我还是一个尝试。如果这次《海外学者论中国》的出版，能于读者有所助益，能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有所促进，同时能引起更多的海外学者的关注，我内心将感到慰藉，愿以暮年之躯，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为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尽绵薄之力。
本书所辑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章，为保持原作面貌，除个别字句外，一律尊重海外学者的原文不加修改。
本书集中了诸家的观点，不尽一致，也有编者认为尚可商榷之处，这些都不一一指出了。有些提法与在我国内出版物上所习见者有差别，这都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最后，谨向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潘毓刚、田长霖、薛君度、程杭生、李天和、谢定裕、吴京生、钱致榕、聂华桐、王念祖、汪康懋、宋宝彝、丁大卫、喻钟烈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华夏出版社同志对出版此书予以热情支持，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王智钧同志亲任责任编辑，王迺、王桂五、武永兴、俞家英同志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１９９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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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方台报道部小记
逸出荧屏的辉煌
婕妮
最近，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新闻以其频频出现于中央台（几乎每夜）而使其知名度走出新闻圈、走向全国。其实，一年多前，东方电视台开播之初，由两位未满３０岁的正副主任和多数比他们更年轻的男孩女孩组成的“东视”报道部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开播当天，６点３０分，参加开播晚会的贵宾们观看正在直播的“东视新闻”，没等播完，已是满厅赞叹：“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以后的４００多天里，他们以每天三档新闻、两档体育专辑、一档经济信息等与竞争对手争辉，而对手的人力，是他们的４倍。同时，在全国率先开创了港台新闻专线，又推出了中国大陆首档财经新闻，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令同行们叹奇。而这背后的经验，则被他们归纳为平平淡淡一句话：人尽其才！
“专业不对口”、“职务错位”、“角色反串”这些字眼，在“东视”报道部，全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褒义词。被同事们戏称为“吴工”的吴朝阳，“错位”得有点不着边际了。他原是南京大学“声学”硕士，调入“东视”后，因他英文程度较高，中文也有一定的根底，部领导便任他为国际新闻编辑，而他之所以被称“吴工”，则是因他精通电脑，开台之前，报道部需要设计一套专用的计算机管理软件，便由他同电脑工程师协调设计，以后，这些电脑系统便由他负责管理。即便如此，主任还在说，他这么热爱艺术，分派他做文艺记者一定也是出色的。
今年４月起，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坐在“东视新闻”直播间向观众们颔首微笑的那位节目主持人使人略感陌生，他的语音、语调、语速以及表情，让人感觉他并非播音员科班出身，却自有一番自然大方从容不迫的风度。他就是“东视”报道部的骨干记者、搞现场报道的一把好手姜澜。姜澜不负众望，用自己的语言如同领航员一般将观众带入一个个新闻现场，而不再是单纯的照本宣科了。他第一次上场，突然发现置放在播音员面前的提示器坏了，这意味着他不能直视观众，根据提示念那些口播部分的稿件，好在这些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了，直播开始，他就脱离开讲稿将新闻事件娓娓道来，竟然一个“螺丝”也没吃，令在场的制作人员啧啧称奇。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４日，北京正值“两会”。京西宾馆内一大帮记者在长长的走廊上你追我赶，跑在最前面的，便是“东视”的新闻播音员燕南，她同上海的文字记者们正在“追踪”前来上海团参加会议的邓楠，她庆幸自己曾获北京市少年长跑季军的身体素质足以将同行们甩在了后面，终于第一个找到邓楠，经提问，得到了观众们最为关心的答复。燕南曾自言是个需要新的东西点燃兴奋点的人，派她采访重大新闻确实成了一个燃点。她父母家在北京，可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形被同行写入了“两会”花絮中。
在上海的体育迷中，唐蒙已经有了固定的一批发烧友，他的体育比赛现场解说总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让人听得十分过瘾。他倒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可他学的是摄像专业。因他酷爱体育，对此又有较深的钻研，加上他良好的语感、别具特色的嗓音，在报道部下属体育部里除了日常的采编工作，又成了专职的体育播音员，连上海的体育记者都赞叹他的解说颇具深度。同事们开玩笑说，他“背叛”了自己的专业。
埋藏于地底下的燃料，有时只是需要“嚓”地划一下火，就释放出了辉煌。要得不多，需要付出的也不是太多，不过是一个“不拘一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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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回首黄土地》漫笔
苦难和光荣
李泓冰
说实在的，翻开沈阳出版社的这本新书时，我是有些漫不经心的。可是，我却不期然地被一排密集的情感子弹击中了，傻了。
这是一本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读了大约一半的时候，竟不敢再看了，受不了那种太厚太重的恓惶——曾经鲜活生嫩的青春在粗砺的西北风中变糙了，从花朵儿变做了齐齐的土坯，砌在早已过去的知青时代，砌在延安的窑洞……知青的历史，不只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整个中国。
……一大群孩子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几十年以后，不仅仅是这群长大的孩子，城市和乡村都依然记得这场惊心动魄的迁移，他们的故事已经种在了泥土里，一下雨就会发芽，就像是雨天前总会发作的老关节痛。
这本书的个性源于它所记叙的黄土高原。那是一块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都有着特殊意义的土地——黄河拥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浊重地流经那里；而延安，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因而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历史感、使命感触目可见。编者们在序言中告诉读者：
“那是一段苦难和光荣的故事。
苦难记下的是悲欢离合，
光荣留下的是苦辣辛酸。”
走向延安的这一批知识青年，灵魂深处救国救民的执著绝不亚于他们的前辈，因而他们的走入乡间，多半已经带着一种朦胧的内省和自觉意识。裹挟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固然身不由己，但了解中国必先了解农民的信念，使他们在苦难之中，要倔强地体现光荣。如他们自己所言，他们看到了中国，明白了中国；他们的一生都将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魂魄相通。这份“相连”与“相通”要比他们历经的苦难更为感人，更为永恒，也是他们更加珍惜的。
其实，又岂止是知青难忘那黄土地，那片黄土地也难忘这群首都来的后生。书中《伤逝》的作者晓明写道：“一位老汉对我说，他活了一辈子，有两件事对他印象最深，一件是‘闹红’（指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件是北京知青来插队。”《闹秧歌》的作者王克明也写道：“几次回我们余家沟，乡亲们都说，自你们走后，过年满没意思，再没闹过秧歌。我说，自回北京后，过年满没意思，再没秧歌可闹。”
想一想，出过秦始皇、“闹过红”、还在受穷的老根据地，与城市里走出的新一代革命青年，在那样一个看去壮怀激烈的年代融合到了一起，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刻影响，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对于这份深刻影响的忠实笔录，本书的历史价值恐怕要再过很多年，才会更为醒目；而这份影响的历久弥深，相信即使再过几十年，仍会让人怦然心动！
知青们的笔颤悠悠地写下他们魂牵梦萦的仍在黄土地上劳作的“受苦人”，写下当年的自己，更写下永远埋在那里的年轻同伴，还写了仍然留在那里的昔日同伴。他们的笔触也一直延伸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乡亲们如何端着红枣、白馍蜂拥来看一别十余载的“北京娃儿”；我们看到，依照英年早逝的李秋雨临终嘱托，他的遗孀和插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陕北的双峰山上；我们看到，当年王大力在为乡亲治病途中失足坠崖身亡，他的妹妹故地重游，却悲恸地发现，由于迷信，大力的坟被当地人移往荒野；我们看到，乡亲们轮流值夜，为了保护长眠在那里的一对知青姊妹的遗骨不被企图“结阴亲”的家伙劫走……这就是那片土地，黄色的背景中有红色的激情与依恋，也有着黑色的愚昧与贫穷。
曾经的惊心动魄在平静的叙述中淡出，却深深地切入了读者心中最圣洁最柔软的一隅。
我在不住地惊叹，那么多早已“圪蹴”在各行各业的昔日知青们，写下来的东西却不亚于专业作家水平。“陈赖赖死下了。展溜溜价（平展展地）死下了。后半晌打歇，米如怀老汉圪蹴（蹲）在土峁子上，款款地把烟锅里的火磕在鞋窠时，入给李正华老汉，宣传了这个消息。”（王新华《野草》）“为民娘站在垴畔上，呆板的脸上有些水或者泪。她什么也没盼来，什么也没等来，她活着，仍然还是她。她永远无法，也永远不能讨到像她男人的那种体面。”（顾君德《为民娘》）这类质朴而又讲究的句子在全书中俯拾即是。有好些篇章完全可以当做极出色的小说来读。
全书的每一篇章之首，都有一句切题的信天游。信手翻开一页，白纸的天头上两行纤细的歌翩然飞出：“芦花子公鸡窗台卧，我受艰难对谁说！”
仿佛书中过于沉重的感情信息透过这歌谣喷薄而出，我禁不住泪眼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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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北京前门遐想录
重忆旧梦缀新天
徐城北
昨天——天子脚下的平民乐园
１９４９年，对北京前门商业区来说，应是一个难忘的年份。
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古老的都城万人空巷，刚刚获得新生的市民，拥挤在狭窄的前门大街两侧，欢迎自南向北行进的解放军战士。稍后，梅兰芳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北京，梨园名伶进入前门火车站迎接。穿着白色西服的梅出站时，被附近的人们发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箭楼以南顿时水泄不通。
然而，就是这两度的人文景观，构成了前门地区最后的辉煌。在前门的记忆里，大街曾经是何等宽阔、威风——仰对青天，街心高耸起一条黄土铺成的大路，上面走马过车。这条土路两侧有“沟”，行人就在“沟”里走路，做买卖的摊棚也搭设在“沟”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后来，前门大街上的土路铲平了，原来搭设摊棚的地方，也出现了“违章建筑”——最初东西各是一溜临街的铺面房，慢慢地，铺面房变成了前店后厂。于是前门大街陡然窄仄起来，东侧铺面房的背后增添了肉市（街），西侧则多了珠宝市街。
再往后，前门的商业兴盛起来，各种买卖在此竞争，商店、饭馆、澡塘、戏园子、药铺、钱庄、旅馆、当铺比邻而居。大栅栏成为综合性的“第一大街”，各类买卖的“头一份”都力图在大栅栏中安营扎寨。
再再往后，一些享名遐迩的老字号出现了——全聚德、同仁堂、都一处、内联升、瑞蚨祥、正明斋、马聚源、天福号、祥聚公，等等等等，大街两侧琳琅满目，街心增添了有轨电车，因为铃铛总是“铛铛”地响，老百姓便呼之为“铛铛车”……
时人把北京的繁华地区归纳为这么几处：“东单、西四、鼓楼、前”。这里的“前”就是前门，把前门摆在整个繁华系列的最后，是采取京剧的习惯：大轴，总是最后才上场的。
从大的城市格局看北京，两个城圈护卫着内、外两城。内城的中央是紫禁城，它实际是“内中之内”，昔人也称之为“大内”。紫禁城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东城、西城紧挨着，也沾了不少光。东城权贵多，西城文化人多，重要机构也大多设在东西城。就连昔日淘出的粪便，东西城的价儿也高于崇文、宣武。相比之下，外城属于贩夫走卒的居住之所，进入视野的一切，都显得荒凉、简陋。越往南，入眼的房屋、道路和人物，也越来越难以入眼。
在这种大格局的规定之下，前门的地位就很特殊。历史缓慢而又严厉地为前门商业区积淀出一个形象——它匍匐在箭楼脚下，它不能直接仰望正阳门，因为正阳门属于内城。正阳门是它的一道威严的屏障，阻隔它不要去“攀扯”天安门和紫禁城，警告它不要有“非分之想”。它只能属于外城，只能以质朴的胸膛，容纳了外城草芥之民在此做短暂的欢娱，并使长期的劳累和屈辱稍获麻痹。
今天——整体无风格的驳杂拥挤
自从１９４９年那两度人文景观之后，前门和前门人的“好时候”渐渐去也。
首先，是北京的那种封闭式的大格局，被城市建筑的幡然改型一点点“蚕食”。
古城墙拆除，那种内外对峙性的区别淡漠了。天安门广场的形成，以及东西长安街的打通使进入北京的“渠道”变纵为横，人们可以乘坐汽车从东西两路进入北京。对比之下，自永定门由南向北，依照中轴线逐渐“膜拜”着趋近的方式不吃香了。共产党不提倡那种“坐北朝南、君临天下”的传统格局，连它的中枢机关也设在中南海，没有放在中轴线上的任何位置。解放军三总部放在了西长安街的延伸线上，整个北京的中心向西倾斜。前门火车站的拆除，北京新火车站的建立，使得北京的重心又向东“摇动”。大工业多在朝阳区，空气污染；文化区在海淀，绿树成荫。市区之内，商业区形成了新的鼎足三分——王府井、西单和前门的对峙。前门的低矮和拥挤，层次显得低了，有些被动。
当人们从“文革”中苏醒之后，才发现神州大地被毁得不堪入目。前门也是同样，幸存下来的匾额被寻找出来，拂拭去上面的尘土和污垢，重新张扬着见了天日，重新大摇大摆着悬挂出来。
站在前门的今天看昨天，真是百感交集。混乱杂驳，“整体无风格”。大与小，新与旧，土与洋，革新与保守，都生硬拥挤着，成为谁也管不了谁的“恶邻居”。鲜鱼口已然败落，鞋帽大街成了历史陈迹，至于１００多年以前倾斜着穿越鲜鱼口的小河，更是早已填塞。廊房二条的玉器大街和西湖营的刺绣大街，早已面目全非。大栅栏依然繁华，可惜“繁华无秩序”，许多老字号一再搬迁，特色已失，名不副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拥戴景仰的现代化究竟是指什么？难道仅仅是高速公路、立交桥和摩天大楼？仅仅是电脑、传真系统和对外开发区？不，不仅仅是这些。现代化可以分别表现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但首先必须集中渗透进人的头脑并维系始终。这头脑中的现代化思想，又必须是新与旧、纵与横、单一与综合、层次与领域、狂飙突进与水磨功夫等对立统一的集合体，是对于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总结性融会。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前门人”这一命题的探查，就会有助于如何促进前门现代化的思考。
明天——前门能否被“激活”？
我忽然想象起来，能否恢复“前门区”的行政区划呢？做这样的想象，也并非异想天开，因为清代典籍中就有记载——北京的内、外城各分五城，其中“外城（的）中城”就是今天的前门区。解放之初，也曾建立过前门区（１９５２年７月起，１９５８年６月止），北依前三门的城墙，南到东西珠市口以北，东到崇文门西大街，西到宣武门东大街。
必须强调，今天提此倡议，并非打算恢复历史某一阶段上的旧前门，而是以开放的眼光先行环顾世界和中国的大需求，再依据前门这一块土地的特殊情况，准备把它建设成一个最能体现古都风格的商业文化区、民俗活动区和观光旅游区。为了未来的现代社会，我们要着意去再现古色斑斓，这是维系现代人身心健康的一件千秋大业。
从地貌上看，希望未来的前门逐渐形成古代都城“坊”的样式，纵横区划，各有职能。原来的居民将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撤出，原来的房屋也将分期改建，各式各样的“坊”星罗棋布，同时更有各式各样的“居民”来此“上班”，一方面带着强烈的“表演欲望”，同时也从中外游客处取得“小费”。其中可以对比着恢复昔日北京与前门成对照的各色民俗景点，诸如天桥、厂甸、白塔寺、隆福寺等，也可以对比再现其他都市的前门对照物，如天津“三不管”、上海“城隍庙”和南京“夫子庙”。
这样的建筑构想，势必能提高北京的文化品格，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前门区”会成为世界人心目中的“中国古近代都城迪斯尼”。它的职能将大于“中国”、“古近代”、“都城”、“迪斯尼”四者的简单相加。其意义是：让市民和国人不忘过去，以其充实、升华今天的“自我”；让准备反映旧时北京（平）的各种造型艺术，具有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外景基地；让北京有了一个可供国人和外宾“驰骋”着参观的旅游点；让北京有了一个北南对峙的新格局——北是故宫，南是前门；北是政权，南是民间；北是尊严，南是激活；北是沉寂，南是欢乐。两相对照并撞击着，就构成和凸现了北京的全部历史。（附图片）
前门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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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义县聚粮屯乡22个村千余名农民从年迈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娃娃人人喜欢剪纸，百余人的作品先后参加过国内外美术、民俗等展览，成为“艺术之乡”。图为人称“剪纸屯”的海粮屯村农民举办家庭剪纸展览交流技艺。 李铁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