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书简
回顾为了前瞻
——致高冠华
王朝南
你尊重潘天寿先生的鼓励与教诲和我尊重刘开渠老师的态度一样始终如一，所以值得自慰。看了你几件花鸟画的复印件，觉得它们既接近潘先生的作风，又有你自己的特点。可以认为，尊敬值得尊敬的师辈，意味着肯定自己的艺术个性。
你那幅以残荷为前景，以巨石和石上几只八哥为主角的巨制（见右上图），虽也使我联想起潘先生以雁荡山为素材的巨幅构图，但你这一幅雪里八哥受冻饿的为难，与前景那一片残荷，奔放而沉着的用笔，也构成无声而有韵的活泼感，这种冷中有热，以冷示热的独特意境，既体现了你对潘先生那奇与常的对立统一的主张，却没有因袭和套用潘先生的艺术形式。据说八大山人在书法绘画方面曾模仿过董其昌，但八大山人的艺术个性仍很鲜明。
这样谈到前人，丝毫没有抹煞潘先生在绘画和书法方面的独特成就。我在一部关于艺术美学的书稿里，专章论述我对潘先生艺术及其理论的感受。也是在那部尚未出版的书稿《神与物游》里，有《我爱八大》（已经在《美术》杂志上发表过）这一章。可见不因为我爱八大，就不爱晚于八大的其他画家的艺术成就。
当我给你写信的此刻，再看看面前这一幅残荷枯梗用笔活泼的图片，仍然对你画残荷那种乱中有序的用笔很感兴趣。这种兴趣，不只因为特定题材在画面上有生动的细节结构，也因为这些遒劲用笔与书法的变化的美相一致（即对立中的统一）。你在表现残荷形象特征时，表明了书法素养对画艺起了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
书艺和画艺同源，两者结合是中国画区别于非中国画的重要条件。如果作画用笔谈不上书艺的美，中国画那区别于非中国画的相对独立性，岂不是被艺术的一般性所“吃掉”？
真可惜，目前出现的某些自称为中国画创新之作，偏偏缺乏这种富于独特个性的重要因素。
既然你长于诗，也许关心过李白诗中月亮形态的多样性吧。李白写月亮出现在天上、水中以至酒杯里的次数，多得难以统计，那月亮出现在诗中的特殊形态，多样且富于独特个性。“明月出天山”的宏观意境，与“疑是地上霜”的微观意境之间，二者的差别多么鲜明。我不认为这只是谪仙天才的自我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得力于表现什么的前提——对美的敏感。我还觉得，李白对不同形态的月亮的美感，其敏锐性和他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倘若李白根本没有特定的社会生活影响他对自然美的感受，“山月随人归”等句的奇思妙想也就无从产生。
近几年来，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真理，也遭到某些新潮理论家的嘲笑与排斥。在我看来，连同八大山人的花鸟画的风格，其特殊点也是对他那有特殊性的生活感受的独特反映。谢赫“气韵生动”的名言，虽是对人物画立论的，但它同样是对花鸟画或山水画审美价值的普遍要求。但是，任何生动的气韵，都不能不是对广义的生活的反映。
这些扯远的话，似乎游离了我想向你提出的建议。希望你正当体力健旺的现在，尽可能多接触和观察直接或间接的客观对象，使你那几十年辛勤创造的画艺与书艺的深厚素养，更多方面地体现于新花鸟创作之中。
我祝贺你在台湾举办的回顾展所得到的出色成就，也为你能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同窗欢聚、交流如何发展华夏文化的积极活动感到高兴。反复向你强调回顾为了前瞻的动机，也是为了让你未来的花鸟画更广泛地作用人人都需要的美育。再见！
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晨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百花园
当代生活的诱惑与回响
——九十年代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漫述
王纪言刘春
一
作为祛除商业色彩的高品位的节目形式，作为我们时代的文献笔记与历史备忘录，电视纪录片正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凭借着建基于现代科技结晶之上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凭借着对生活“贴近”观察与对人类经验“亲近”的把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如果说８０年代是大型纪录片（如《话说运河》、《话说长江》等）一枝独秀，在狂飙突进的激情中夹杂过多的焦灼与浮躁，那么９０年代的纪录片则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局面。
现在，仅中央电视台每年制作、播出的纪录片就达千余部（集），不少专栏已家喻户晓，如中央台的《神州风采》、《人民子弟兵》、《地方台三十分钟》，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北京台的《今日京华》等等。当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毛泽东》、《望长城》、《广东行》、《中华之门》、《德兴坊》、《毛毛告状》、《走向太阳》、《方荣翔》等，都受到了观众和行家们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一批作品，如《藏北人家》、《远在北京的家》、《沙与海》、《最后的山神》、《十字街头》等还荣获了国际大奖。
电视纪录片创作使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编导脱颖而出，他们有的已享誉海内外；与此同时，电视纪录片创作越来越受重视，被看作是一家电视机构总体制作水平高低的标志。
可以说，电视纪录片已成为今天最重要的叙事文章之一，电子时代高品格文化的重要代表，当代人对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一扇窗户。
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丰富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价值观念上的某些错位，人们渴望用理性把握现实，迫切希望通过媒介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电视纪录片以其直接、有力、灵便的方式正好承负此任。商品经济中消费型大众文化的兴起，使严肃文化危机重重。电视纪录片将人类智慧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具有高雅文化、传媒、电子技术、影像艺术等多方面优势，从而成为我们时代备受欢迎的文化形式。
二
以冷静的目光观察历史、思考历史，成为９０年代电视纪录片的主要趋势。在追求影像艺术完美的同时，更多地把镜头瞄准当代生活的主潮、现代社会的人文景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一切艺术都带有它的历史时代的印记，而伟大的艺术是带有这种印记最深刻的艺术”（马蒂斯语）。９０年代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将触角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改革开放中从物质结构到社会心理的种种变化，并通过题材内涵的价值冲突挖掘历史底蕴。
显而易见，《广东行》报道的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一系列个人言行显示出地域性的整体变迁。《中华之门》把军人形象置于传统与现代、境内与海外的交汇点上，表现出新时代的军魂民魂。而《沙与海》、《深山船家》、《远在北京的家》等则将历史变革凝聚在某个人的命运与某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从而显示出丰富的艺术涵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已成为当代纪录片的重要视点，突出了各种过去被忽略了的“小人物”，诸如家庭妇女、离休工人、打工妹、小保姆等等。报道者投身其中，平等交流，跟踪记录下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我们深切感到，纪录片如此贴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遭遇，传递普通人的心声，充盈着极为可贵的人间真情与人性力量，使电视纪录片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人民的记忆”。
这个“记忆”，还在于面对历史时表现出的客观性、理性、开放性的叙事特征。历史巨片《毛泽东》，叙事者把毛泽东放在历史巨人的位置上，通过大量目击者、当事人的叙述，塑造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领袖形象，并以客观求实的态度，表现出巨大的时代气魄。电视纪录片已经逐渐成为历史文献笔记与备忘录。
三
艺术上不断的自我完善，已构成９０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总体态势。对传统模式的反思，国外纪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电视纪录艺术越来越回归到它的本体属性，因而在记录语言、报道方式、叙事艺术等都变得更加自觉。
电视纪录片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选择了纪实主义的取材方式与叙事策略。纪实主义既是纪录片艺术的一次推进，又是求实理性的社会心态在艺术形式上的反映。它通过原生态的生活时空的展示，给观众提供生动真切的直观感受，如同身历其境、苦乐与共。
当纪录片工作者把目光投向现实，他就无法再沉湎于狭小的自我意识中，也无法再用粗暴、简单的理性去指手画脚。
在拍摄方式上，提倡“现在进行时”的方式，记录与事件同步展开；拍摄者跟踪事件，以真切的持久的观察，把握事物的自然流程；至于记录语言，则强调现场信息的完整性，以“带毛边的生活原型”传达出影像的逼真感。在叙事安排上，它重视过程化叙事，摄入原汁原味的“原生”素材，让观众去评判分析。
毫无疑问，纪实主义也遇到了种种挑战。今天，人们在肯定纪实主义总体策略的同时，也强调艺术表现的多元化，强调情节化叙事与“纪录片的人声”即主体观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电视传媒与纪录片艺术将不断发展。电视纪录片以时代强音的姿态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
横塘一角（中国画）高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