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重读《天演论》
任继愈
清朝末年，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势力的欺侮，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这一时期严复翻译《天演论》出版。这是一部振奋人心，激发中华民族爱国热情的名著。译文的影响甚至超过赫胥黎的英文原著。
《天演论》给千千万万爱国者敲响警钟。书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通过大量生物进化现象，揭示出凡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必遭淘汰，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才能保存下来，得以繁衍。严复通过《天演论》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才可以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天演论》出版后，举国上下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各地出现以“竞存”命名的学校，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名字，也是受《天演论》适者生存的影响改名的。
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不好生硬类比。这种区别，在当时似未引起重视。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发明用火，首次能源开发，就开始改变着洪荒时期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人类改变自然界时也改变着自己。古人称“天、地、人”为“三才”，指出人类“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时，已渗进了人类的意向和价值观。生物学把鸟类分为益鸟、害鸟，都是按人类标准划分的，不是鸟类自身的特征。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为家养，培育谷物，改造盐碱地，古代大禹治水，种种活动，顺应了自然，又改造了自然。如果人类放弃对自然的干预，任凭生物种群间自然生长，优良品种绝对竞争不过劣等品种，禾苗必被杂草掩没，必致颗粒无收。
唐朝流行一部《阴符经》，这部书约成于南北朝后期（公元５３０—５８０），全书３００来字。《老子》五千言，已经算言简意赅，《阴符经》篇幅更短，唐初欧阳询、褚遂良均手抄过若干部。唐人李筌对此书作注。宋人程颐、朱熹都对此书十分重视。《阴符经》明确提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向自然界掠夺，窃取：
“天地，万物之盗也；万物，人之盗也；人，万物之道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这里提出人与自然界互相依存又互相掠夺的观点，引起唐宋以来许多学者的重视，在认识史上应当说又前进了一步，有创见，同时也有局限性。《阴符经》作者看到人向自然索取的必然性，却没有指出人向自然索取要一个限度，无限索求，必遭自然界的报复。比如滥伐林木，滥垦荒地、滥捕鸟兽，破坏生态平衡，会造成洪水、沙漠化，自然界和人类都受到损害。唐宋以前，我们的国土，地旷人稀，人类活动的空间较为宽松。到了今天，几千年向自然界掠夺造成的后果，都由我们今天的人承担了。总之，有了人类，已不再有“纯自然界”，因为人类出现后即对自然界进行了干预。
社会生活本来是人类自己的事，更不能不受人类行为的干预。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是从管理体制说的），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是从生产形态方面说的），这种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不可能逆转。转化期间一切产品（包括精神产品）面临着严峻的竞争。现在有人认为市场最公平，一切产品交给市场去选择，优者胜，劣者汰。优者占领市场，劣者逐出市场。这种说法不为无据，但不全面。
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开展，竞争要合法。不正当的竞争，其后果必是劣质产品（包括精神产品）挤占了优质产品的市场，劣品充斥，危害群体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反淘汰”。
正常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社会干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行为受鼓励，什么行为受限制，要由社会群体作出规范。前者，古人谓之教化，后者，古人谓之刑罚。这是人类群体，不分古今中外，都应遵循的通则。缺了社会规范制约的竞争，必然出现强凌弱，大欺小，劣等品排斥优等品的现象，造成社会混乱以至危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被迫卷进世界竞争的漩涡，被迫参加了不公平的竞争。地球上列国林立，还没有统一全球的社会规范，因此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一部世界史不过是一部大国争霸史，记录着某些大国扩张了，某些大国衰落了，如此而已。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严复译《天演论》时期的旧中国，不存在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我国的国民收入有极大的增长，科技水平有极大的提高，现代工业、农业、国防都有极大的发展。人均收入在全世界不算高，但综合国力却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的安定力量。
欢欣鼓舞之余，也要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比旧中国是强大了，但是我们的国土还有强权插手，制造分裂，我国内政还有外来的干扰，公海航行有时受到无理的阻挠，说明我国还不够强大。新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比旧中国富足了，这种富足表现在解决了中国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但还有若干贫困地区有待于脱贫，说明我们还不够富足。我们的教育、文化有极大的发展，但还有大量失学儿童，大量的新文盲，说明我们距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安不忘危，才可以免遭危殆。《天演论》敲起的警钟，如果能经常在耳边回荡，上下一致，不忘奋发图强，同心合力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宏伟目标一定能达到。中华民族曾蒙受着八国联军占领我国首都的耻辱进入了２０世纪，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们将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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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日价值论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人文杂志等单位发起、６０多位中日专家学者参加的“中日价值论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西安召开。中日学者就价值的创造与评价、价值与历史观、中日文化伦理价值比较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价值的本质问题
如何界定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来考察价值问题？这既是近年来价值论研究中制约其他问题的基础问题，也是本次讨论会的中心问题。从提交的论文和发言看，研究价值本质的主流思路是主客体思维范式。
首先，近年来国内价值论研究大都认为，主客体关系的思路，是把哲学上的价值范畴看作是反映主客体的一个方面相互关系的范畴，即把价值看作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效用关系。但有的学者认为，以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关系来定义哲学上的价值，只能说明物的价值，而说明不了人的价值、美的价值，提出用“人道价值”来作为效用价值的补充。
其次，价值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价值与存在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是涉及价值本质的前提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价值的存在性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可得到证明。价值既不存在于客体及其属性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中，价值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中，存在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只有当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时才有价值，否则就无价值。因此，价值存在的这种本性决定了价值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二、关于价值的创造与评价问题
对于价值本质的理解不能离开价值产生的过程，价值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由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处在某种关系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价值创造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进行价值评价等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有的学者指出，世界上一切有益于人们发展需要的价值成果，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创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表现为主体自身能力的客观展开，并在结果中获得客观存在的形式。因此，人类的价值创造活动，从本质规定来看，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赋予客体以新的形式；客体属性主体化，客体促进主体全面自由发展。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规定这一价值创造的本质，是以主客体各自的规定性为根据的。
人类的价值创造活动与价值评价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社会评价活动把群体需要的意识即群体利益作为评价标准。在社会评价活动中，必须遵循主体性原则、综合效果原则和民主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保证社会评价活动的科学化。（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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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市场经济与中国婚姻家庭
——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广东《家庭》杂志社发起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市场经济与中国婚姻家庭”这一主题，就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家庭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家庭伦理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与会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人们个性的解放、自我意识的增强，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不仅普及于城镇，而且在广大农村流行起来；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家庭成员一律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注意爱情在婚姻中应有的位置，追求爱情生活成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一切成年人的基本需求；正确对待离婚问题，文明离婚、友好分手的风气正在形成；夫妻及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人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中的自由度逐渐增高等。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家庭伦理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即打破了原有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家庭伦理评价多标准、家庭伦理关系多取向、家庭伦理规范多层性”的局面。
有的学者说，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应引起注意，如金钱成了一些人婚配的唯一标准，一些腐朽颓废现象死灰复燃，家庭成员人际关系淡化，遗弃老人现象比较严重等，已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处在市场经济机制孕育中的家庭伦理文化的出路何在呢？这是与会者十分关心的问题。
与会者提出，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现代中国家庭伦理文化。首先，中国现代家庭伦理文化建设的基点必须放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提炼成现代伦理意识。其次，要科学地认识、对待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外来家庭伦理文化，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之糟粕，在建构多层次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中，找出人的社会本性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最佳约束点。第三，要注意家庭伦理文化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化经济。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重构，也必须寻求法制的支持，以保证家庭伦理文化的生长。家庭伦理文化的法制化包括这样的内容：依据家庭伦理生活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严重问题，尽快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家庭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尽可能重叠；加强社会对家庭伦理生活的监督等。第四，加强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提高家庭成员的自我修养和素质，增强家庭成员的自律性，使他们成为文明、自律的人，从而保障家庭伦理生活的文明化。
与会者还指出，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的向主体化转换的趋势，其社会作用和进步意义在于，这种婚姻家庭关系富有创造精神和自我价值。尤其是妇女在婚姻关系主体化的发展中，地位将有更大的改善，成为主要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是妇女改善在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实现真正的夫妻平等、男女平等的一次历史性转折。（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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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自上而下的新一轮改革的特点
周振华在《自上而下的新一轮改革》一文中，阐述了近一轮新的改革，是以构建新的宏观体制框架为重点的全面性改革。与以往的改革相比，它大致具有以下新的特点：
（１）整体性。以往的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往往要寻找突破口，在传统体制的薄弱环节和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方面率先动刀，以撕开旧体制的网络，从中注入新体制因素，然后进行渗透和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整体性特征将大大强化。
（２）统一性。以往的改革具有更大的探索性，往往需要搞一些实验区或试点，以摸索经验或发挥其示范效应。现在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不可以搞多样化模式。因此新一轮将特别强调统一性。
（３）强制性。以往的改革往往是在旧体制框架松动之后在政策体系出现不平衡状态下，通过利益诱导由地方和基层自发实行制度变革。而新一轮改革为构建新的宏观体制架构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革。
（４）规范性。以往的改革不管是试点的探索，还是某些制度变革，都带有不可避免的非规范性，各取所需，各搞一套。现在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构建宏观体制架构将更讲究规范化，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行事。
（摘自《改革月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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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企业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孙月平在《抓住机遇跳跃式发展》一文中说：机遇是一种有利的机会或偶然的事件。有的是被动得到的，称完全意外的机遇；有的是经过一定的主观努力得到的，称部分意外的机遇。随着国家各项改革逐步展开和深入，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的日益广泛，我国企业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企业寻找和利用的发展机遇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国家有关全面改革的重大政策、措施逐项出台，使每个企业面临最重要、最现实、最带战略性的机遇逐步增多；二是来自纵向的机遇逐步减少，来自横向的机遇逐步增多；三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在某些产业、产品上集聚的机遇日趋演变为多方位的综合集聚的机遇，使企业发展机遇的选择领域大大拓宽。
（摘自《市场报》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