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小镇沉思
吴绍春
初春时节，我有机会走访了美国的小镇奥本。奥本属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内马哈县，有３０００多居民。逗留此间数日，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当地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小镇竟然办起了大学，而且是该州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尽管这所１８６７年建立的大学现在已成为州立学校，可建立的当初，却是由村民们提议并捐资兴建的。它既为本地的中学生提供了就近上学的条件，也为许多成年人，特别是农民创造了上大学的机会。漫步在校园，１００多年前建的教学楼仍然不失风采，图书馆、实验室、活动中心应有尽有。当地人提起这所大学，无不感到自豪和兴奋。主人带我去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这所大学。站在校门口的石碑前，我想，１２０多年前，一个小镇居然能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大学，这种对教育的追求和渴望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从这个小镇可以看到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视。美国的历史不长，仅有２００多年，这对于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算不了什么，可美国人对此很珍视。这个小镇早在１８８２年就创办了报纸，它成为小镇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中心。这份报纸记录了小镇的变迁，成为小镇最权威的史料。镇里还有一座小博物馆，其中所有的实物都是私人捐赠的。博物馆通过实物和图片介绍了小镇及周边地区的开发历程。实物展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同时期的家庭生活用品，包括衣、食、住、用的各种物件，这些实物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及风格，从中可以窥见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部分则是介绍工具和农具的改进及交通工具的革新，如从古老的马拉车，到笨重古怪的拖拉机，直到现代的农机具和汽车，展示了工业发展的道路和不同时期的技术水平。它向人们诉说着历史，使青年人在了解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去理解先辈，理解文化传统。美国朋友告诉我，不仅这个小镇，许多类似的甚至更小的村镇也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或许这是美国特有的地方文化现象，不过它却给了我一种启示，我想，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是否可以在那些林立的楼堂馆所之中，给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等以应有的位置，一句话，即给教育和传统文化以应有的重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计算机创始功臣今露面
黄晴
第一台全自动程序控制计算机的制造者，８３岁的德国工程师康拉德·朱西今天终于部分得到了他５０年前就应得到的社会承认，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和爱好者来到他的乡间房舍向他表示敬意，他的自传《我的生活——计算机》即将出版。这位不知疲倦的发明家现在仍在摆弄那些发动机和齿轮，琢磨着宇宙的法则，他认为，世界存在着类似计算机的秩序。
朱西１９１０年生于一个邮电职工的家庭，少时对绘画和建筑感兴趣，他说：“我对环境的视觉感受总是特别强，也许这种偏才在我的计算机模式结构上有明显表现，我喜欢搞机械和电动机械方面的事，电子方面的事则由更适合的人去干。”
朱西后来去柏林技术大学读书，他觉得那里的学习方式很愚蠢，便于１９３５年在获得民用工程学位前辍学。他的脑子里当时有一大堆设想：售货机、人工智能、苜蓿叶式公路交叉口、洗相室装置、登月火箭……这些想法当时恐怕是太超前了。
作为工程系的一名学生，他对繁复的计算不胜其烦，便产生了制造“会算数的机器”的强烈念头。朱西回忆说：“我在德国开始干计算机的同时，美国的霍华德·艾肯和其他几个人也开始干了。”
这样，在柏林和波士顿之间，在朱西和艾肯之间，一场竞争开始了，尽管两人对对方的工作一无所知。这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艾肯有ＩＢＭ公司的有力支持，而朱西只能靠父母和朋友资助，用锯条一类工具来制造零件。
朱西一开始用成百个继动器、旧铁板和铁针制成一台名为Ｚ１的大机器。这台机器有２米高、１．５米宽，如客厅的大橱柜。这台机器用机械运转，靠打孔带发指令。朱西承认，这台机器从未算准过。
朱西开始试验用继电器做计算机。１９３８年，他造出了一台只用２００个继电器的小型机，名为Ｚ２机。
１９３９年，朱西被征入伍，当了步兵。他的朋友为他大力呼吁，１９４０年，他被允许回家继续从事研究。
当时的工作条件很恶劣，车间常被轰炸，他的许多助手或上了前线，或死于战争。他找了些懂数学的残疾人当助手。在他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布兰迪丝的年轻妇女，后来成了他的妻子。１９４１年，他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造出了名为Ｚ３的计算机。
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评审专家的看法是，Ｚ３机有几个突出之点：其一，它早于１９４４年运行的艾肯研制的玛克Ｉ型计算机；其二，它的运算速度比玛克Ｉ型机要快。慕尼黑德国博物馆的评审专家认为，Ｚ３机是一座里程碑，是计算机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Ｚ３机大多数有关文件在１９４３年毁于战火。战争快结束时，朱西又造出了Ｚ４机，这台机器５０年代才投入运行。当时，德国内外很少有人知道朱西的工作。
１９４７年，朱西与ＩＢＭ公司首次接触，但条件没谈妥。朱西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只对我的专利感兴趣”。朱西１９４１年就为Ｚ３机提出了专利申请，由于战争等原因，他的专利申请于１９５２年才被发表供评议。
这期间，朱西的公司已开始生产计算机，最高峰时曾雇用了１０００人，订单来自世界各地。但后来，德国专利局的判定出来了，认为朱西的机器“在独创性和先进性上无可置疑”，“但有缺陷，不能授予专利”。朱西的公司后来负了债，被迫出售。同年，他加入了西门子公司。
现在，朱西仍在他的地下室车间中搞新机器，他从过去吸取了教训，不肯谈自己现在的工作。他说：“我过去过早地公布了自己的发明，结果多次蒙羞，我不会再这么干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社情
抗击病毒的战争
张祝基
要不是追光灯下的特写镜头识破了她脂粉掩饰的病容，要不是一下子就从她漂亮的双眸里读出一种追悔、期待和无奈，人们会以为她是个歌星、节目主持人或时装模特。可是，对着麦克风的她却情不自禁地唏嘘连声，一句一歇地说道：“我叫芭尔芭拉，今年１９岁。两年前，我结识了一个大龄小伙子，他的血清反应是阳性。是由于疏忽还是怕失去我，他没有把这一点告诉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故事……”芭尔芭拉的诉说凄然感人，观众们个个表情凝重，全场鸦雀无声。
这是４月７日晚在巴黎“天穹音乐厅”里举行的“人人都来抗击艾滋病”专题晚会的第一幕。法国公、私营电视台共有６家，这是有史以来它们第一次联合举办一台晚会。晚会的首倡者莉娜·雷诺夫人说：法国进入了一场抗击一种病毒的战争，而今天的晚会就是一次总动员。
莉娜·雷诺夫人本来是一名歌唱家。１９８５年，她曾应邀去美国参加为支援艾滋病科研而组织的募捐演出，并由此产生了为法国也组织同样活动的念头。随后，她便组织起全国艺术家抗击艾滋病联合会，并担任主席。那年１２月，她说服法国一家电视台举办了一台“以爱的名义”晚会，募捐到１０００万法郎。在４月７日的晚会上，雷诺夫人为自己奋斗了９年的夙愿变成现实而感到欣慰。
据统计，全世界每两个小时就发现一例艾滋病，目前共有１４００万成年人和１００万儿童携带ＨＩＶ病毒。艾滋病患者现有３０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患者群将会激增。就人口比例来说，法国在欧洲是受艾滋病侵害最严重的国家，自１９８２年首次发现５男２女艾滋病患者以来，到１９９３年底共查出３０３９９例艾滋病，其中存活的艾滋病患者有１２９６６人。可是，人们对什么是艾滋病、如何预防却不甚了解。针对这种状况，晚会确定了什么是艾滋病、如何预防；向艾滋病患者表达同情和爱心；募捐资金，半数资助科研，半数援助病人及其亲属３个主题。晚会开通１５０条电话线，７万多人次同晚会现场通话。原定晚会从２０点５０分开始，到０点５０分结束，可后来直拖到凌晨两点３０分才完。到晚会结束时共募集到５０６０万法郎。由于会前已经通过邮路发出８０万个募捐信封，募捐活动到４月１５日告一段落，所以预计将获捐款１个亿，达国家所拨科研经费的１／５。
晚会结束了，连日来，各种反应也纷至沓来。有的说，这台晚会所提供的法国社会画面值得我们的同胞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发病率居欧洲之首。巴斯德研究所的著名基础医学教授吕克·蒙塔尼埃说，目前医学研究对肆虐的ＨＩＶ病毒尚无能为力，他感到痛苦，但这是暂时的。而文化方面的问题更令人担忧，性自由促使艾滋病毒广为传播。《费加罗报》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性流浪并不是通向真正爱情的康庄大道。参议员让·谢利乌认为，晚会对保险套大唱赞歌而不是鼓励青年人自我节制，这是个失败。尤其使谢利乌不满的是，当神甫皮埃尔说，最保险的是对家庭的忠诚时，会场上一些吸毒者和同性恋者发出讥讽的嘘声。谢利乌说，要在法国人中掀起真正的抗击艾滋病的运动，就得结束这种思想，这是思想上的恐怖主义。
现在，巴黎街头出现了“一天接一天，一月连一月，巴黎正在同艾滋病进行战斗”的宣传画，呼吁人们去进行免费并且不记名的病毒检查。日前，《解放报》上刊登了一个艾滋病患者临终前最后一个星期的几幅照片。２２岁的洛朗专门去了一趟海滩。他侧卧在沙滩上，目光那么贪婪，是对过去的悔恨，对厄运的哀怨，还是对奇迹不再希冀的失望？这些化为永恒的瞬间大概会在人们心中长久地震荡。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最后的审判》
修复起争论
梁丽娟
四月十一日，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重新展出经过修复的《最后的审判》壁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画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和祭坛后面墙壁上的《最后的审判》，描写世界末日来临时善人和恶人的不同处境，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的力作。一五三六年春，六十一岁的米开朗琪罗接受了任务，到一五四一年十月完工。修复工程是从一九八○年开始的，耗资一千五百多万美元，历时十四年。展出第一天，观众创纪录地达一万三千人，仅门票收入就有十万美元。
国外艺术界对著名绘画雕刻的修复工作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最后的审判》修复亮相，这些争执又热闹起来。因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是米开朗琪罗气势雄伟的构图和许多丰满健壮的人体造型，而且色彩鲜明、轮廓线条清楚。
批评者认为，画面干净并不等于美，修复工作是毁了原作，虽然去除了几百年的污垢，但也去掉了佛罗伦萨画派微妙的阴影和当年明暗对照法的特色。他们批评修复时对一些艺术细节捉摸不够，如画中一个人物足部的阴影就被抹掉了。他们还批评，修复时追求干净的形象是迎合习惯于看现代通俗艺术的游客。对修复工作的批评也有关于技术性的，如批评者和修复者都认为，目前正使用的由氨和小苏打合成的去污剂腐蚀性过强；壁画上的上光处理并非都是米开朗琪罗加上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是在灰泥仍潮湿时绘在墙壁上，灰泥干燥后作上光处理以加强景深和色调）。
修复艺术品是个古老的行业，有一套专门的学问。以往几百年，修复艺匠不那么严谨，有时在修复过程中擅自对原作做些小改动。现在修复业是个赚钱的行业，仅在意大利就有三万人以修复艺术品为生。政府和大公司每年为修复艺术品要花费十亿美元。追求修复艺术品的名望也是个问题。有的赞助商为了扬名，只想修复著名的艺术品而不问其是否真需要修复，他们往往只关心艺术品外观上的修复整理，而忽略了对原作的保护问题。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哈萨克斯坦 精神之父阿拜
粟周熊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７届全会通过了一项决定：１９９５年将在教科文巴黎总部和世界各成员国隆重纪念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和思想家阿拜·库南拜乌勒１５０周年诞辰，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和中国代表均表示支持。
阿拜·库南拜乌勒（１８４５—１９０４）是１９世纪哈萨克民族杰出的诗人、哈萨克文学的奠基者，是对哈萨克民族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阿拜以前，哈萨克诗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民歌形式，基本上属于口头文学范畴。阿拜在民歌的基础上，又借鉴其他民族的诗歌，创造了哈萨克现代诗歌，这是阿拜对哈萨克民族做出的第一个贡献。
阿拜遗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总共也就２００来首，但他却是第一个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对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和矛盾进行彻底揭露的诗人。他对那些贪婪成性、道德败坏的上层人物进行尖刻抨击，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大影响。
除了写诗，阿拜还翻译外国名著，这是他对哈萨克民族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他曾把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许多抒情诗及克雷洛夫的寓言诗译成哈萨克文，还从俄文转译过歌德、拜伦、席勒、密茨凯维支等伟大诗人的作品，为哈萨克民族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他曾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片断改写成哈萨克文，还给其中的《塔季扬娜的信》谱上曲子，使之成为哈萨克青年最爱唱的歌，直到今天还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笔者曾在阿拉木图访问过阿拜８２岁的孙女玛肯老太太，亲自听她唱过这支歌。
阿拜的晚年是凄凉的。由于他为民众伸张正义，所以为当时一些反动势力所不容。孤独中他一面继续创作，一面培养了不少后代诗人。如今在哈萨克斯坦，他被尊为国家的精神之父，民族之魂，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象征。（附图片）
阿拜画像高莽画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无高尔夫年”
陈封
日本１．２亿人口中有１１％的人爱打高尔夫球。日本现有２０００多个高尔夫球场，尚有３５０个在筹建中，此外一些大公司在国外还购地开辟了２００多个球场。
日本地少人多，工业发达，可谓寸土寸金之国。而高尔夫球场则要占用大片优良土地，砍伐大量有碍打球的树木。与此同时，日本农田却日渐缩小，进口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数量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激起了反对高尔夫球运动的浪潮，其他国家许多热心保护自然环境的人士也一致响应。去年在马来西亚就举行过一次反对高尔夫球的国际会议。今年３月，３００多名各国代表在日本东京又举行了一次声势不小的“全球反高尔夫运动”大会，决定１９９４年为“无高尔夫年”。据说，这个国际组织拥有１５个国家的２５０个反对高尔夫球运动的民众团体。
会议的组织者说，他们要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扩大反高尔夫球运动，不但反对将高尔夫球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而且反对在学校中推广这项体育运动。他们还计划，要求欧、亚、美３洲各国官方规定每年４月２９日为“无高尔夫日”。
英国的旅游与发展研究所也认为，无限制地建立高尔夫球场对环境保护已构成严重威胁，因为不但许多树木被毁掉，而且在平整天然草地时要使用大量化肥和除虫剂，造成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