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外资企业工会作用增强
近年来，外资企业工会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地方的人大、政府相继颁布了一批有关外资企业工会工作和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使工会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目前全国符合建立工会条件的外资企业中已组建工会的达４５％左右，其中各开发区外资企业中６０％左右组建了工会。
这些工会组织通过参与工资、福利谈判，调节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依法维护职工权益，同时对中方职工进行法制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组织职工帮助企业谋求发展，使一些企业劳资矛盾得到缓解，从而赢得了中方职工和外商投资者的信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兴富说，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中国法律赋予工人的权益应得到保障，这样既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企业内部的摩擦；也有利于外方投资者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从而保障了投资者的权益。
（３月１９日《工人日报》金卫星朱洪波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节俭价值观的回归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世界各国怎样保持勤俭美德的信息。印度当局最近颁布一项新法令，禁止婚礼铺张。日本正是由于把节俭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才使日本人“富而不乐”，始终保持一种“贫国心态”和“危机意识”。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如今也一改过去挥霍无度的习性，开始严格控制日常开支。这些信息表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勤俭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甚至作为一种信仰，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有相当实在的价值。节俭的价值观正在回归。
任何国家居民的消费，一般有三种结构，一是生存型消费，二是以特种消费为主的发展型消费，三是以舒适等需求为主的享受型消费。后者无疑正是一种高档次的消费。
高档次的消费也是一种正当的需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但如果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过早地实行享受型的高档次消费，它就会造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背的反作用力，会产生负效应。
在我国，前一时期某些地方蜂拥而起出现“高消费热”，酒店、歌舞厅遍地开花，高档商品雄踞要津，高质微利的精神文化产品受到冷落，这种畸形消费结构造成市场虚假繁荣，产业结构失调，造成一部分人“不讲奉献，先要索取”的精神心态，引导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物欲的享受和满足上；青少年尚未对社会有所贡献，但享受派头已经很大；还引发了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这些虽然尚未成为生活的主流，但影响所及，不可忽视。
今天的中国人理应加入到节俭价值观回归的行列中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必须摆到正常的位置上来。
（３月２２日《文汇报》严吾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国税收史上之“最”
△我国最早的税收是夏朝征收的“贡”。
△我国最早出现的工商税收是西周时期征收的“关市之赋”、“山泽之赋”。
△我国最早的税收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５９４年）实行的“初税亩”制度。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税务机构是西周时期的地官，最高长官称为大司徒。
△我国历史上最早征收商税是从周公时期开始。
△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始征收关税是春秋初期的宋国。
△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始征收田税是在春秋时期。
△我国最早对私人拥有车辆和舟船征税在汉代初年。
△我国最早对酒单独征税是汉代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
△我国最早征收茶税是在中唐时期。
△我国实物税最初向货币税转化是在明代武宗正德年间（１５０６年—１５２１年）。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关税制度是在１６８５年（清康熙二十四年）确立的。
△我国最早对城市土地课税，是１８９８年。
△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税务学堂，于１９０９年５月２１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我国最早正式开征所得税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随后，１９３９年１月第一次开征过分所得税。
△建国后的第一个专业全国税务会议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北京春华饭店举行。
△建国后，我国最早的比较完整的税收法规是政务院１９５０年１月颁发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建国后的第一任税务总局局长是李予昂。
△建国以来，我国的第一部工商税收史专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长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５月出版。
（《组织人事报》华迪康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二十一世纪的英语特征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科学技术飞跃发展，２１世纪英语的发展将会有新的变化，并具有下列特征。
多样化在２１世纪，英语将出现形形色色的变体。除了现有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两种主要的区域性变体之外，还有“加拿大英语”、“爱尔兰英语”、“新西兰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其中一些还会进一步分化成新的区域性变体，如澳大利亚英语将分离出西澳英语、北澳英语等。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混生英语，即英语与一些本地语混合使用的英语，如克里澳尔英语、美拉尼西亚英语、托克帕辛英语等。其中一些很可能演变成独立的语言。
简易化到２１世纪末，英语将变得更加简练易学。拼写与读音逐渐统一起来；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不规则变化逐渐被类推法所改造；多用缩略词、省略句和简短句，造词经济；词性转化极为灵活，表达方式更加简捷、简便；常用词语的重复率相当高；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等之间的界限几乎消失。所有这些，将极大地方便人们掌握和使用英语这一交际工具。
（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百科知识》周海中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海水里有多少黄金
早在一八七二年，人们已经知道海水中含有黄金，曾激发起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热情。但随着分析技术的不断提高，海水中含金量的估计值趋于减少。据一九六○年的资料报道，每升海水中含金量为九毫微克，即一亿吨海水中含有九百克黄金。这就是说，要从海水中获得一公斤黄金，就得处理一亿吨以上的海水，这从商业角度看是得不偿失的。近年来，美国麻省技术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应用最新的分析技术，对取自世界不同海域的水样进行测定后指出，每一亿吨海水中只含有一克黄金。研究结果还表明，地中海的海水中黄金含量比大西洋和太平洋高出两倍。被称为海底“黑烟筒”的海底热泉口可能是海水中黄金的主要来源。
尽管从总量上看，海水中蕴藏着数目庞大的黄金，但是，由于其含量非常低，目前人们还很难直接提取和利用这些黄金。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海洋世界》余顺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外人才流动十种方式
⒈责任制：一些国家实行公开招考、自由竞争、择优录取制度。招考者所在单位不得加以阻挠。
⒉聘用制：国外科研单位对科技人员普遍实行限期聘用制。
⒊兼职制：许多国家规定，在工作不重叠，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允许科技人员在外部兼职。
⒋辞职制：科技人员在不能发挥其专长，待遇不公等不利于人才利用的情况下，有权辞职。
⒌交流制：有的国家的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等建立有人才相互交流关系。
⒍借调制：有的国家常常采用借调形式。
⒎竞选制：有的国家在高等院校、科技单位实行竞选制。
⒏转任制：有的对中小学教师实行校际转任制度。规定教师在一个学校只能工作３—５年。
⒐优惠制：有些国家对科技人员向边远和困难地区流动，采取住房、购物优惠政策。
⒑轮换制：有些国家规定，科技人员到边远困难地区工作实行轮换制，限期３—５年不等。
（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国际人才交流》汪孝坤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卫星救难
国际卫星救难系统自１９８３年试验以来，到目前已救起各种遇难者１５００多名。
卫星救援系统拥有４颗定点卫星。这些卫星在８５０—１０００公里高空的极地轨道上，每１００分钟对同一地区扫抛一次，宽度为５０００公里，以接收船只、车辆和飞机遇难发出的求救信号。一旦收到求救信号，卫星就立即用１５４４兆赫的频率转发给位于世界各地的６个卫星数据接收站。接收站迅速算出求救信号的方位坐标，然后发送给救援指挥中心，由该中心组织营救。
装有遇难方位坐标设备的船只、车辆和飞机从事故发生起，即从４０６兆赫的频率连续５０小时发出标明本身位置的信号，以便救援者据此测算失事的具体位置。
测算失事位置的科学根据是多普勒原理。它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于１８４２年发现的一种声学现象：当波源和观察者有相对运动时，观察者接收到的频率和波源发出的频率是不同的；两者相互接近时收到的频率升高，相互离开时频率则降低。卫星救援系统正是利用卫星同遇难信号之间有相对运动这一现象，通过收到的遇难信号频率变化来测定失事位置。
目前，一种更先进的卫星救援系统正在加紧研制。它将采用一系列最新技术，如在卫星上安装多波束天线，以扩大搜索范围；用便携式电话机代替浮标式警极发射机，以提高通信效能等等。新系统建成后，将能够迅速发现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失事的船只、车辆和飞机。
（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科技潮》王瑞良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市场起源
市场，我国古代称作市井。《全唐诗》有“堤绕门津喧市井，路交村陌混樵渔”之句。
市，《说文解字》解释为“买卖所之也。”《古史考》说是“神农作市”。此系传说，很难考证。不过神农氏大约处在原始社会的中石器时代，这时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耕作，人们收获的食物比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时要多，相近的氏族部落之间用多余的物品进行交换，这便是市场的萌芽。
井，最初指水井，据说是夏时伯益所发明。“井”是水井上栏木的象形字。
水井是古代人们必去的地方，由于它有饮水、洗涤等方便之处，容易被人们作为以物易物的场所，故《正义》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
《管子·小匡》也说：“处商必就市井。”可见市井乃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以后，“市井”又引伸为“街市、乡里、城邦、民众”等意，作为专门从事买卖的“市井”则转为“市场”二字。这就是我国“市场”一词的来源。
（３月１４日《经济晚报》孙福文赵云生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早期的电话号码
电话业的发达是与电话局数和电话号码多少密切相关的。
天津是我国最早开通电话的城市之一，而且分局的规模和号码位数，在当年也是位居前列的，早期京津间打个长途，也并非是新鲜事。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东南角附近的闸口大街，中东石印社的电话为４８１号。据此推断，当时津城电话已达数百部。
１９１１年８月，由天津打往北京的电话费四元钱，相当买１０把条帚的时价。这比往上海打电报便宜一半。
１９１９年电话号码猛增，已达四位数。如当时海军军医学校对面的聚生发冰激凌店的电话号为２２２２，估衣街一家绸缎呢布店电话为２１５２号。
１９２６年７月，在今和平区管界内的《北洋画报》电话为２６４５号。总之，电话陆续在增大。据１９３０年一文献载：电话分二、三、四、五、六局，已达１４８００余号，相当可观。
当时有名的局有“电话总局”，也有“电话局”和“总局电话交换所”之称，其址在今东南角的通南路的南侧。其它电话局，“电话东分局”在今河北区博爱道与民生路附近，即当年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南侧。“南分局”在今大沽路中段的泰安道与建设路交口处。“北分局”位今中山路的月纬路与二马路交口处。在１９２７年前后，这些分局都装上了自动接线机，手段比较先进。
（３月２１日《今晚报》李志源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无题（三月二十一日《农民日报》贾善耕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