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缅怀陈再道同志
胥光义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陈再道同志的领导下，经历了开创和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光辉历程，至今难以忘怀。
１９３８年初，刘、邓首长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决定组建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任命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为司令员、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委。不久，我被调任东纵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半年里，我在陈司令员、李政委（３月宋任穷接任政委）领导下工作，亲眼看到陈司令员艰辛工作、英勇斗争，为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其历史功绩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和平解决“巨鹿事件”
１９３８年１月，东纵到达冀南巨鹿县城附近，遇到当地土匪头子刘国栋（绰号刘磨头）、邱清泉等同巨鹿县王文珍的保安团因报私仇和争夺地盘发生火并，正打得十分激烈。陈再道同志了解了双方情况后，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从中进行调解，劝说双方停止火并，和平解决他们的武装冲突。他同李菁玉同志等研究了解决办法后，即派代表分别与刘磨头、王文珍等人做劝解工作，说明当此日寇妄图使我亡国灭种之际，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并表明我党我军一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愿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刘、王双方均同意停战，并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刘磨头撤出巨鹿县境；王文珍部接受我军改编参加抗日。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既利于团结抗日、又利于维护地方治安，更为东纵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造成有利条件，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造“人山”
１９３８年２月，东纵根据师首长的指示和应各界人民邀请，进驻南宫并以南宫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巩固和扩大冀南抗日根据地。陈再道和李菁玉等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思想，到南宫后，首先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明确各级党组织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新任务，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很快建立了“战委会”和工、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当时，陈司令员派出由程启光率领的一个连，活动于平汉铁路东侧的任县、隆平、尧山、柏乡一带，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以维护和保持冀南与太行山的联系；另由孙继先率领一个连组成津浦支队，开赴冀鲁边之夏津、高唐等地，与冀鲁边沟通联系。由于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冀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壮年积极参军，同时也改编一些地方游杂武装，使我军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巩固。到１９３８年４月，东纵组建了第一团，骑兵连扩编为骑兵大队，并成立了五个军分区，协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也发展到１万多人。实践证明，根据刘伯承师长造“人山”的指示，我军由山地作依托和人民的支援，战胜了强敌，转到平原作战。
创办“抗日军政学校”
由于冀南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东纵一到南宫，便在苏村开办了有３０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进驻南宫城后，又将训练班扩大成“抗日军政学校”，陈司令员亲自兼任校长，指导各项工作，带头并组织东纵军政领导同志给学员讲课。学员来自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仿照军队学校编成，过军事生活。教学内容主要是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及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基本知识。军政学校在半年内举办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共培训基层干部６００余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党、政、军、群等组织中工作。这些干部在创建和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大都起了骨干作用。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收编改造游杂武装
东纵在以南宫为中心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陈司令员坚持对土匪及游杂武装，根据不同对象，采取政治争取为主，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区别对待。在我军政治宣传工作的感召下，有些游杂武装投向我军，不再为非作歹，被我收编改造。如当时冀南最大的两股地方武装——段海州和赵云祥两部，各有四五千人。为团结和争取他们抗日，陈司令员邀请段、赵二人进行当面会商，向他们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争取教育，他们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成立军政委员会统辖冀南各部队的建议，并推举陈再道同志为该委员会的主任。从而争取了赵云祥，收编了段海州部为“抗日青年纵队”。此外，还收编威县民团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等。这对于打开冀南抗日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土匪和游杂武装弃暗投明，与我军合作抗日或被我收编改造。
平息“六离会”叛乱
抗战初期，冀南地区的会道门在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操纵下纷纷成立，其中较大的是“六离会”，发展到八万多人，其总头子李耀庭自恃人多势众，十分猖狂，暗地投靠日寇，与我为敌。５月１１日枪杀我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同志，抢走该支队军用电台，并扣押我工作人员，气焰十分嚣张。在徐向前副师长的亲自组织指挥下，陈司令员和宋政委对“六离会”采取“武装宣传”，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劝其放我被俘人员、还我武器和电台。但李匪顽抗到底，欺骗群众“吃符”、“念咒”，赤膊扛土枪、持大刀向我拚杀，对我反复向空中鸣枪警告于不顾。在此忍无可忍的紧急情况下，只好自卫还击，并果断地抓捕和处决了李耀庭等罪大恶极的坏头头，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这一事件的正确解决，对其他会道门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的自动解散，有的主动与我军合作抗日，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初创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亲密合作，在徐向前副师长的直接领导下，四处征战，积极打击日伪军，镇压危害人民的汉奸、顽匪，铲除反动会道门，收编改造游杂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并使东纵在半年内由５个连队发展到３个团，还建立了８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二万余人，从而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受到一二九师及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表彰。
陈再道同志千古！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故友林迈可先生
钟子云
中国抗战时期的英籍老朋友林迈可先生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３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切维切斯家中病逝，终年８４岁。我作为林迈可先生的生前友好，追思往事，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与白求恩同船赴华
１９３７年底，林迈可和白求恩同志由加拿大出发同船赴华，在日本横滨分手后，白求恩直抵延安，林迈可到了敌占区北平，在燕京大学法学院任牛津学院导师，讲授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直到１９４１年底。
他的夫人李效黎祖籍山西离石，原燕京大学的学生，１９４１年与林结婚，以帮助林先生进行抗日工作。
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林迈可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和肖再田同志的陪同下，两次闯过日军封锁线，至晋察冀边区和晋东南及八路军总部进行考察并看望白求恩同志。当时，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多次接见和宴请了他。林返北平后，将我军民英勇抗战事迹和日军的残暴行为写成报道，寄往英国《泰晤士报》和《卫报》发表，并通过其他形式向国内外做了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林迈可即与我北平情报组织在燕大的地下党员肖再田、肖芳（燕大工作的地下党员）等同志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期间，林、李夫妻积极支持我抗日工作，互通情报，掩护我党的工作人员进出北平城（我１９４１年秋到北平检查工作时，就是林迈可亲自用摩托车送进城里的）；将二十九军留在天津外国租界的一批军用物资，几经转辗送交我军；同时利用司徒雷登的汽车，为我根据地购买和运送各类大量药品（奎宁）和通讯器材及电台等。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购买大量西药和无线电器材是极其困难的。因这些东西是敌人控制的军用物资。一般市民购买这些商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特别是购买治疗疟疾的“奎宁”，在药店以克为单位出售，而代我们购买的数量一次即是一二大桶（每桶二三十斤），没有特殊关系是买不到的，即是买到，运出城外，也很困难。在抗战几年中，根据地军民最需要的药品是“奎宁”，每年夏天在农村中经常流行疟疾，严重地影响了军民身体健康。每到夏季“奎宁”的需要量很大。购买无线电通讯器材更是困难重重。代我们购买这些东西都要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林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的。
在晋察冀边区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夫妇联络了燕大英籍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夫妇，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于１９４２年１月来到晋察冀我平西挺进军所在地和一分区，受到肖克和杨成武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久，他们一行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又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设宴招待。以后，林迈可被安排在军区通讯部门做顾问工作，帮助改善和调整军区及各分区的通讯系统并由他负责开办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了一批通讯人才。我国老一辈通讯技术领导干部中，如仲真翔、王士英等许多同志都是在这个训练班中培训的。
林迈可夫妇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内，同我抗日军民并肩战斗，饱尝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在敌人每次对边区军民进行大扫荡期间，他们和我们的干部战士共同进行着反扫荡的斗争，遇到过不少的危险，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动摇。在１９４２年敌人大扫荡的期间，李效黎正值生育小孩的时候，跟随部队昼夜奔波，其困难可想而知。而她在我们医务人员和男同志共同帮助下，母亲和婴儿都健康地度过了这一极其困难的阶段，于１９４４年３月赴延安。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多次接见并宴请了他们，赞扬了他们在我根据地艰苦奋斗，与我合作抗日的精神。林在延安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为我设计建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不断向外报道了我军英勇善战和蒋介石军队腐败无能等情况。
友谊未断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两个生长在我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的儿女，经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转道重庆回英国。据林、李说，由于国民党驻英使馆向英外交部反映了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并说李效黎是中共党员（实际不是）等，所以他们回国后深受怀疑未被重用。因此，林迈可夫妇只好离开英国。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澳国立大学任教多年并加入澳籍。１９６０年，他们又去了美国并定居马里兰州。据说在美国，他们原被请到联合国某经济机关任要职（联合国救济总署），但此时台湾驻美使馆又向美有关机关反映，说林迈可亲共，李效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等，因而又未被任用。之后，林迈可长期在美利坚大学任教，并曾分别在哈佛、耶鲁、加州、西雅图等大学任客座教授。林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外交部供职多年，女婿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已退役），其他不少朋友和学生在英、美、澳、日、韩等国或地区的科教部门和军政机关任职。林、李二人时常往来于美、英、澳和日、韩等国和地区及台湾，探亲访友、旅游参观。
我建国以后，林迈可夫妇曾几次来我国。１９４９年来我国私访，１９５４年随英国工党主席、前首相艾德礼访华时（林当时是工党党员），受到周总理等党政领导同志的友好接待。１９８３年，林迈可夫妇经美国驻华使馆联系，自费来我国探亲。对外友协王炳南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我们和肖克、吕正操、杨成武、传莱等同志也都以老朋友的身份分别招待了他们。林李夫妇还亲赴晋察冀等老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和了解。我们许多同志也向他们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情况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许多老同志都已重新工作等情况。对此，他们表示赞成。据林讲，他曾在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亲自在英国上院发言，基本上支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１９８５年林李夫妇再次来华，我们曾友好地与他们多次座谈交流，他俩一再表示拥护我党的现行政策，尤其认为解决香港问题一国两制是可行的，对我国的现状表示乐观。
林在逝世前多次表示愿继续为中国做些有益的事情，如向国际上写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愿到英国上院讲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等问题；向我们介绍英、美等国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为此，他们希望能常来常往我国并在北京有个固定的住所，以便他们来往于英、美、澳等国探亲访友，也便于在中国访问和接待友人为中国人民多做些工作。林先生是一位国际社会的活动家，他为人正直，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他无论在社会知识方面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都有渊博的学术知识，即到老年退休后，还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各项学术活动。林先生已故去，但他对中国人民战斗友谊与世长存。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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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纪律严明，部队转移时，要求做到地不净不走，水缸不满不走，借物不还不走，损物不赔不走。图为八路军战士出发前，为房东打扫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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