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体育)
专栏：
尽管第２２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广告权益拍卖未达到最佳效果，但这次拍卖仍然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其意义在于——
体育竞赛开始走向市场
蒋光耘
４月２０日下午２点半，四川省体委承办的第２２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成都市岷山饭店举行了大赛广告权益的公开拍卖。与其它拍卖会相比，这次拍卖会现场的确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四川的两家企业进场，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价场面。虽然大赛最重要的一项冠名权由成都新港城置业有限公司以６８万元人民币夺得，但其余八项指定运动服、运动鞋、纪念章、胶卷、矿泉水、软饮料、固体饮料和保健品无一成交。
主槌这次拍卖的四川三益拍卖行向记者介绍道，拍卖结果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准备的时间太短，从接收到开拍总共才半个月，这在拍卖行业是没有先例的。
据了解，三益拍卖行４月４日正式接受委托，４月７日召开新闻发布会，８至１１日准备拍卖所需的一切材料。从１２日开始，兵分三路，一路在四川省内活动，一路北上北京、天津，另一路南下广州、深圳、珠海等市。临开拍的前几个小时，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企业还打来长途电话，表示虽然他们有很大的兴趣，无奈时间太短，无法进行考证，难以派员参加竞价。
对体育赛事的广告权益进行公开竞价拍卖，这在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四川省则属首次。对拍卖结果，尽管新闻界反应不一，但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体委竞赛处处长杨鉴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主要的冠名权成交，这就已经成功了，它表明体育竞赛实施改革、走向市场，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接轨的必经之路。
据悉，这次大赛所需经费大约在３００万元左右。目前组委会通过开幕式广告权、社会赞助、冠名权已筹资６０％，余下的缺额组委会将通过广告、发行彩票等办法解决。
由于四川首次搞体育大赛的广告拍卖活动，杨鉴源认为，在准备、宣传工作和拍卖技巧上，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11版(体育)
专栏：
杠铃下的潜力
——访国家举重队教练邓国银
本报记者李长云
４月的北京暖融融。记者去国家举重队采访，离训练馆老远就传来杠铃当当震响。一进门，只见一片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有的队员在练抓举或挺举，有的队员在借助器械练肌肉力量。在场地边的一角，记者见到中国男子举重队副总教练邓国银。他边谈边注视着场上训练的队员，不时停下谈话去纠正动作，神情是那样专注。
形势不容乐观
邓国银说，去年七运会时，各级别成绩都还可以，形势比较乐观。可最近在辽阳举行的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成绩却不尽如人意。除６４公斤级广西队黄波和湖南队彭颂的成绩与七运会一样，１０８公斤以上级，河北的魏铁汉抓举、挺举、总成绩３项都超过亚洲纪录外，其它８个级别都低于去年七运会的成绩。究其原因，七运会后一批优秀选手退役，新人还不能很快或稳定地达到老将的水平。问题主要在训练质量不高，加之我国举重界历来抓举好、挺举差的老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在年轻选手身上表现更为突出，以致近４０名选手在这次全国举重赛上总成绩为零。目前，国家队正在认真总结，如果未来的几个月中抓紧训练，重点突破挺举中的一些技术难关，今年亚运会可望有上佳表现。
对手有增无减
前苏联解体后，我国举重项目的主要对手除韩国、朝鲜和伊朗外，又增加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选手。他们在７６公斤级和９１公斤级上有很强的实力，去年１１月的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两个级别的冠军分别被这两国选手所得。前苏联在世界举坛居霸主地位，我们不能小看中亚５国的实力，但中国选手今年亚运会上拿３至４枚金牌，应在情理之中。邓国银分析，５４公斤级和５９公斤级抓举是中国的强项，具有世界水平，目前这两个级别的挺举也在提高。５４公斤级的杨斌，在去年上半年东亚运动会上胜了韩国高光九，可在下半年的世界锦标赛上，高光九又赢了杨斌，两人可说势均力敌。５９公斤级，刘寿斌、唐灵生与韩国全炳宽的成绩很接近，但全炳宽稍占点优势。６４公斤级，黄波（广西）、张友谊（广东）、彭颂（湖南）、冯明（江苏）４人具有相当实力，而且年轻气盛，朝鲜３１岁的世界亚军李希奉终归年岁已大。７０公斤级原来是中国的优势，江苏老将陈贤退役后，新队员占旭刚状态还不够稳定。８３公斤级，广东王元峰和江苏李云男的对手主要在朝鲜。９９公斤级，山东的王海与伊朗选手总成绩都是３６０公斤。１０８公斤级，江苏选手崔文华有伤，训练情况不太好，只有看今后的恢复情况而定。１０８公斤以上级，河北的魏铁汉目前正在势头上，成绩优于韩国选手。
新人尽快成熟
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冒出不少年轻选手。６４公斤级的彭颂、７０公斤级的李均荣、７６公斤级的张勇等都不过２０岁，潜力很大。杨斌、朱少杰、魏铁汉、占旭刚、王元峰、李学堂等国家队的年轻选手，也都不超过２２岁。他们已具备了亚洲甚至世界水平，但大赛经验不足，训练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从他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中，可以看到我国举坛的希望。
今年５月９日将在韩国汉城举行中、日、韩三国举重赛，中国队准备派强手出战。７月在印尼举行的世界青年举重赛，中国队也准备派部分青年强将参赛，目的是通过大赛更好地热身，同时也可进一步了解对手。（附图片）
力顶气盖世程玉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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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职业足球制度沿革
陈南
香港地域狭小，却是亚洲最早实行职业足球的地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足坛部分甲组（甲级）球员虽然名义上是业余的，但每月从班主手上领取薪金及奖金，与职业球员无异，只缺一纸合约。
真正实行职业足球制度，是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赛季。当时，香港足球总会把球员分为业余、非业余、职业及学员四类。非业余也是受薪球员，但与球会（俱乐部）没有合约束缚。学员是仿效外国职业足球制度，让１５至１７岁有志投身于职业足球的年轻人全力投入足球训练。首批实现职业化的有５支队伍，共有６０多名球员在足总注册为职业球员。为完善职业足球的制度，香港足总在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赛季，取消了非业余和学员两种身份，只留合约球员和业余球员。所有职业球员必须与所属球会签约，才可在足总注册。
随着职业化制度的建立，香港足坛招聘外援成风。１９６８年，流浪队率先从苏格兰招来三名职业球员，并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赛季夺得了甲组联赛冠军。不少甲组球会纷纷仿效，加山球会从英格兰、苏格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南非等地招聘球员，组成“国际兵团”，１１个位置的正选球员全是洋将。外籍球员充斥球坛，球市受刺激而兴旺，但本地球员发展受影响，部分外援素质差，不少甲组球会也逐渐感到请外援带来的开支难以负担。香港足总于１９７５年开始对外籍球员作出限制，规定各队最多注册９名外籍球员，同时上阵最多不能超过６名。此后，随着球市波动，这一限制几经修改，时紧时松。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赛季，干脆取消了甲组外籍球员名额，职业“外援”在香港球坛一度绝迹。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五届联赛中，共有３２３名外籍球员先后来港效力。其中南华队在１９８２年有１９名“外援”先后注册。外籍球员来源广泛，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哥斯达黎加、印尼、以色列、英伦三岛、荷兰、阿根廷、巴西、西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地。
实践证明，没有外籍球员参加联赛，球市萧条，直接影响商界人士经营足球的积极性。香港足总认为，港外球员加盟，本地球员既有压力，又有交流的机会，对提高水平不无好处。于是，足总再次开绿灯。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赛季，愉园球会先后起用１３名内地球员，甚至教练也聘用了原广州队的主教练陈奕明。
香港足球实行职业化，经２０余年的运作，又进入赛事商业化。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赛季开始，除会长杯７人赛外，联赛、银牌杯淘汰赛、总督杯淘汰赛、足总杯淘汰赛都获得商业机构赞助。
（附图片）
香港队与广东队在省港杯赛中。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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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射手周太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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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体育何日再上潮头
张力平
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国众多职工的日常生活中体育活动越活跃，表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越有生气。
十年前的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最好时期大约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当时，为了迎接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职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和热情格外高涨。运动会后，职工体育逐渐由高潮进入平缓。到了１９８９年，开始显现回升的势头。１９９０年北京亚运会，多少带动了企业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去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也给职工体育带来了震动，全国行业体协由原来的２４家增加到２８家。尽管如此，职工体育活动的规模和发展形势，没有超过１９８５年。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讲究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导思想，表面看与企业效益没有直接关系的职工体育，感受到了颇多的局促。
各占三分之一
据估算，现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职工体育活动开展较好的，一般的和较差的，各约占企业总数的１／３。
这里说比较好的企业，是指有专门负责组织，指导职工体育活动的机构，有稳定的骨干队伍，有比较理想的场地设施，各种不同形式的职工体育活动在企业中广泛开展，持之以恒，常年不断。
贵州习水酒厂有３６００多名职工，平均年龄２８岁，厂体协有５名专职体育干部负责组织、协调、实施全厂职工体育活动，并于１９９０年成立了习水酒厂体工大队，组建了男女篮球队。球队有自己的训练场地，利用工余时间，定期训练，经常与兄弟单位比赛，也为扩大企业知名度起了媒介作用。厂体协坚持每年举行一次全厂运动会，吸引８５％的职工投身到体育活动中来。
所谓一般的企业，是指仍有机构存在，但支撑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经费拮据，缺少必需的设施，虽然也在努力克服困难，开展活动，但不能始终如一。
所谓较差的企业，是指基本中断了体育活动。这类企业的经济效益往往也糟。当企业生存条件无法保证时，职工体育自然搁浅了。
靠什么来保障
巩固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基础，需要企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企业要想获得好效益，前提之一是千方百计保证职工有较高的生产水平。职工体育活动不可以表浅地被认为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活动，实质上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现在，不管是情愿不情愿，大中型企业已开始向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这是大势。企业家们不得不竭力抓生产、抓效益，难有更多精力过问职工体育，其结果是减弱企业体育活动的频率，在８小时之内开展职工体育活动已经非常困难。
以往企业开展职工体育活动，大都习惯依行政命令办事，上级让开展广播操，就督着做广播操，上级提倡长跑，便张罗长跑。这种老办法未必适合职工口味，因而响应者寥寥的情形时有发生。
有些企业不注意培养、发展、保护从事职工体育工作的骨干，不注意发挥、调动他们的特长与积极性，结果人才流失，企业中的专门机构名存实无。
问题的实质表现出企业在改革向深层次挺进中一时难以适应。在由旧模式向新机制转换的过渡期中，职工体育完全不受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则是可能的。
厂长就是骨干
首先，在激烈竞争的重压下，企业家们时常过问并尽可能参与，是对职工体育的有力支持和鼓舞。
位于重庆嘉陵江北岸的长安机器制造厂，现有１．２万名职工，爱好游泳是长安职工的传统。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厂里便多了一条制度，厂长必须兼任职工体育协会的主席。那年，厂里承办了重庆市１０单位职工游泳比赛，获团体总分第三名。而今，在普及职工游泳活动的基础上，自办了高水平游泳队。厂领导支持企业投资百余万元，改建一座可容纳上千观众的游泳馆，还带领职工游泳队进京参加九龙杯全国冬泳邀请赛，获得１０个单项第一。
其次，改变单一靠行政手段办事的方法，尽量利用企业内外现有的体育锻炼场所，为职工创造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
第三，想方设法保留从事职工体育活动的骨干队伍，提高他们的水平，使他们能在岗位上安心工作。贵州省去年曾评出４２个职工体育先进单位。这些企业都有一支事业心强、素质高、懂业务的骨干队伍，共有专职体育干部１３６人，兼职干部９００余人，其中有不少是体育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对开展职工体育来说，这都是难得的人才。
工运会不可少
我国职工体育活动目前处在低潮，这是事实。恢复高潮，需要有一个契机；恢复生动活泼的职工体育局面，企业也需要一个动力。在诸多因素中，适时举办全国工人运动会，或许是一招。
１９８５年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后，农民运动会从一个落伍者疾步赶了上来。１９８８年至今，全国农民运动会已经举办了两届，而下一届的开幕之日，现在也有了具体时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继续有条不紊地每４年举行一次。唯独第三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何日举行，至今还没有什么说法。即便是在平常，全国工人运动会作为发展职工体育的一种强心剂，也是不可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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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坛絮语
少些缺憾
汪大昭
小将罗莉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摘得金牌，其功可贺。据说，中国队出征之前，已经打好罗莉在高低杠上的算盘，一番较量，终于如愿。可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的姑娘们到了世界大赛上就认高低杠。从马燕红、樊迪、陆莉到罗莉，我们已经出了四位高低杠世界冠军。女子体操有四个单项，中国选手好像不是去参加体操比赛，而是高低杠比赛，让人觉着有朝一日专门办它个世界高低杠锦标赛才过瘾。
跳马，中国姑娘简直沾不上边儿；自由体操，我们基本上没有竞争实力；平衡木稍好，中国曾有杨波作过一现昙花。体操项目，中国队显见有缺门。
这种现象在别的项目中也历历可数：排球的强攻总是不强，篮球的防守总是不牢，举重的挺举一直上不去，乒乓球的反手怎么也练不出来，射击偏于手枪，游泳距离别长，等等。
竞技运动的发展趋势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比的是个“全”字。特长突出、弱点明显，是无法称强的，犹如一名考生，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其他科目得满分也不济事。不用说体操比赛设有若干单项，区区一百米短跑，还要包括起跑、途中跑和冲刺多种技术要求，哪个环节功夫不够，都不能第一个到达终点。
中国有浩荡竞技体育大军，但不能苛求什么项目都强，玩什么，什么行。可是，中国有不少项目已经达到世界或亚洲水平，这就不能再迁就强项之中的“瘸腿”。跛足是要受制于人的。
改进技术、克服弱点，强手比弱手还难做到。原因在于强手往往被自身的长处所累，使短处得以保护。面对日久形成的顽症，“久视则熟字不识”，上场之后，除了尽力扬己之长，剩下的全凭运气了。
假如我们每个优势项目、每个优秀选手，都能在自己的薄弱之处使点真劲，取得一点突破，大赛之中就会少一点缺憾。这事好像还挺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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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乒乓有个好去处
任建民
几天之前，在顺德容奇镇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广东小镇，容奇建设开发总公司和香港有利集团出资合办了全国乒乓球精英锦标赛。包括邓亚萍、乔红、乔云萍、马文革、王涛在内的国家队１６名顶尖好手悉数到场。
容奇公司总经理杨少龙是位“超级”球迷，他迷球、打球，支持国家队也不惜巨资。第４２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曾亲往瑞典观战。
“这样的比赛我已办了３次，今后还要年年办下去！”杨少龙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钱花得值，有轰动效应！”决赛当晚，广东及各地数十家新闻媒介的记者到场采访。
这次比赛，冠军奖金８０００元。对于相对“清贫”的乒乓球运动员，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队里也有进项。决赛前，一只装有２万元现金的大信封被交到领队姚振绪手中，而全队每年训练经费也不过１０万元。
今年，国家队已在广州、镇江、上海、天津等地打过类似的比赛。副总教练蔡振华认为，这起到了以赛代练的积极作用，尤其对年轻选手有很大促进。
参加这次比赛的男女各８名选手，是根据国家队以往比赛成绩以及平时训练的综合积分选拔出来的。人太多了主办者承受不了，可国家队希望能扩大比赛规模，男女各１６名选手参加，为更多年轻选手提供比赛机会。虽然每年国内外比赛也不少，但留给年轻选手的机会很有限。据说，韩国忽然冒出一位小“杀手”。大家惊呼：“什么时候练的，怎么不知道？”其实人家已经多次参加过国内的公开赛，那些赛事的性质跟顺德这次比赛差不多。这是对国内和国际正式比赛的一种有效补充。
有奖金、有观众、有媒介的评论，虽然是队友间的比赛，但“这是对平时训练的一种检验”。邓亚萍在肯定赛事的同时也指出，这样的比赛不宜太频繁，多了就“疲”了。
能不能建立一种类似网球和羽毛球公开赛的机制，统一协调，把在各地的比赛当作系列比赛的一站，根据成绩统计选手的积分，发布排名榜？姚振绪认为，这样好是好，但目前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这要取决于许多经济方面的因素。
国家队下到地方打比赛，本身也是对乒乓球运动的有力推动，３天比赛中，顺德观众如云。能亲眼目睹国手们的精彩对抗，球迷们甚感荣幸，不少人捧着秩序册“收集”中国乒坛顶尖人物的签名，如获至宝。
姚振绪认为，广东的顺德、中山、汕头等地，乒乓球运动开展得很普及，日后发展俱乐部肯定会比其他地方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