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漫议市场与文化
於可训
市场原本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本身当然也可以构成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以一种经济的形态出现而与文化发生关系。由于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但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培植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而且也改变了固有文化的生存背景和存在方式，促成了文化整体的革新和变化。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新兴的市场经济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正在逐步加深和扩大。最明显的莫过于市场的价值法则和行为方式正在日益改变固有文化的规范，迫使固有文化适应它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着的体制的需要。物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受其影响并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自不待说，因其原本是经济转轨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在物质文化部门所引起的直接结果。问题是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精神文化领域，使得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同物质文化产品一样，也在日渐走向市场。相对于在计划体制下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部门完全无视（甚至讳言）其产品的商品属性而言，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计划体制既然把全部的社会生产（包括所有的劳动者）都组织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之内，则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同样包括它的生产者）当然也不可能有所例外。在这种状态下，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一般不讲求（同样讳言）产品的经济效益，因而它同时也几乎忽略了精神文化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所必须经过的流通（市场）的中介。公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权益和需求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是受到尊重的，在实际上也是给予了相当的满足的，但是，事实证明，要真正从根本上做到完全地尊重和满足公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权益和需求，还必须通过市场和流通的中介，让公众作为消费的主体、作为君临市场的“上帝”，真正拥有选择和享受精神文化产品的自主和自由。也正是因为有市场的介入，才使得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如同物质产品的生产那样，真正成为一种为着需要、为着消费的生产，才真正把消费作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马克思语）看待，从而结束了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长期以来与消费的直接需要相互脱离的二元状态，真正使二者在一个“相互依存”、互为“手段”和“媒介”的“运动”中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对于解放精神文化产品的劳动生产力、激发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创造数量更多的、品种更为丰富的产品，以满足公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直接的消费需要，无疑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形成，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开始进入市场，受着市场的竞争机制、价值法则、行为方式的影响和激励，不但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空前活跃，而且公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对于文化建设的贡献一如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市场作为一个在本质上是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是与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异质的一种商品运行体制，对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还具有腐蚀和“异化”作用。所谓腐蚀，主要是指市场基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和行业的习惯，在组织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同时，往往也把对于物质产品的欲望和需求、趣味和习惯，带到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领域，结果便使得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趋于实用化和感官化。所谓“异化”，则主要是指市场以它特有的商业性能和流通机制，在把物质产品“商品化”的同时，往往也将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和运行机制中的一切物事包括精神文化产品，一无例外地都加以“商品化”；精神文化产品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无疑是对“文化”的本质的一种“异化”。当然，腐蚀和异化的涵义还应当包括那些粗劣恶滥的精神文化的垃圾乃至毒品对公众的侵蚀和毒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抑制市场对于精神文化的消极作用，清除其有害影响，净化精神文化的生存环境，使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能够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同样是在市场体制下从事精神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看待市场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而在于如何把市场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作用从积极的方面充分而又有效地发挥出来，以便使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不但能够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求得新的发展和进步。市场的存在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它是有益于精神文化的建设还是有害于精神文化的建设抑或兼而有之利弊参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面对市场，都需要以市场作依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选择。因为市场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消极的腐蚀和“异化”作用，和当前的文化市场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便把市场经济看作精神文化的大敌，企图营造一种纯粹精神的象牙之塔和形而上的坚固堡垒，拒“敌”于国门之外，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洞的幻想和迂阔的经院派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反之，因为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文化市场已经获得的空前的经济效益，便认为所有的精神文化产品都应当完全地“商品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解脱精神文化生产的困境，使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得“温饱”和生存，这无疑是一种对“文化”的愚昧无知和“反”文化的浅薄的功利主义。
笔者无意在这里玩弄概念的游戏，而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事实上存在着这些有关市场与“文化”的关系的极端的看法和理解。而且这些看法和理解正在左右着某些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即通常所谓“文化人”）的生存选择。把自己完全交由市场去支配，只为稿酬和利润写作，是选择的一种极端形式。这种选择从根本上放弃了“文化”对人的精神引导作用和理性提升的意义，只是一味地迎合公众的原欲和感官的需要，用与商品世界同一的方式供奉市场的“上帝”。这种选择的结果，是一茬又一茬（所谓“热”）批量复制（仿作）或集体配方（“攒稿”）的以“文化”包装的软性商品不停顿地投向市场，充斥公众的感官、刺激公众的胃口，使公众的身心逐渐被这种名为“文化”的软体的商品动物所俘获；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既然被这种“文化”商品的软体动物吞噬了它赖以存活的公众的感觉和趣味，也就很难想象它在一个感觉的沙漠上和趣味的棘丛中能够正常地存活。另一种选择的极端近似于文化的理想主义，只是这种理想主义并不包含或是很少见到它通常所应当具备的面向未来的意义。这种文化的理想主义反抗精神文化的世俗化尤其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却在“重建人文精神”的旗号下，把精神文化从已经获得解放了的市场再次拉回新旧古典主义的思想樊篱，或者，从发达的后工业社会预支某种超越现代的观念，作为平息市场的文化躁动的一贴镇静的药剂。在市场背景下，文化的人文精神固然需要重新构建，但那决不是弥尔顿式的仅仅依靠信仰的胜利就能复归丢失的“乐园”，而是要在整合新的世俗生活和传统的人文理想的思维行程中重历一次现代中国文化的“创世纪”。须知，新兴的市场经济要改变的决不仅仅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是社会的整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文化的总体和基本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与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文化范畴的概念，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编后：面对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如何进一步与之相适应并得到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自今日起，本报开辟“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笔谈”栏目，就文化的现状、文化市场建设、文艺创作前景以及企业文化、群众文化、社区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欢迎大家踊跃来稿。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弘扬民族文化
鼓励高雅艺术
刘忠德
巴金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长达７０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紧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勤奋写作，呕心沥血，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很多富于激情、足以传世的文学珍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青年时代的巴金以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家》，震撼了沉重的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激起一大批热血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投身民主革命。他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过千千万万读者，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解放以后，巴金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巴金晚年仍不顾体弱，奋力笔耕，为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巴金的创作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深深得益于世界文学的滋养。他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２０世纪人文主义精神，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一大家。他晚年对现代文学研究事业的极大关注和对繁荣文学创作、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关系的积极呼吁，都对全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扩大了世界对中国新文学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与了解。
研究巴金与２０世纪的关系，把巴金的文学活动放在整个世纪的时空背景上做全方位的考察研究，是一个视角独特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会丰富我们对于巴金的认识，而且将有助于我们通过巴金作品认识世纪中的世界与中国，更深入地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及更深入地发掘本世纪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的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
研究“巴金与２０世纪”是一个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鼓励高雅艺术发展的积极举措。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都表明，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需要两个文明都要重视。当前文化艺术需要有更大的发展，文艺创作需要出更多的精品，需要更多内容健康，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需要在多样化的发展中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主旋律，以更多的优秀作品鼓舞人。相信这次学术讨论会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对“巴金与２０世纪学术讨论会”的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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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人才学”探新
刘金祥
彭放先生的新著《文学人才学》，对文学人才的成才规律和文学人才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释，旨在收到“一方面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的潜力所在，使那未‘苏醒’的一半发挥作用；同时帮助那些众多的、想当作家而未成为作家的人，找到自己，更好地进行自我选择”的实际效能。
文学人才学是人才学的一个分支和文艺学的一个流派，属边缘学科，具有应用和思辨的双重品性。彭放先生在这本专著中，注重感性和理性的融会、经验和学识的组合，突出实践性、应用性的一翼，力争使其成为“一本入门的指南和迷途的向导”。应该说，探究一门新学科的规律和特质，凭助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学科知识只能落得盲人摸象式的窘态，要想获取完整而深彻的认识，必须从相关、相近的学科中汲收营养。与社会诸领域有着较多关联和牵涉的文学人才学的创立，当然也是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叠加和有机化合。在这部专著中，我们看到作者在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宗教学、优生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与文学人才学有着天然互补、潜在同构的学科中彳亍徜徉，对作家传记、创作手记、作家书信、回忆录、访问记、作家评传、创作经验谈、作家作品评论等基础素材予以缀合提升，既勘测文学人才学所处的方位以及与比邻的关系，又寻觅印证观点、支撑体系的依据和基石，正是这不断的对应、参照，赋予了作者颇有力度和见地的分析，尽管某些观点和结论尚属见仁见智的范畴，但作者明辨是非的学术态度和正视矛盾的理论勇气却是坦诚而坚定的。
微观透析是这本专著的重要手法和特色。作者博观约取，广引旁征，在论证社会气候和政治环境对中外古今作家创作产生或微妙或重大影响的同时，将笔墨集中在对作家情感、心性、思维等“内宇宙”的研讨上。侧重研究了智能结构、心理素质、自然情感、智慧天赋对成材产生的辅助作用；研究了气质、个性、心境、情绪、兴趣如何决定着作家对生活的取舍和风格的铸就；研究潜意识、潜感觉、模糊思维怎样调控记忆的蓄积和灵感的触发；研究心理变态、精神失常、内心苦闷，把握创作主体的超脱和自由。作者阐述了人的各种特质对才能获取、培养、释放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助于文学人才减少谋虚逐妄的天真和盲目，从而把自我设计的愿望引向自我实现的行为。
本书作者打破了对作家创作历程进行纵向考察的往返循环的线性思维的阈限，摒弃了满足于对创作经验知识的简单积累和重复运用的单向思维，将文学人才这一特殊的艺术问题置于辩证法宇宙观的审视之下，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辨析，捕捉带有全局性质和普遍意义的概括性结论，从而使文学人才学附庸人才学、偏倚文艺学的现象发生了根本改观，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属性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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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外文学谈
——兼评《中国教授闯纽约》
李炳银
前两年，旅外文学很是热闹红火了一阵子。一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部《北京人在纽约》的畅销，鼓荡起了不少人的欲望和热情，一时间，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竞相出版，颇有逼人的气势。可是，文坛好大风，此间刚起，那边又生。旅外文学的旗子没有摆动多久，似乎已成了过去式，那些曾一度叫得很响的作品竟也归于沉寂。
然而，让人有些奇异的是，何启治的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却没有随着旅外文学之风的吹过而远去，反而与读者更贴近了似的。前两年旅外文学风起时涌现的大量作品，多数因得风气之先而引人关注。它们把一个新的外界生活图景描绘给封闭已久的国人来看；它们的作者把自己在外面匆忙而直接的感受传递给没有这种机会的人们来咀嚼。因为对外陌生而产生的新鲜感，因为作者见识感受与读者此前被动接受结论的差异而生出的疑惑和诱引，正是这些作品得以风行的主要原因。很显然，这些现象中包含着突出的新闻因素和效应，而缺乏厚重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品格，因之，它们来去匆忙就是不奇怪的现象了。而何启治的《中国教授闯纽约》不同于那些以年轻人的全新感触率然写出的作品，也不同于那些走马观花地游历了几个国家仅凭一点点印象就对其进行藏否的文章；更不同于对外面的世界极少接触，很少了解就以个人的主张情绪为尺度对其妄加评议的作品。《中国教授闯纽约》，是作者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人生风雨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生活、对于美国华人社区生活直接深入的体验与沉思。它有着细致入微的感受，也同时具备冷静观察，悉心探索的理性分析与判断，有着很强的真实性和启示性。在“福临门”餐馆打工与对不少纽约华人的访问，使作品有了点的深入和面的辐射，再加上作者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承接，形成了对美国生活，对美国的华人和他们的心理及生活行为的多角度透视。正因为如此，何启治迫近了美国生活的较深层面，准确地把握了纽约华人社区中那些既非西方又非中国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华人的种种心态和行为方式；看到他们在两种文化冲撞撕扯过程中那些让国人理解与不理解的特殊复杂的生活观念、情感世界和生存选择。排除了从表层现象的简单接受方式，摆脱了更多主观性的强制干扰，所以，唐教授所述说的对美国的感受认识就明显地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更加有利于人们认识美国社会和在那里生活着的华人。
自然，《中国教授闯纽约》因为严格的生活真实性描写导致某些地方的叙述显得稍有琐碎，但恰恰又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叙述中每每把生活的内质和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深刻和生动形象。像践老板和唐教授的形象性格就是如此。在不少的地方，作品的叙述是相当幽默并具艺术魅力的。在这些地方，何启治的作品又显得比那些扫描式的纪实文字和加进了虚构内容的作品更具有个性，容易让人在一个似乎可介入的情境里与作者一起面对美国生活。纪实，达到了逼真的程度；叙述，抵达了生动形象的文学层面。这是何启治作品在深刻性之外写法上的优长之处，也是它在众多旅外文学作品中不同凡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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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剑之光与钢铁之韵
——刘亚洲和他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
刘方炜
刘亚洲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多，但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近年来，热闹的文坛上已罕见他的足迹，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他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最近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攻击、攻击再攻击》收入了刘亚洲国际题材的主要作品。读后感受颇深。他的作品所传递的是一种极为沉雄和锐利的精神，那是一种跨越国界、跨越历史、跨越人种的精神，一种真正的军人精神，一种只属于军人的精神。
刘亚洲是一位典型的军旅文学作家，说他是“典型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比之同期其他中国军旅作家的作品更具有军人所特有的风范和品格。刘亚洲作品选材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是其他军旅作家所不能比拟的。既有本土题材的作品，又有国际题材的作品；既有现实题材的作品，又有历史题材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国际题材写得像本土题材一样亲切而具体，能把历史题材写得像现实题材一样生动而传神。在这种时空跨度极大的题材调度和把握之中，显示了他独具一格的对历史、人生的领悟能力和敏锐的表现能力。
刘亚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领域——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１９８３年，他的第一部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在《解放军文艺》月刊发表，给中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热爱军事文学的读者带来了一种震动和惊喜。前所未闻的“明天的战争”、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引人入胜的事件轨迹、简洁有力的文字风格，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从此诞生。在那之后，刘亚洲接连发表了《这就是马尔维那斯》、《关于格林那达的对话》等作品。
实际上，刘亚洲所开辟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以及他的几部代表作品，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它们对中国军队、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军人素质内涵的理解都有着深浅不同的影响。刘亚洲的几部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在军界反响也是非常强烈的。引起文学界反响的是这些报告文学本身，而引起军界反响的则是这些报告文学所描述的主体。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这些由别国进行的现代战争以及进入这些现代战争的别国军队，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宝贵的他山之石，是形象而具体的现代战争模拟教学课。这些现代战争以及进行这些战争的军队所表现出的崭新的战争模式和战争观念，对于中国军队的训练和建设、对于中国军队在现代条件下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挑战，都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正是从刘亚洲开辟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起，国内各种媒体对反映外军发展状况、反映外军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战争越来越重视，从而引起中国军界对外军发展的普遍关注和对现代战争特点的广泛研究，这对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和广大国民国防意识的提高无疑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作用。
刘亚洲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之所以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阅读魅力，除了题材的因素外，简洁而有力的语言表现风格、准确而生动的人物性格塑造以及作者浓烈的现代战争意识和军人所特有的气质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刘亚洲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除了《关于格林那达的对话》外）是可以作为小说来读的。这是指他的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性的湿润程度而言的。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准确地叙述带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追踪。但在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追述成为一种突出的特色，无论是《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那位叫沙龙的国防部长还是《攻击、攻击再攻击》中的那位叫尼坦雅胡的突击队长，其性格的鲜明生动和命运的惊心动魄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以外，刘亚洲的小说创作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攻击、攻击再攻击》一书中收入了他的几个短篇。《秦宫月》是写秦始皇和他的一个爱妃的故事。小说中的秦始皇实际上并不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帝王、而是作为一位军队统帅而出现的，因此，在他的情感和行为之中，也就带上了浓浓的、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军人色彩。当然，这是一位身为帝王的军人。当他为了他那作为军队统帅的尊严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处死他的爱妃的时候，他心中的苍凉是不为人所知的。《将军泪》所传递的情绪与《秦宫月》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这是从不流泪的一代名帅张自忠挥泪斩爱将的故事。叙事极为简洁，心理描写又极为细腻，在钢雕铁塑般的粗线条勾勒中淋漓尽致地托出一代猛将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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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在京举行
４月１４—１６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的汉学家６０余人，会聚北京，举行“巴金与２０世纪”研讨会，以庆贺巴金老人９０华诞，并回顾与展望日趋成熟的巴金研究。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华文学基金会、玉溪卷烟厂等单位发起主办，受到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注目。为配合会议，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还在京举办了大型摄影图片展览《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
与会代表就巴金与２０世纪的关系、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巴金在读者中的影响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所收论文将结集出版。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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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文学价值论”讨论述要
近一个时期，围绕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十分热烈，显然，如何正确地看待文艺作品的价值是关系文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此，我们对争鸣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
一、关于文学价值的内涵
邵伯周认为，文学的价值就是某种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主体意识，以语言为材料建构成的艺术形式三者的有机融合。（《“文学价值”论应该有哪些内涵？》）
冯宪光认为，文学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价值，是时代性、历史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是面向当前社会生活的现实层次与诉诸人类心灵的深度层次的统一。伟大作品的素质在于“向我们显示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从一种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了生活”。（《在争鸣中建设新的文学价值论》）程代熙认为，艺术品的价值，说得稍为具体一点，就是它能向人们揭示出生活中某种重要的东西，或者信息；能丰富人们的情感和智慧，能鼓舞人们的生活意志，还能使人们得到一种高尚的、美的精神享受。艺术品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因此，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还在于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能力。（《文学价值谈》）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商品价值
纪众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商品价值是一回事。他说，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论断，可以得出结论，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源泉，同样也应归于文艺家的劳动能力。文学价值不过是文学作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是隐藏在使用价值背后的文艺家的社会劳动。（《价值主体性与劳动价值论对文学价值论的意义》）
与此相反，游焜炳认为，文艺的价值，主要在其艺术价值而非经济价值。艺术价值是种精神价值，而文艺的经济价值（如“票房价值”），也就是文艺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种物质价值，它的实现是产生经济效益。可见，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价值及其产生的社会精神效益，与文艺作为商品的经济价值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质的不同，完全是两码事。（《从经济角度看文艺能否“商品化”》）程代熙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使用价值，但它处在不同的领域，其使用价值就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作为艺术品，它表现为审美价值或称艺术价值；作为商品，则具有商业价值，或称交换价值。在商品流通领域，文艺作品的交换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价格，多半是由构成这部文艺作品的交换价格中物化劳动消耗部分决定的，而与作家活劳动的消耗没有多少关系。（《文学价值谈》）
严昭柱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指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等等；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则指文艺作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文艺作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基本上只依据于生产文艺作品的物质外壳或文艺价值的物质载体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只反映生产这些作品物质外壳的劳动量，不反映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对文艺价值论有关问题的思考》）（楚昆）
（以上所引诸文见《文艺报》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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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文学》讨论
“新体验小说”
《北京文学》自今年第一期设立“新体验小说”栏目，编辑部以此来“更广泛地表现人们所关心的生活话题，强调作家的亲历性和纪实性；拓展作家生活视野，探寻当代小说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目前已发表了陈建功的《半日追踪》、赵大年的《大虾米直腰》、许谋清的《富起来要多少时间》、毕淑敏的《预约死亡》等。为了探讨“新体验小说”创作得失，《北京文学》编辑部近日就当前文学现状以及有关“新体验小说”等问题召开了作家、评论家研讨会，对所发作品进行了研讨。（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