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者论坛

  再生产规律与市场调节机制
王琢
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是实现再生产规律的一种重要调节机制。我们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价值规律和再生产规律都应引起重视。这里所说的再生产规律是指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量的客观必然性,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经济发展要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比例协调。如果破坏这种平衡和协调关系,就是违反再生产规律,就必然破坏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我们要弄清价值规律与再生产规律相互关系。
价值规律和再生产规律都应当重视
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商品生产中的配置。这种调节机制,是通过市场商品价格信号的变动而起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商品价格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生产某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二是某商品的供求状况。在生产某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决定某商品价格变化的是市场供求状况。一般情况是:某商品供给多了,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某商品价格就下跌到价值之下。企业根据这个市场信号,对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即从该商品转移一部分资源出去;反之,当某商品需求多了,出现了求过于供的现象,某商品价格上扬到价值之上。企业根据这个市场信号,对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即从别的商品生产中转移一部分资源过来。从这个单纯化了的举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点:(1)决定某商品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供过于求还是求过于供,是由再生产规律的客观比例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由价值规律决定的。(2)制约生产要素向哪里转移和转移多少,是由再生产规律的客观比例关系决定的,也不是简单地由价值规律决定的。(3)价值规律转化为市场调节机制,在再生产规律制约下,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商品(企业、部门)间的配置。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离开这只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再生产规律的客观要求就难以顺利实现。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曾经有种说法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概括。但是,也要看到价值规律具有盲目性,所以,调节资源配置不能单靠这一只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还需要一只有形的手——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宏观调节机制。
保持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这是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主题。过去西方经济学界曾强调单靠一只无形的手,就能调节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完美实现再生产规律,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它的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是以英国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宏观干预的市场经济学派,它承认如果不进行国家宏观干预,单靠一只无形的手,并不能合理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不能完美实现再生产规律,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但是,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又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事实证明,保持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首先要有合理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再生产规律的最大障碍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这不是哪种经济体制所能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剩余价值规律派生的现象。资本家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剥削,一方面剥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资本。资本要投入扩大再生产,遇到了劳动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哪怕是最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只能用治标办法缓解这个矛盾,决无可能消除这个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再生产规律,不存在制度的障碍,但遇到了理论的和体制的障碍。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进程中,先后有过若干理论的或体制的失误。例如,早在30年代,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消费品生产增长十分缓慢,从而落后于购买力增长的比例失调现象,有人把它看成是客观规律,由此产生出价值形态上的需求膨胀经济和实物形态上的供给短缺经济。这种膨胀经济或短缺经济都是违反再生产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个错误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很大。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失误是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只要有自觉计划机制调节就足以实现再生产规律了,根本不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不仅如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单一的国家利益本位,而否定包括企业、地方在内的其他利益本位,实行过度集中的集权经济,由国家开大灶,让地方、部门、企业都来吃国家的“大锅饭”。于是大家都向国家伸手抢“饭”吃。同这种过度集权经济相配套的就是宏观行政制衡。结果,既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又不能保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再生产规律,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却反复出现有效需求膨胀的矛盾。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体制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把国有企业从行政的附属物改革成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建成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但又不能单靠市场机制调节,还必须有宏观调节,只是这种宏观调节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这样,既有一只无形的手,又有一只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运行,就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社会再生产规律的要求,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当代国史研究要加强
田居俭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广泛深入生动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亿万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要实现这个战略任务,历史学界,特别是以当代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史学界,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在这场功在当世、泽及后人的教育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5年来走过的道路,是划时代的、不平凡的道路。她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彻底地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社会主义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她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近15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更加说明我国“风景这边独好”。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45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大力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什么要研究当代中国史?一言以蔽之,曰:资政育人。近代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中说过:“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为史”与“知道”的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诸多的“道”中,最重要的“道”莫过于治国安邦。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是具有治史传统的民族,向来都重视“以史为鉴”。从西周开始,就有“殷鉴不远”的成语流传。唐太宗李世民以隋朝的亡国教训为鉴,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晚唐诗人杜牧,在其警世之作《阿房宫赋》中告诫后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说,秦始皇力挫群雄、统一全国后,骄奢淫逸,劳民伤财,农民不堪压榨揭竿而起,遂使秦朝二世而亡,“不暇自哀”。而后代对这一历史悲剧只“哀”不“鉴”,从而累蹈覆辙,“亦使后人复哀后人”。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伟大创举。为了在前进中不走或少走弯路,我们就要下大力气研究自己创造的这段历史,及时地从正反两面系统地总结建国45年来的经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同时,要把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丰富生动的教材,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要对它无比珍惜和热爱,更加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把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锐意改革,艰苦创业,为实现90年代的战略任务,胜利迈向21世纪而奋斗。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甲申之变3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要
今年是甲申之变350周年,也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0周年。为了总结甲申之变的历史教训,缅怀郭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甲申之变350周年学术讨论会”3月3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了在京的专家学者40多人,围绕甲申之变和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主持了会议,廖盖隆、温济泽等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甲申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是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与会学者认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者强调,起义军在推翻明王朝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腐化蜕变,对明朝的残余势力打击不够,对关外的清军缺乏应有的警惕和防备,以至于最后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下遭到惨败。有的学者着重分析了起义军进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追赃拷饷等,认为这些政策都不利于农民政权的巩固,反而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夭亡。有的学者把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比较,指出能否重用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是这些起义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以明末农民起义为例,探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能否解决好农民问题是一个政权成败的关键所在。明王朝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导致大量饥民存在,进而引发农民大起义。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进京后,生活腐化,脱离群众,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厄运。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解决好了农民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结合实际,谈了如何从甲申之变中汲取教训,把目前的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明王朝的腐败导致了它的灭亡,李自成起义军的腐败酿成了甲申之变的悲剧。这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诫任何一个执政者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今天总结甲申之变的教训,重温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具有现实意义。
甲申之变因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使后人铭刻在心,所以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学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详细经过和当时引起的反响。有的学者指出,郭老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而毛泽东同志独具慧眼,看到了它的真正价值,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随后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汲取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胜利到失败的教训,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王林)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公共关系教程》简介
由翟向东主编的中国公共关系专著《中国公共关系教程》,最近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公共关系界和其他界众多的人,早已期望有一部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论著。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经两三年来的酝酿,组织我国公共关系界的学者、专家分别撰稿编成的这部教程,综述了公共关系在我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围绕“走有中国特色公共关系之路”,就发展中国公共关系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主要服务领域进行了阐述,从宏观上明确了在中国发展公共关系,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组织经过沟通信息,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理顺和改善人际、社际、国际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着重论述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公共关系;阐述了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包括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公共关系意识、公共关系职能、公共关系信息传播、公共关系策划和公共关系技术与技巧;论述了中国公共关系的组织建设、企业公共关系、政府公共关系、国际公共关系,以及中国公共关系人才的培养。
这部教程分为三编,构建了较完整的体系,突出了中国公共关系的特色。这部教程已被国家教委高教司推荐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选用教材。它对于引导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深入,提高教学和培训水平,从而促进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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