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
专栏：
巨变中的文化馆
元也
在人们的心目中，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是很难和宽绰、气派相联系的。因为我们过去所看到所想象的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强些的无非是礼堂、书报室加个棋艺间，惨些的就只有几间陋室，再放些象棋、扑克了，外观大多陈旧，内里一片清寒。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已发生了巨变，新馆相继兴建，不仅有高楼宽屋明厅敞堂，而且设施先进，功能完善。“门庭冷落车马稀”正逐渐变成车水马龙，生气勃勃。
普及文化功不可没
所谓群众艺术馆指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设立的文化馆，而县及市辖区则直称文化馆。我们在此不妨都叫做文化馆。文化馆事业的创立是因为我国的群众文化素质比较落后，文盲半文盲在人口总数中占很大比例，多数地区文化娱乐几近于无，所以才需要有一大批基层文化机构去推广普及文化知识，兴办文化活动，活跃文化气氛。几十年中，文化馆事业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文化馆及其所属的文化站，几乎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所有市县镇乡。文化馆工作人员长年承担着繁重艰苦的工作，他们以种种形式举办文化、艺术、科技讲座、培训班，培养最基本的文化人才，传播文明常识，宣传政策法规。无论在节日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使城乡各阶层，尤其是闭塞落后地区的人民，也能领略艺术的魅力，在劳作之余，得到些许娱乐消遣；他们收集、整理、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让散佚湮没的民间艺术、历史传说、文物精品，得以重见天日，流传后世；活跃在机关、学校、厂矿、乡村、部队的千千万万文艺骨干，也多由文化馆的汗水辛勤栽育而成。
今非昔比满目新奇
自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我国的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步伐，文化馆作为最基本的文化设施受到了重视，从里到外改造文化馆成为许多地方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的文化馆已有近３０００个，其中达到较高标准的约有７００个。这是近几年文化馆建设的显著成果。
北京市最早投资重建了崇文区文化馆，一时成为当年全市的一大新闻。在老百姓看来，这已不是原有的文化馆形象，而近似一所宾馆。不但有条件优越的办公室、课堂、歌舞排练厅，而且还有展览厅、“卡拉ＯＫ”。设备更是“一步登天”，电视、录像、音响、游艺器材都跨入高档精优的行列。没出几年，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密云县、昌平县等地也陆续建起新馆。
四川重庆沙坪坝的文化馆（见上图），可谓居全国大型文化馆之首，两座大楼，建筑面积达二万平方米，并附设一爿旱冰场。
像北京和重庆这样的高档文化馆在多数省市已不新鲜，功能和设施大都丰富齐备。娱乐的项目、培训的内容、教育的手段、文艺表演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如天壤。文化馆能有今天，实在得力于政府的鼎力支持。然而，一时的财政援助和日常的拨款毕竟有限，有许多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文化馆仍旧是几十年前的几间旧房，已建新舍的文化馆的日常经费仍然入不敷出，连新馆每月的水电费甚至都支付不起。是继续按照旧模式，走老路，依赖拨款，勉强打发时日，还是重新设计文化馆的运作机制，改国家包办而为多种经营，自救自补，这是１４万文化馆工作人员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探索的问题。
因循几十年“一贯制”的文化馆如今不是没有，多是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开展什么文化建设了；而挣脱旧观念的束缚，引入市场经济，以自身的特长开辟新天地的文化馆，大都焕然一新。
文化馆的重大变革，首先是把一部分事业，如歌舞、游艺、展览，改为有偿服务；并且采用承包的方式，由个人或集体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这实际是引文化馆走入市场的大门，以市场经济来推动、改善文化馆的建设。天津和平区文化馆经过一番改革后，１９９２年纯收入达４５万元，１９９３年又翻了一番。财力的保障使全馆所有工作一帆风顺，多姿多彩，还连续主办了两届全国京剧票友大赛，下属的１５个文艺社团从无困窘之虞，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重庆沙坪坝的文化馆过去连工作人员的医药费都无从报销，进入文化市场后，总收入至今已达１４００多万元，有９７６万元又反投入到群众文化建设中。四川省隆昌县文化馆在１９８５年负债１７万元，下半年竟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实行了租赁、承包、联营等几种经营方式，先后引进１６家个体户的４６万元资金，５年后获利百万元。
文化馆的重大变革，还体现在从小文化走进了大文化。过去文化馆的工作内容都限制于文学艺术、娱乐消遣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如今已经把科技、烹调、缝纫、旅游、服务、管理、财会等等知识的传播和推广都纳入自己的职能中。这一转变适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群众新产生的知识渴求。
是夜总会还是文化馆？
把市场经济引入文化馆，采用有偿服务的方式以文补文，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许多人认为，国家拨款建立文化馆，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无偿的文化服务，而文化馆却用国家的场地大赚其钱，究竟对不对？如果文化馆与社会上的娱乐场所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一样，属赢利性质，何必还保留文化馆之名，干脆改作夜总会、歌舞厅、职业学校岂不省事？
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馆的多数人员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以为，把文化馆引入市场经济其实是要面向市场，改变过去陈旧的国家包办体制，利用一部分文化事业的收入来补充文化馆经费的不足，保证文化馆所有职能的正常运行，并非意味着要把文化馆的工作全部推进市场。根据文化部门的调查，经过改革后的文化馆，在其性质上与赢利性文化单位仍有很大区别：
一是文化馆开办的娱乐场所大多收费低廉，面向大众，而且管理严格，内容健康，可以说对娱乐业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是无偿服务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城乡的重大文化活动，像年节的灯会、花会、庙会等等都靠文化馆组织和创作。对群众文化骨干的定期培育是文化馆工作的基本内容，当然也是不收费的。
三是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保护也是文化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本谈不上有偿。
四是文化馆工作人员按规定必须经常深入社会基层，帮助、辅导群众的文化活动。
我国的文化馆事业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变化中也不无艰难和险象。
相当多的地区，文化馆经费正在日益减少，大有断炊之势。全年经费不足７０００元的文化馆几乎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根本没有事业经费的竟占４．６％，没有馆舍的有２５０个。河北省有的文化馆连人头费都削减了２０％—３０％，陕西省扶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月薪只能得到５０％，以至于每月不得不放假１５天，自谋生计。
文化馆虽能赢利，但所得多是补充经费的不足，不料捐税却日益繁重。四川某地文化馆一年交税１４种，１９９２年各种捐税加起来居然有８０００多万元。
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社会地位很低，多数人收入微薄，使人才流失严重。
除了社会环境形成了极大压力外，文化馆本身也有值得注意的倾向。比如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有的文化馆只顾牟利，而遗弃了文化馆应尽的职责，甚至与低级歌舞厅为伍。这也难怪有人对文化馆的存在意义产生疑问了。
有一个摆在文化馆面前的迫切议题似乎至今没有引起重视，这就是在社会进一步发展，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后，文化馆的职能究竟还剩些什么？哪些应该结束，哪些应该改革，哪些应该重新设立，也就是说文化馆将来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这个设计如果不从现在就着手进行，过不了几年，文化馆的地位恐怕又是一个问号了。
（附图片）
第8版(周末)
专栏：
省长的平民情怀
——邵奇惠与摄影
丁东
邵奇惠的摄影爱好虽然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但有意识地进行摄影艺术创作却是近几年的事。五年前他刚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时，省摄影家协会举办影展，他送去作品参展，引起观众很大兴趣。后来，他又和省内的两位工人一起举办作品联展，并在《中国摄影》等杂志发表作品，被吸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去年冬天，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到黑龙江访问，发现邵奇惠的摄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些佳作拿到国际上参赛，有可能获奖。邵奇惠最初以为这是香港朋友的客气话。谁知陈先生进而一再郑重地邀请邵奇惠到香港举办个人影展，这样他就不能不认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了。
邵奇惠的摄影作品，以风光为多。黑龙江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中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当省长，自然要走遍全省的山山水水。从被他称之为母亲河的黑龙江，到莽莽的大兴安岭；从美丽的太阳岛，到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从矿区，到林区；都留下了他匆匆的足迹，也在他的相机里留下了深情的一瞥。这几年，他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奔走，也曾到许多国家出访，祖国各地的万千景象，世界各国的风光民俗，也化作了他镜头里的诗情画意。
邵奇惠的作品中，人物的比重较小，现有的一些，也是在省外和国外拍的。不是他不想把镜头对准本省的人民，而是他怕作为省长对着普通群众摆弄相机会引起对象的紧张。虽然他拍摄的人物不多，但从现有的人物作品中，从他拍摄的风光、动物、花草中，我们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普通人的命运的一腔深情。
有一幅题为《嶙峋慈母心》的作品，很多人都在它面前久久地驻足。这是邵奇惠在海南山区拍摄的，他题写了这样的文字：“茅草棚下，清贫如洗。清贫无碍慈母心。尽管生活艰辛，母亲的怀抱却最温馨。在母亲的怀抱里，孩子就有了一切。”观众的感受，恐怕已远不止于作者对母爱的讴歌了。还有一幅题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作品，主角是一队野雁，作者却写下了这样的话：“车队在西雅图的林荫道上疾驰，突然紧急刹车。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群野雁正悠然自得、井然有序地穿越横道线。看来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在这里会受到人类的保护。地球是个家庭，愿这个家里再多一些亲情。”
通观邵奇惠的摄影作品，通读他为这些作品撰写的文字，人们不难感受到贯穿其中的美学追求。这其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人文品格，如何与省长的角色相统一？如果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这个问题便不难理解了。
邵奇惠说，开始，仅仅把摄影当作休息，现在则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的确如此。在一幅题为《俏》的作品上，他题了一首小诗：“林高风有态，苔滑冰上生。春到万物醒，黄花冰上生。”厚厚的冰层上，竟有鲜花绽放，这是生命的赞歌。
第8版(周末)
专栏：我的周末
“我没有周末”
范立夫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耄耋之年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十分深刻。每天对于我来说，都十分重要，我不会让它白白地流逝过去。多年来，我天天都在工作，即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因此，在我的“日历表”上，周末、星期日都是不存在的。每到周末，别人都要和儿孙们欢聚一堂，享天伦之乐，可是我不行，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去做呢，把时间浪费了可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过周末，实际上是和过平常日子一样，根本就不是“周末”。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包括周末的作息时间也是固定的。我早上５点起床，收拾房间，写写日记，空腹喝一杯蜂蜜水，然后就出去锻炼。我身居闹市区，想找一片宁静的绿荫并不容易。因陋就简吧，在空场上，我先跳上一段老年迪斯科，然后打太极拳，舞太极剑，最后再打一套从小就练起的“八段锦”。练足一小时，我就回家吃早点，然后开始一天的忙碌。生命在于运动呀，我总觉得，一天不练就有两天的危险，持之以恒，风雨无阻，身体才会健壮结实。我今年８４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十足，觉得和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我现在是东城区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为选民办实事，反映选民心声，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而写字作画全得抽时间才行。
在我的漫画创作生涯中，大概政治宣传漫画、新闻漫画、讽刺漫画各占了１／３。近年来，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用画笔为武器，创作了许多针贬时弊的作品，受到了周围居民的欢迎。比如，原来景山西墙外有一段路尽是污水垃圾苍蝇蚊子，长年没人问津，我就画了一幅漫画《看不见的龙须沟》，连同我的地址一起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儿子拿着报纸替我捏把汗，真名实姓的还有地址，唯恐我惹了是非。结果画引起了重视，半年之后问题就解决了。这些全是我自己观察生活所得。
到了晚上，我会再稍稍活动一下，以尽快恢复疲劳，继续工作。我有个十六字经：多公少私，多予少取，多让少争，多勤少惰。人活着就得动，脑要动，体要动。脑不动，记忆思维肯定减退。体不动，没跑，准得病。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的，年轻时，为了赶制二狼山地形沙盘，我曾七天七夜没合眼。现在到了晚年，更觉得时间的紧迫性，工作的重要性。周末、假日，不去休息，不去娱乐，而是在工作中度过，恐怕也算是别具一格吧！这一阵，我发现每到周末，我的工作会比以前更多（许多选民到我这里来反映情况）。因此，我敢断言，只要我还能动，我的周末就永远不是“周末”！
（附图片）
第8版(周末)
专栏：
中法演奏家奏名曲
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国驻华使馆联合主办的中法长笛、竹笛音乐会，最近在京举行。法国著名长笛演奏家弗朗索瓦·布和中国竹笛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独奏。
两位演奏家为观众献上的乐曲有马兰·马莱的《西班牙三拍舞曲》、《威尼斯狂欢节》，德彪西的《绪任克斯》，还有中国作曲家新创作的长笛、竹笛二重奏《缘梦》。（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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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音像天地
《大军乐》
上海声像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张世界军乐精品联奏专辑《大军乐》，汇集了中国、美国、前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２８首著名进行曲。这些乐曲经过作曲家重新编配，曲与曲之间用一些逼真的效果加以连接，具有较强的音响效果，听来令人耳目一新。专辑由解放军军乐团演奏，演出阵容包括长号演奏家赵伟明、圆号演奏家朱昆强等。（任文）
第8版(周末)
专栏：
《记者写天下》征文
▲由江西记协和《江西日报》主办的《记者写天下》杂志最近举办“健力宝杯·天下纵横”征文。这个创刊已经五年的杂志，意在迅速、及时、相对集中地反映国内外的新事物，让广大读者多方面获取信息、知识、经验、教益。这次征文由新闻界资深人士组成评委会。
（李峰）
第8版(周末)
专栏：
《赣江大众报》问世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江西日报》的晚报性报纸《赣江大众报》于近日问世。这家报纸将全力贴近读者，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以丰富多采、形式多样的新面目同读者见面。（朱昌勤）
第8版(周末)
专栏：
现代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是Ｈｉ—Ｆｉ的最高境界。“发烧友”的本质其实还是一群
完美音乐的追求者
安地
１９９３年年轻人追星现象成为人们议论纷争的一个热点。一部分社会舆论在批评“追星族”时，往往把音响“发烧友”也捎带其中。这其实是种误会。
“发烧友”是一群独特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的产生与现代录音和音响技术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发烧友”是现代音乐文化、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商业市场相结合的产物。“发烧友”一词最初见于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一本无线电技术杂志，专门谑指那些狂热地痴迷于高保真音响（Ｈｉ—Ｆｉ）和高品质唱片的人。这些“发烧友”们所喜爱的音响器材和唱片、ＣＤ片等也就相应地被称为“发烧音响”、“发烧碟”……近几年，中国的“发烧友”逐渐增多，这个词也从香港传入内地，但其涵义却被误解推衍了。
“发烧友”是群什么样的人？
一般说，“发烧友”们所追求的目标有两种。一是最忠实、最完美地再现音乐原声；二是依个人所好尽可能完备地搜集某一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资料（磁带、唱片等）。而这两种目标都是没有极限的，因此“发烧友”们的追求也永无止境。
他们房中四壁挂满了吸音材料，屋子里不能有一件多余的家具——如果它干扰了声场的话；有的“发烧友”为了有个理想的听音环境竟把全家搬出原本并不宽敞的居室，住在简陋的棚子里；为了使器材在播放时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发烧友”常常要提前几个小时打开机器，预热“磨合”（用他们的话叫“煲机”）。据说这样才能使机器放出的音乐温暖柔和而不生硬……
人们也许会问，如此“发烧”，那么音乐的本质是否异化迷失了？实际上，真正入道的“发烧友”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如北京的几位最有名的“发烧友”中，丁晓里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石振宇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讲师，陈力是《人民音乐》杂志的编辑……只有真正懂得音乐，至少是熟悉一定的曲目，才能准确地鉴别一套音响器材的音乐表现力，才能分析出音色与音质的细微差别。
有人说，“发烧友”是靠钱烧起来的。其实不尽然，目前国内的“发烧友”们大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及国内的市场状况，有自己相应的“烧”法。目前市场上的进口组合音响稍高档点的价格也在一两万元，其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成本，是厂家为适应一般消费者的心理和需要而增加的一些哗众取宠的玩意，从提高音质的角度看，并无实际意义。若以相同的投资比较，配一套发烧音响和买一套组合音响，前者的音响效果要比后者不知强多少倍。由此可见，大多数“发烧友”的消费水准并未超出市场上一般水平多少。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发烧友”市场集中在广州、上海、北京、成都四个城市。
就硬件档次而言，广州地区的水平最高，一些欧美名牌厂家极其昂贵的发烧器材在这里也不乏买主。番禺的一家音响器材商店据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遗憾的是这里的软件市场很不发达，古典音乐的唱片在市场上很难买到——这与当地“发烧友”的音乐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有关。受经济水平所限，北京地区“发烧友”的硬件档次一直很羞涩，但“发烧友”的音乐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去年下半年，港台地区的一些商家曾专赴大陆考察“发烧”市场，他们一致公认北京的“发烧友”音乐档次之高，为港台所不及。上海的“发烧友”在软硬件上都比较均衡，他们也有一些趣味相投、相对稳定的沙龙式的圈子，经常切磋交流。成都的“发烧友”是比较独特的一群。这里的“土炮”在全国数第一。所谓“土炮”是指用国产元器件组装制造的“发烧”音响。四川的一些军工电子企业生产的元器件质量、性能优越，用于发烧音响效果相当理想。当地一些民办企业或个人“攒”制的“土炮”物美价廉，颇有市场。
近一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后，国内高级音响的市场发展势头很猛。以北京地区为例，经营高档音响器材的商店半年间冒出２０多家，其中大多兼营发烧音响和高级组合音响。
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如果策略得当，国内的一些企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若以高级组合音响来说，国产货无论从设计和工艺上目前都还无法和日本货抗衡（全世界都没法和它们抗衡），但如果盯住相同的价位，推出有一定质量保障、而性能却是发烧级的音响产品，在市场上就应该有一定的竞争力。据了解，国内也有些技术实力雄厚的国营电子企业着手开发、生产这类产品，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或无力于产品最终艺术表现力的把握和检验，而这一环节在国外通常是由音乐家参与的。
“发烧友”市场是一个文化人的消费市场。对不懂音乐的耳朵来说，再昂贵的器材也只是一种摆设。值得注意的是，这玩意儿有可能成为一些有钱人赶时髦或盲目高消费的对象。据说，尽管最出色的“发烧”音响器材大多出自欧美的一些厂家，但近些年“发烧”音响最强盛的市场却不在那个交响乐听众最多的地方，而转向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由此不免联想到，法国人视为艺术品的高档白兰地，也是被一些港台的暴发户拿来拚杯豪饮的。
但愿刚刚起步的中国大陆“发烧友”市场能保持自身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品质，不为虚荣和庸俗所染蚀。（附图片）
北京音乐台的“发烧门诊部”专栏是北京地区“发烧友”们的空中茶座。多年来致力于在青少年中普及交响乐的李德伦也许没想到严肃音乐如今在“发烧友”中落地生根。
第8版(周末)
专栏：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介绍
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一年秋，日本侵略者进犯河北易县，马宝山等五名八路军战士奉命登上狼牙山棋盘陀主峰，执行阻击任务。日军集中三千人猛攻山头，敌我力量悬殊，但战士们无所畏惧，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击退了数次进攻，完成了牵制任务。此时，他们弹尽粮绝，便用石头抵抗，最后，宁死不屈，一个个跳下悬崖，气壮山河。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附图片）
图为勇士跳崖前的英姿。
第8版(周末)
专栏：天地一瞬
江水无言 邵奇惠（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