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总设计师”怎样设计中国的“形象”
施芝鸿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科学地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和根本战略，而且全方位地设计了我们的国家“形象”。他认为，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和将要依次经历三次带革命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从“站起来”到“站住了”一直到“岿然屹立”的转变；而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则包括改革开放的形象、“经济大国”的形象、安定团结的形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形象以及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五种形象。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科学地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和根本战略，而且全方位地设计了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全书直接论述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计有１２处之多。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形象”问题是一个贯通邓小平同志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问题，它既联系着“两次革命”，又联系着“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既联系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联系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既联系着本世纪９０年代的当代中国，又联系着２１世纪的未来中国。
一、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和将要经历三次意义重大的改变
邓小平同志论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有着一个非同寻常的独特视角，这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把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塑造与改变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具体化为革命就是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从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出发，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和将要依次经历三次带革命意义的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它集中地表现为“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４年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曾经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以后，在１９８７年４月更具体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的国家来说，毫无疑问是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位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这一变化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每每谈论起这一变化时，总是既充满感慨又不无愤慨。他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帐是最多的”，“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而得到中国领土最多的则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１５０万平方公里”。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能够站起来呢？邓小平同志指出：“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他还特别强调：“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这确实道出了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沧桑巨变的真谛。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初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面对的是一幅国家“瓜分豆剖”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乱不已，外敌长驱直入的悲惨景象。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华民族奋起战斗，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乃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第一次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这次革命是一次作为“主义选择”的革命，我们靠人民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换了新天，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也叫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这第二次改变“形象”集中表现为“中国活跃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坚如磐石地“站住了”。从第一次改变形象时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到第二次改变形象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站住了”，不仅反映出了中国革命的递进与深入，而且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中国“形象”的广度与深度都进一步拓展了。
为什么我们国家和民族还会有第二次改变“形象”的问题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第一次革命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是“救中国”的问题。只有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但在“救中国”的任务完成后，“发展中国”就成了主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的问题上，我们又经历过许多曲折，这些曲折归结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在于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这一番话，相当透辟地回答了为什么我国在第一次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还要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相应地也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国家和民族还要经历第二次改变自己“形象”的问题。
如果说，我国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同正确地进行了“主义”的选择相联系，那么，第二次革命之所以也能取得巨大成功，则是同正确地进行了“政策”的选择相联系的。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站得住”，可以说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实行了以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为主要特点的第二次革命。所谓“政策的重新选择”就是“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些新政策非常见效，它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新的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因而受到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如同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一样，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也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经常用一种欢欣鼓舞、与民同乐的口吻和笔调描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民族“形象”的新变化。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又比如说，“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到处“是一片兴旺景象”，“光景一年比一年好”，等等。他把这些变化归结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活跃反映在各个方面，既有思想的活跃，也有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活跃。活跃才有活力，有活力才有活路。
到下世纪中叶，当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中国的“形象”还将发生第三次变化，这次变化将集中地表现为中华民族以“富强、民主、文明”的崭新形象“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常向人们谈到下世纪中叶的美好前景。他说：“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２０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８００到１０００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５０年的时间，达到人均４０００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１５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从建国起，用１００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一辈革命家，总是目光如炬地向着２１世纪中叶，表明他一直在考虑着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２１世纪的问题。如前所述，１９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２０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战斗、走向振兴的世纪，而２１世纪则将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世纪。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总是一再强调：“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是这样来概括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这意义深远的第三次“形象”改变的实质的：“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和将要经历的三次意义重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从“站起来”到“站住了”一直到“岿然屹立”。这是“总设计师”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设计的总体“形象”。
二、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要向世界展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五种“形象”
邓小平同志不仅高瞻远瞩地设计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总体“形象”，而且还精心设计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具体“形象”。这些具体的“形象”设计充分体现了他的科学理论和战略思想，因而从把握这些具体“形象”入手，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理论的科学体系。在邓小平同志的具体设计中，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应当向世界展示的主要有五种“形象”：
第一是“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是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所一再强调的，有时是从领导班子的角度讲，有时是从给予国内国外一种什么印象的角度讲。比如，他提出：“要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又比如，他强调，中国“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些话都是作为“政治交代”来讲的，因而就具有格外不同寻常的意义。
为什么中国必须永远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呢？邓小平同志首先是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指出，对于改革开放这样的大方向、大政策，“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人民担心我们会变”。因此，“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的改革开放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开放”，“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这样，不仅可以“使人民放心”，而且也可以消除国际上对我们的各种猜测和担心。其次，小平同志是从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角度来强调中国必须保持改革开放“形象”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比如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正是从尊重这些客观规律出发，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重要的是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再就是绝不能重新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如果走回头路，只会回到贫穷落后状态”。他还把这些包涵无数大道理的规律性认识高度概括为两句话，叫做“改革不搞争论”，“开放不能关门”。
第二是要努力造就“经济大国”的“形象”。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始终十分关注、一再反复强调的。他多次说过，“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大国是人多，土地面积大，小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这表明中国“现在已经是政治大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所谓“经济大国”，就是要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把一个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发达的中国”，以便“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着一些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冷静地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５０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我们造就“经济大国”不是为了称王称霸，而是尽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１／５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他告诫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也不称霸”，“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
第三是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所以反复强调要树立安定团结的形象，首先是基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说，“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负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其次，强调安定团结也是鉴于现实的教训。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动乱不已、战乱不休，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证明动乱不能前进，稳定才能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如果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且一旦出现闹事，不安定，国内搞得乱哄哄的，“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严一些，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前几年依法处理了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刑律的人，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天好起来。”
安定团结包括安定和团结两个方面。安定更多的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的，有时也叫稳定。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大量论述。比如说，“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比如说，“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等等。至于团结则更多的是从决策层、领导层甚至中央核心领导层来说的。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中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只要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谆谆教导都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第四是要保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形象。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形象的设计是全面的。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全面发挥，要求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个基本着眼点出发，他对于那些丧失国格人格，足以败坏社会主义“形象”，败坏我们国家、民族“形象”的种种消极现象不仅深恶痛绝，而且一再要求全党采取严厉措施，严加打击和防范。他强调要不断“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坚决抗住腐败现象”，决不能让贪婪、腐败、不公正现象，以及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现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滋长蔓延、任意泛滥，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那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强调精神文明要立足于建设，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针对“六四”以前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他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五是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对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既是作为中国对外方针的一个根本立足点提出来的，又是作为我们高尚的民族气节来看待的。他一再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还强调，中国现在也还是个穷国，为什么在世界上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地位？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看着别国的脸色行事，不是坐在别人的车子上，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是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当着世界上一股逆流来势汹汹，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之时，邓小平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中国吓不倒”，“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我们决不能示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几年来，西方对我国的制裁已被打破，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巨大威力。今后，我们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决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搞成封闭的国家，同时又一定要把这种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作为精神动力一代一代传下去，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把我们伟大的民族振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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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评介
林远
近年来，刘少奇哲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商孝才同志撰写的《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一项可喜的研究成果。
作者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这项研究，收集了丰富资料，使研究成果条理化，写出该书。
本书除“导论”外，共有十六章，二十一万多字。作者以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的原则，对刘少奇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作者特别指出，刘少奇认为在非对抗性矛盾中，“统一性是矛盾的最基本的性质”。善于利用矛盾的统一性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中的矛盾等等，是刘少奇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在解决党内矛盾方面，他主张“我们的方针应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不是扩大它的斗争性”。他坚决反对那种“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他倡导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党的统一和团结。早在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即指出在我国有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当时国营工厂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属于后者。在国营工厂内部，他强调“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的目的”，而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进行挑拨，来推动与促进这个矛盾的斗争和破裂”。当然，在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方面，刘少奇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及其作用，并不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及其作用。一九五七年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关于矛盾统一性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在当前，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