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解放战争中隐蔽战线的领导者
——记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大事一件
罗青长
１９４７年３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后成立了中央前委、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组成的中央前委，肩负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重任。前委留在敌情严重、条件艰苦的陕北，在十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依靠当地军民，转战陕北与敌周旋，处境极为险峻。
任弼时同志除参与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战略策划、决策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外，还兼任中央支队的司令员，主管整个直属队的工作，同时协助周副主席主管电讯联络和密码通讯工作。
当时，我全国各战场的军民在粉碎了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狂妄计划后，蒋介石又向我陕北和山东两根据地发动了“重点进攻”，妄图集中重兵以消灭我军主力和“捕捉中共首脑部”。
在地面战场上，敌我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这是众所周知的，在空中无线电通讯和密码保密方面，敌我双方也进行着智与力的较量，展开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方面收罗了大批专家和研究人员，包括日本侵略军的专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国专家，他们在南京和各战略地区都部署了专门对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侦测机构和密码破译机构，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其中有日式、美式的，甚至还有一些苏式的无线电侦测仪器，他们千方百计地侦测我党中央首脑机关及我军各级指挥机构的位置、行踪驻地、作战意图、兵力部署等等。
在战争初期，由于我们保密不严，个别电讯机要人员违犯工作纪律，致使我豫西部队的密码一度被敌侦破。我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也曾被敌侦测判定，致使我华东野战军总部屡遭敌机轰炸，使我受到损失。针对这种情况，任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亲自研究了在战时情况下无线电通讯保障和密码的保密问题，并亲自审定了各种应急方案，严令各级军政首长亲自掌管，确保万无一失。
获悉蒋介石每天靠空中侦测的情报来判断我军的动向，制定他的作战计划时，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曾于１９４７年７月和９月，先后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葭县（今佳县）的神泉堡两次召集机要业务会议，研讨对策。这两次会议，根据我敌空中电讯密码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亲自动手，日夜辛劳，反复研究验证操作并同有关机要工作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通讯联络方案以及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要求我们的机要电讯干部既要对党忠诚可靠，又要精通业务，只要以革命精神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并有自觉严格的组织纪律，就可战胜技术虽先进而政治上腐败的敌人。这两次极为重要的机要业务会议的精神，由中央前委通令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在战争中，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常常利用敌人迷信电讯测向的心理，将计就计，采取各种手段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摸不清我军动向，陷于慌乱，穷于应付，使我军捕捉到有利战机歼灭敌人。蒋介石不仅在地面战场打了败仗，而且在空中的电讯和密码斗争这条隐蔽战线同样也打了一个大败仗。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军解放南京后，在接收伪总统府对我党我军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的档案中证实，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核心密码，这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成功的范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领导了这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事关解放战争成败的电讯和密码斗争，作出了鲜为人知的伟大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作为在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过对敌斗争的一名机要战线的老战士，兹值弼时同志９０周年诞辰之际，为缅怀先辈，激励后人，谨书此文，以表对弼时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附图片）
１９４８年３月，任弼时与贺龙（右二）、李井泉（左一）、张子意（右一）在兴县蔡家崖合影。本报照片资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宽容大度情深义重
——深切怀念陈再道同志
胡奇才
陈再道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尽管岁月流逝，往事依稀，但他那种关心同志，爱护下级、肯于助人的精神，却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我红四方面军在陕西西安以南约２０公里处的王曲镇、子午镇，与追击堵截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之后，来到户县庞光镇，准备从这里西走秦岭，翻越大巴山到四川。
陡然间，发现一队队敌兵向总部扑来，把我们和第二梯队截断了。情况十分危急。
上级命令回头援救徐向前总部。当我们冲上去以后，团长孙玉清也带领主力上来了，经过一阵猛打猛冲，很快把截击的敌人冲垮了。给总部解了围。接着，我们又转向西进，边打边退。
就在撤退过程中，我的左膝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负了重伤。我强忍疼痛，咬着牙，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带领部队边打边撤。大约跑出一二里路的样子实在走不动了，才在九连指导员和两个战士搀扶下，于天黑时撤了下来。
一到宿营地，便立刻受到总部和师首长的表扬。
这一枪，虽然没有给我造成终身残疾，但却给我行军走路带来了极大困难和麻烦。第二天，部队要向汉中行进。我的腿痛得厉害，寸步难行。营长陈再道同志见状，说：“政委，你的腿伤得这么重，又没有配上马（那时，我刚当政委，还没有配马），怎么走呢？”他望着我的伤腿，深思片刻，干脆地说：“这样吧，你骑我的马走。”
“那怎么行！你还要指挥部队，跑前跑后哩。”我不同意。
“少跟我啰嗦，就这样定了。”说完，他叫通信员把自己骑的那匹白马牵来，让给了我骑，而他步行前进……
坐在马背上，看到营长跑前跑后，十分劳累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便暗下决心：明天无论如何不能再骑营长的马了。
到了宿营地，团政委张成台找我谈话：“你骑营长的马走了一天，明天怎么办？”
“政委，我的伤不重”。我答。
“路都不能走了还不重，不要逞强了。我找了点钱，想把你安排在老百姓家先养伤，你看行不？”说着，他就掏出几块光洋，要给我留下。
我一时急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知道，留下来等于离开部队，这是万万不行的。可我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回绝政委的好意。就说：“反正我不留下。”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政委说。
“不用考虑，政委。如果你要我留下，不如补我一枪。”我的倔劲也上来了。
政委看我如此坚决，就没有再坚持了，便说“那好吧，明天我让担架队把你抬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营长陈再道又找到我，“胡政委，你还是骑我的马走吧。”
“不！营长。我负了伤，不能帮你的忙，现在两个人的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就够惭愧的了。如果……”
“这有什么关系嘛，我的腿脚利索着哩。”他说完就想走开。
我一把抓住他：“不！不行！如果我再骑你的马，部队战斗力会受影响的。”我坚决不同意。
就在我俩拉扯、谦让期间，团政治处主任王家善同志带着担架队来了。于是，我坐着担架过了秦岭。
试想，如果当初陈营长不让马给我，也许我第一天就会掉队，也许我永远找不到部队，也许……当然，也就没有我胡奇才的今天了。
１９３５年７月，我３３团与兄弟部队在千佛山一带实施防御战，掩护红四方面军西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掩护任务后，上级即电告我们：撤出阵地，随主力北上。路线是：经茂州到芦花、黑水，过草地走毛儿盖。
我们从千佛山撤下来，军长王宏坤一直跟着我们，并带领我们西进到茂州的东面，停了下来。他到茂州城去见王树声副总指挥。王军长走后，我们也要赶路。不多久，我便接到王军长从茂州打来的电话，要我团经过茂州，半夜过铁索桥，然后到雁门关集结北上。
结果我们在茂州走错了路，被王副总指挥在电话里大骂了一通。待我们按指令返回，赶到总部王树声处报告时，我的枪被卸了下来，随即送往交通队，把我关了起来。我骑的那匹马也被没收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羞辱，使我感到很难堪、很窝囊。在禁闭室里，我不断反思，寻找犯错误的原因。找到原因后，我悔恨交加。恨自己太粗心、太大意。辗转思及，无地自容，真想一头撞在禁闭室里。
就在我极度痛苦、彷徨的时候，四军军长王宏坤和１１师师长陈再道都打来电话，要我回四军。特别是陈师长，他对王副总指挥讲：“胡奇才同志走错路是有责任的，但也有客观原因：雁门关，燕门关音相近，一字之差，难免出错；加上没有向导，不懂藏语，还是可以谅解的；再说，他过去打仗勇敢，人又年轻（当时只有２１岁），不如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回我们师，我再好好帮助帮助他。王树声同志见他说得有理，就批准了。于是，我就回到了师长陈再道的身边。
陈师长与我彻夜长谈：他要我认真总结教训，振奋精神，好好工作；他要我心胸放开阔一些，想远一些，正确对待这次挫折；他要我从哪里跌倒了再从哪里爬起来，继续前进……他像对小弟弟一样，关心我、爱护我、宽慰我。看到快过草地了，他又临时给我抽调了一匹小马，说：“没有好马，你先凑合着骑吧！骑着它好过草地。”听着陈师长感人肺腑的话语，看着他诚心诚意的一举一动，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千言万语涌在心头，只说了一句：“谢谢！”眼眶便潮湿了。
从此，我作战更勇敢，工作更积极，考虑问题更慎密。并多次立功受奖。后来，还被提为１１师（是个大师，下辖３１、３２、３３团等三个团）师政委，师长陈再道（时间是１９３５年，这是我们第二次共事）。
我在师部休息了两天，就跟随１１师向毛儿盖进军。
一天，部队快到了毛儿盖，我正在师部休息，不小心，干粮袋被别人偷去了。那时候干粮袋可珍贵了，行军时，大家把它背着；睡觉时，大家把它枕在枕头下面。没有干粮袋，怎么过草地。我把这情况报告师长陈再道，又是他在困难情况下帮助我。他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还说：“丢就丢了呗，把我的干粮拿两碗去。”我坚决不同意。他说：“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于是，他把自己吃的干粮匀出两碗给了我。
两碗干粮，拿到现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争年代、在红军时期，两碗干粮却像金子一样宝贵。捧着这两碗干粮，我激动不已，心想，这哪是两碗干粮？分明是两碗情深义重的种子和金子啊！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卓越的人民外交活动家刘宁一
康永和顾大椿陈宇王家宠
春节刚过，噩耗传来，刘宁一同志与世长辞了。在八宝山送别这位国际知名的人民外交活动家时，凝望着他安详的遗容，许多难忘的往事，油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刘宁一同志，从２０年代开始，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他屡经艰险，不屈不挠，积累了丰富的白区工作、对敌斗争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已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在延安出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解放区工会联合会筹委会主任等职。１９４８年以来，他先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在长期的革命和工运生涯中，特别是从４０年代后期以来，刘宁一同志把他毕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于国际活动，除了在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代部长，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副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
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奋力开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世界工会运动一度出现空前大团结的局面。１９４５年２月在伦敦举行了关于召开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在世界劳动人民渴望建设和平新生活的氛围里，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于同年９月在巴黎举行。当时，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已经在延安成立，邓发当选为主任。党中央权衡大局，高瞻远瞩，做出了要抓住机遇，以参加国际工运为突破口走向世界的决策。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实现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准进行国际工会活动并且已经有了一定国际联系的中国劳动协会，组成统一的中国职工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大会。经过这次大会，成立了全世界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都参加的、统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选举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为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为候补执行委员，刘宁一为候补理事。１９４６年邓发遇难牺牲后，由刘宁一继任世界工联候补执委。党中央指示他同朱学范密切合作，为开展中国工会的国际活动而共同努力。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刘宁一对“劳协”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在对重大国际工运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上，在１９４６年“劳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时，刘宁一遵照党的指示，给予坦诚、有力的帮助，使得“劳协”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增加，以致“劳协”终于在１９４８年推选代表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刘宁一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嘉许。
在新中国诞生刚满一个多月的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根据世界工联的要求，中国工会承担了在北京举行亚澳工会会议的艰巨任务。那时候，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中国正面临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站稳脚跟的严峻考验。尽管条件如此困难，但是为了打破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包围，新中国需要尽快地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支持，所以中国工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下，勇敢地肩负起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国际盛会的重任。刘宁一是筹划和具体组织这次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联系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并强调指出，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运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奋斗。这是第一次在世界工联中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会运动的基本方针，显示出新中国工会走向世界首先是同广大被压迫、被掠夺国家的工人与工会站在一起，高举反映他们的强烈愿望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旗帜。接着，为了进一步推动世界工会运动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能够制订与实行真正切合那些地方实际的工运方针，中国工会在筹备与举行１９５３年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极力建议大会议程除了例行的总报告以外，增加一项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会运动问题的专门议程，这项议程的文件起草和报告人应当由亚非拉国家的工会来承担，并派刘长胜同志参加世界工联书记处的领导工作，同时建议广泛邀请非会员组织，主要是亚非拉地区的独立工会，派代表参加大会，借以体现世界工联坚持国际工会团结的立场，扩大世界工联的影响。这两个首创性的建议，不仅被这次大会采纳，而且从此以后成为历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常规。这是中国工会对世界工联的重大贡献。
刘宁一是中国工会出席世界工会“三大”的代表团团长，为这两项建议的提出和被采纳做了大量工作，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
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亚澳联络局，作为世界工联的地区联络机构。刘宁一作为中国工会的代表，担任联络局委员并主持联络局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亚洲形势，造成中国工会同周边国家工会取得直接联系还存在着许多障碍。为了突破障碍，刘宁一根据世界工联是在联合国享有咨询地位的国际组织，以世界工联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１９５１年乘出席在拉合尔举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之便，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缅甸三国。后来又委派中国工会的其他领导人通过同样的途径，访问了印尼、日本、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诸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工会同上述国家各种政治倾向工会的友好联系。他还通过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活动，出访欧洲，广泛结交了许多国家的朝野名流，增进了他们对新中国内外政策的了解。这些活动，卓有成效地发挥了人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补充与促进作用。
在对外活动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建国以后，中国工会从开展对外活动的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工会加强友好团结。那时候，我们通过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虽然同亚洲国家工会有了一定的联系，但是局限性很大。世界工联在１９４９年由于西方工会的退出，另行成立国际自由工联而分裂。此后，世界工联在前苏联工会的影响下，几乎只限于同各国左倾的工会交往。中国工会要在工会领域推行我国的关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就必须另辟开展对外活动的途径。根据这个要求，１９５２年，由刘宁一主持拟订了全国总工会广泛邀请外国工会派代表团来华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在执行中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党、政领导的全力支持。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在邀请对象上，面向各国的全体工人阶级，并以亚洲和北非国家为重点，对各国不同政治倾向的工会采取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态度，普遍邀请。在邀请方法上，考虑到工会与本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采取公开合法的途径。在接待工作上，以组织外宾实地参观工农业基层单位和各种社会设施以及进行无拘束的交谈为主要内容，既让外宾看到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成就，也不掩饰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以利于他们全面了解新中国的真实状况，消除他们的误解与怀疑，用事实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造谣诬蔑、恶意中伤。在交往中，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的原则，以使外宾在访问期间能够始终心情舒畅、感情融洽。这些思想和做法，是完全不同于某些国家和国际工会组织的信条与作风的，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世界工联领导人的惊异与瞩目，也为中国工会的对外交往活动确立了基本原则。在实施这些原则中，刘宁一同志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在庆祝“五一”节以后组织外宾到外地参观访问时，他多次亲自带队，一路上言谈风趣幽默，同几乎所有的外国工会代表团都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谈。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刘宁一抓住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推动亚非团结的时机，根据“五一”节访华外国工会代表团的愿望，先后精心组织了亚洲工会友谊座谈会和亚非工会座谈会。本着自愿参加、相互尊重、友好协商的精神，会议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自由交换意见，既不做决议，更不以建立组织为目标。这样做，不仅取得座谈会的圆满成功，而且在国际工运中产生很好的影响。
１９５４年，在刘宁一同志和刘长胜同志的具体组织与领导下，中国工会经过系统、郑重地研究，针对世界工联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对世界工联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这个文件体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至今仍然是中国工会在国际工会组织问题上所坚持不渝的。
重视对工会国际工作干部的教育与培养
建国初期，具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很少，以致干部问题成为制约国际活动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宁一同志对于培养外事干部十分重视，抓得很紧。１９５５年在他的决策与支持下，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从各地工厂、企业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好、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从这个国际工作专业班毕业的学员，不仅加强了工会系统的外事队伍，而且输送到了别的部门。许多学员后来成为外事工作的中坚力量。培养外事干部主要还是结合外事工作实践来教育提高干部。每年“五一”节组织大规模国际活动时，刘宁一同志总是通过中央批准，从全国总工会和有关单位临时调集大批干部，包括全总许多企业和部门领导人，组织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学习，包括学习有关文件，就几个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党的基本政策，请中央党政领导同志，如李富春、廖鲁言等，作专题报告。刘宁一同志自己也在活动开始时对做好接待外宾工作的意义与工作要求亲自作报告，在活动结束时又认真作总结报告。这种短期集训，理论联系实际，水平高，收效大，给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刘宁一同志经常向外事干部强调重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并且结合接待外宾、出国访问、实现工作计划等实际工作，布置调查研究的任务，要求干部刻苦钻研。他对外事干部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外事干部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通过言传身教，非常注意帮助干部养成优良的作风，强调在外事工作中要不亢不卑；在讲友好团结时，不应对实际存在的原则分歧掉以轻心；在进行必要的斗争时，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要讲清我们的立场观点，又尽可能避免伤了对方的感情；要牢记外事高度集中统一，切不可自作主张；对外宾既要热情做好服务工作，更要善于做思想工作。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经历过工会国际工作锻炼的干部成长比较快，多年来为我国外事战线造就了不少人才。
刘宁一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党的事业特别是在人民外交战线上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附图片）１９４９年，刘宁一在意大利米兰参加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本报照片资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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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请农民唐老汉当开发南泥湾的顾问。图为朱德（左一）、王震（右二）等与唐老汉亲切交谈。本报照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