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讲文明，从我做起”
——张明德和他的德育教研室
本报记者赖仁琼
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却经常以各种方式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他没有干出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周围的人都夸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他，就是北京化工学院副教授、德育教研室主任张明德。他和他的同事们以己示人，校园里吹起一股文明新风。
爱的暖流在校园涌动
１９８９年３月，张明德为八七级上德育课时，得知一位名叫钱芳的学生患白血病后仍坚持学习，十分感动。交谈中方知这位以乐观态度对待不治之症的学生当时正面临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缺一笔巨额手术费做骨髓移植术。
张明德决定以募捐的方式筹款，这一想法得到院团委的支持。张明德连夜赶写了倡议书，呼吁全院师生向钱芳伸出援助之手……
倡议书在全院引起强烈反响。你５元，他１０元，还有捐几十元、上百元的。一位新疆来京出差的人得知消息，也捐了１００元。除教职员工、学生外，连家属、小孩和附近单位的人都赶来捐款。短短几天，大家共为钱芳捐款５万多元。
张明德的妻子李淑香提起此事十分感慨。她说：“那时，我们家生活条件挺差，他月薪９７元，上有老，下有小，我收入也低，家里也挺需要钱。”但张明德把钱芳的事告诉妻子后，她很理解。丈夫拿出３００元悄悄放进任课班级的募捐款里而不让登记。事后，据知情者说，张明德是全院个人捐款数额最多的。
后来，钱芳病情恶化未及手术病故，但这件事对全院教职员工震动很大。那些日子，化工学院涌动着一股爱的暖流，人与人之间变得更为关心、友善，“热心肠”也多了起来。
“谁有特殊困难，课后来找我”
化工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些来自贫困的农村。据调查，月生活费不足１００元的占４０％，而无家庭经济来源、仅靠副食补贴和奖学金共５０来元生活的特困生占１０％。这几个数字常使张明德深感不安。平时，有学生急需三五十元，他知道后总是慷慨解囊。张明德说，见到特困难的学生，我就觉得应该尽点责任。张明德每给一个新班级讲课，最后总会特意说上一句：“谁有特殊困难，课后来找我。”
果然有学生来找张明德，八九级的特困生刘治平来自四川山区，张明德一面告诉他如何申请特困补助，一面又设法为他找些抄书稿之类的活儿干，以增加收入。第二年，刘治平父亲种植的烟叶歉收，家中两个上高中的弟弟学费无着，刘治平便产生了辍学的念头。张明德得知这一情况十分着急，他对刘治平说：“如因别的原因，我无法阻止你离校，但若仅仅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完成学业。从山区考上大学不容易，你千万别辍学！”
在张明德的鼓励、帮助下，刘治平除了继续利用课余时间抄书稿，还利用假期去校外打工。那些工作也都是张明德出面为他奔走联系的。毕业离校时，刘治平除了留下对这所美丽校园的无限眷恋，还留下了对张明德老师的无限感激。
这些年来，张明德帮助了多少个刘治平？谁也未曾留意。但那些接受过他帮助的学生不仅顺利渡过了难关，而且也从张老师身上领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两年前，德育教研室年仅２７岁的王秀巧老师患脑瘤住进了医院。在人生巨大的不幸面前，她坦然以对。两次开颅手术，术后的放疗、化疗反应，王秀巧都咬牙挺了过来。她何以能承受如此痛苦而始终坚强、乐观呢？除了自身的毅力、亲人的照顾，还与张明德和教研室老师们的鼓励、帮助分不开。集体的关怀使王秀巧备感温暖，病情一度缓解，她就提出回校上班。张明德没有同意她的要求，但教研室被评为北京市德育会员先进单位时，特地请王秀巧来校与大家照了张集体照。瞧，照片上的王秀巧（右二）笑得多甜！
张明德和他的同事们都不富裕，但今年３月从报上看到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后，他和教研室的刘长顺、盛刚每人又拿出３００元……
“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好”
“高校德育教育几起几落。”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赵素贞说：“但我们学院始终坚持较好，这其中就有张明德的功劳。”
前些年，高校德育缺少教学大纲，队伍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化工学院坚持为学生开设了思想品德、法律基础、成长修养、职业道德等几门德育课。实践证明，几年的德育教育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
张明德讲德育课不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经常结合学院和身边的人与事，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人生的哲理。他坚持一个原则：自己不理解的不讲，做不到的不讲。所以，每当张明德向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讲起钱芳、王秀巧等师生的经历，并理直气壮地由此阐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时，不仅很有说服力，而且极受学生欢迎。
张明德一点一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次，河北一印刷厂为教研室承印一批教材。运来部分新书后，工厂将发书单弄丢了，他们以为只给了１万册。张明德马上告诉人家：“不对，已经给了１．３万册。”对方十分感动：“那你填１．２万得了。”但张明德还是坚持填了１．３万册。事后，有人和张明德开玩笑：“你真傻，多拉３０００册，你们不就可以白赚９０００多块？”张明德笑笑：“咱教德育的老师怎能干那事儿？讲文明，应该从我做起。”
两年前，人民大学毕业的盛刚分到化工学院任教。开始他对张老师不太理解，认为他是苦行僧，但经过一段的共事，他对张明德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盛刚由衷地说：“张老师学术上是我的老师，生活上也是我的老师。”
“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好。”张明德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管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们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同时，还应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自我，多做些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附图片）
张明德（右三）和他的同事们。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小蚂蚁做出大学问
——记金陵蚂蚁研究治疗中心教授吴志成
本报记者孙健
说起蚂蚁，吴志成教授那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顿时露出笑容：“我知道蚂蚁怎样过日子，怎样说话，怎样结婚生子。”他这辈子与蚂蚁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４７年，１２岁的吴志成在家乡辽宁昌图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小小年纪，只能当个卫生员。辽沈战役打响，炮火连天，小卫生员在临时的战地医院跑前跑后地忙。机枪班长王立功腿上中了弹，肿得如同水桶，伤口化脓，药品奇缺，无法医治。吴志成急得直落泪。有位老乡告诉他一个祖传偏方：用蚂蚁煮水洗伤口，用炒熟的蚂蚁研粉敷伤口。
东北的９月已是秋风瑟瑟，地上看不到蚂蚁，吴志成就和他的战友一起挖蚁洞，不到半天工夫就捉了六七桶蚂蚁。他们用大锅煎了几桶蚂蚁水，替伤员洗化脓的伤口……七八天后，机枪班长王立功又健步如飞了。他用这种方法治愈了许多伤员的伤。
１９５６年，已是三等乙级残废的吴志成离开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一家工厂的职工医院当医生。一天，他翻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发现有蚂蚁的记载。后来又从中药杂志上查找到关于蚂蚁含有蛋白质、核黄素的记载。
理论和实践的碰撞，使他突发奇想：用蚂蚁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病人。
初试身手，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又治疗了上百例，效果也十分明显。
类风湿是一种以关节病变为主的全身免疫性疾病，由于病因至今不十分明确，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尚无特效根治疗法。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至少有１０００万人患有此病。
吴志成用蚂蚁治好类风湿病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小诊所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一些医院愿高薪聘用他并与他携手合作从事蚂蚁治病防病的开发研究工作。出于对部队的深厚感情，吴志成欣然受聘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门诊部，在他的参与主持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蚁疗中心——金陵蚂蚁治疗研究中心。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重新站起来，吴志成和他的助手们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全国３０多家医疗、科研单位给予全力合作，掀起了一片空前的蚂蚁研究热。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蚂蚁研究史上，对蚂蚁的营养、药理及毒性所进行的第一次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
研究结果，蚂蚁含有高能的草体蚁醛，其蛋白质高达４０—６７％，还有人体内必需的２８种游离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最令吴志成兴奋的是蚂蚁的高锌性，这恰恰是治疗严重缺锌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极需的成分。为此，“中心”开设了蚂蚁治疗类风湿病专科。在纯蚁粉的基础上，佐以部分名贵中药，研制出“蚂蚁类风湿灵”。经过４万余例患者临床验证，总有效率达９７．９％，其中治愈率占２０．９％，显效率占４３．１％。
大连纸箱厂的吴玲，１８岁那年患了类风湿。北京、上海各大医院都去过了，前后用去４万多元。但病情越来越重，以至关节僵直，手脚变型，骨瘦如柴，不能下地活动。１９８６年，她从报上得知吴志成发明的“蚂蚁粉”能治她的病，立即写信给吴志成。两年过去了，到了１９８８年春，吴玲扔掉了双拐，走上了工作岗位。如今，她成了厂里的供销员。１９９２年秋季她结婚后，特意写信给吴志成：“是你给了我幸福的生活”。
吴志成教授开创了蚂蚁医用研究由民间偏方向科学殿堂进军的里程碑。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总政治部主持下，“蚂蚁类风湿灵”在北京通过临床鉴定。消息传开，美国、日本、荷兰、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患者也慕名而来。
１９９２年，吴志成研制的“蚂蚁类风湿灵”获全军科技进步奖；“蚂蚁壮骨酒”、“蚁王口服液”在第二届营养品、保健品、医药品博览会上双获金奖。同年７月，吴志成应邀出席第１９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由他撰写的《蚂蚁保健医疗前景》被作为唯一一部蚂蚁应用研究论文集。国际昆虫学会主席加伦在大会上评价说：“用蚂蚁治病并进行药效研究，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新闻
谁在杭城“跳楼”
本报记者赵相如
春风吹皱了西湖水。一夜之间杭州便幻化出新景观：装饰豪华的精品屋有了醒目的“大拍卖”，专售服装的商厦标出了“大减价”，大街小巷不少商店贴出“大出血”、“跳楼价”……
其所跳之“楼”高达３７万
有家“皮毛城”在服装大厦、华联商厦标出“跳楼价”：一件紫貂大衣原价４６．８万元，削价３７万，卖价为９．８万元；青鼠狼长大衣原价９．８万，现卖３．８８万；水貂大衣原价３．９８万，现价１．８８万；也有１０００到３０００的削价皮衣。推出这次大拍卖的许老板说：“大削价一是因为换季，二是为了取得轰动效应，打响我们皮毛城的知名度。”那件轰动杭州的紫貂皮大衣挂在那儿，成了人们长见识的标本，参观者络绎不绝。直到大拍卖结束，这些削价如此之巨的高级大衣仍然问津者寡。
如此“跳楼”，是耶非耶，议论鹊起。
“一件衣服要顶３辆桑塔纳，定这么高的价干什么！”
“就是削到９．８万，我不吃不喝要干２０年才买得起。”这是一位大学讲师。
有个搞商业的干部对记者说：“虽然市场价格放开，可是任何商品不外乎原料加工资加税加利润，这个价高得太离谱了。”
“价定得高，削得也狠，等于打二折，反而给人一种印象：这家皮毛城的价不可信。”这是一位来自嘉兴的顾客。
一位营销商说：“服装季节性很强，经营风险大。当令时要赚足，落令时亏一点，这都很正常。你要时髦，而时髦是要付出代价的。”另一位经销商却认为：“暴利不适合国情。此时，国营大商场就有责任以价格稳定来维护市场秩序。”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该说，价格放开后，随市场出现波动是必然的，可那价格之“楼”如若高在云里雾里，“跳楼”、“自杀”也只会让人感觉是“狼来了”。
“楼”层不高节节跳
冬令时俏销的绵羊绒、珍珠绒、水洗夹克、男式太空棉夹克衫，如今在一些著名商厦里，打对折就可以买到。音响、彩电降价２００到４００元。各种款式的皮鞋、旅游鞋堆在商店门口随顾客挑选。
有位姓金的女士花８０元买了双原价１５０元的棉皮鞋，她笑着说：“很合算，到冬天买就要多花１倍的钱。”男式太空棉夹克从１８０元降到１１０元，在解放路百货商场被抢购一空。二轻工贸大厦门口挂着一排排长裤，尺寸、颜色齐全，随挑随试，顾客见打了三至六折，不买有点可惜。即使爱赶时髦的人，得知有的时装店因为拆迁等原因削价处理商品，也赶了去。在合资企业当秘书的邵小姐花３２０元买了一件粉红色的羊绒外套：“这件外套早就想买，原价６００多元太贵，现在如愿以偿了。”
削价处理的冬令服装和鞋袜被当成主角推出。有位经营羊毛衫的老板对记者说：“只要资金周转，这批东西卖亏点我都不怕，因为钱能生出钱来。”
３月２５日，“工联”百货商场推出“递减销售，一时一价”，上午１０点起所有商品价下浮１．５％，随时间推移，每过１小时，价格就下浮１．５％，到晚上快下班时，等于所有商品都打八五折，因为这时候顾客最多。这番苦心，恐怕也是为了让死物早日变成活钱。
也有一些店家尽管再三削价，依然门庭冷落。面对陌生的市场营销学，他们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
谁人愿当冤大头
有不少餐饮业、娱乐业给顾客赠送“贵宾卡”，凭卡可享受九折或八折的优惠。如今一些商厦也学到了这一手，据说是为了打开商场的知名度，说到底，还是为了促销。
如今，老百姓手中确实有钱了，但有钱并不一定愿当冤大头，一味去买华而不实的高价货。一分价钱一分货，确属优质高档商品，价格再高，也会很快售罄；问题是有的产品档次不高，随意定高价牟取暴利，这个现象已引起群众普遍不满。有位“圈里人”告诉记者：“服装行业的利润率比餐饮业还高，几乎在３００％以上，有的根本就不管商品实际价格，一味抬高价格，迎合少数‘大款’的虚荣心理，损害了多数消费者的利益，扰乱了价格秩序。”（附图片）
杭城百年老店边福茂鞋店拥挤的一角。虞先法摄
廉价商店再廉价，10元一只的真皮腰包仍无人问津。 虞先法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都市一景
寻医问药
——请跟我来
姜宛君
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救护车停在北京站前广场，这就是专为外地来京求医者设立的寻医问药咨询站。
“附近有大药店吗？”“有没有晕车药？”“哪儿买甲亢平？”……３月２７日，笔者在这观察了一段时间，只见来打听药店、问医院的人接连不断，三位咨询员应接不暇。车里还配备有一些常用药，如感冒通、止痛片、晕车药等。
咨询站是由健康报信息开发中心、北京站地区管理处、北京急救中心联合开办，由健康报负责咨询，自３月１日开办以来，已接受了将近３００例的疑难病咨询。
“本站设立，一是为大家服务，尤其是为外地来京的求医者提供寻医问药的方便，二是为宣传我中心办的医药保健信息台１６０１１２２。”健康报信息开发中心总经理宋世琦说。
咨询站还为求医者介绍名医、专家，推荐特色医疗诊所，预约医学专家会诊，协请护士、护工，帮助办理门诊、挂号、住院等手续。提供从接站到离京的一条龙服务。这种服务就要适当地收点费。
咨询员耿文英说：外地人乍到北京，两眼一抹黑，没法找医院。我们给他们介绍合适的医院，使他们少走了冤枉路，少花了冤枉钱。
这时，正好来了一位黑龙江鸡西市的年轻人，为他母亲咨询。
“请问哪个医院治疗糖尿病比较好？”“要中医还是西医？”“要中医。”
“你就去广慈糖尿病专科门诊部吧。”
咨询员把医院的电话号码和交通线路告诉对方。
这位年轻人对笔者说：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是抱着打听打听的心情来的，刚巧看到了这个咨询站。明天，我们就上医院看病去。收费２元钱不贵，挺方便的。
总经理宋世琦说：“咨询站要持续办下去，今后要治疗一些简单病，等到天气稍暖后，还要延长每天的咨询时间。”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让决策经受时间考验
——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符孟彪一席谈鲍洪俊
本报记者鲍洪俊
符孟彪，面庞黝黑，年方不惑，慎言敏行，当过农场场长、省农垦总局副局长，三年前调任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工作虽变动频繁，秉性却始终如一，与其聊叙，叹其耿介，感其心志，略记一二。
我来自基层，深知稼穑艰辛，我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候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哗众取宠、妨碍百姓的事，我过去不干，现在不干，今后也不会干。
什么叫维护群众利益？符合群众利益与得到群众拥护还不完全是一码事。有时群众顾虑眼前利益多，你的决策还需要从全局利益着眼。这时，即使你的决策可能暂时受到部分群众甚至领导的误解，也要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要坚信正确的决策终究会赢得理解和支持。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来临高已经３年，我做梦也想发展得快些。可我心中的开放不是热闹一时的炒地热，不是盲目放任的开放热。
临高地处海南岛的西北角，看似偏僻，其实是块风水宝地，县内的金牌港可建２２个万吨级深水泊位，是今后海南的第一大港。
开工在即的琼州海峡过海轮渡、琼岛西环铁路、西线高速公路均从临高境内通过。临高以金牌港开发为龙头，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成为介于海口洋浦之间的又一个经济中心。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目标。我意识到，这块宝地不好好规划、开发，对不住全县人民，对不住子孙后代。搞一个好的规划，比建几栋高层大楼重要得多。规划完成了，没有大公司进来，宁肯慢一点，也不能迁就虚热虚快，糟蹋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
如果急功近利，把土地使用权急着脱手换钱，拿这些钱去给干部发点工资、奖金，或者修修道路，盖点宿舍，肯定会赢得一片赞誉。但老百姓能得到实惠吗？是拣芝麻丢西瓜呀！类似教训海南有过不少，临高不能重蹈覆辙。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投资方，金牌港口新城开始从蓝图变成现实，临高真正坐上了大特区改革开放的特快列车。
现在常有人问我：“是什么绝招使得临高在海南外部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下，又热了起来？”我说：“将个人的名利毁誉置之度外，让你的思维、决策服从人民的利益，经受时间的考验”。（附图片）